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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94號 | 三 | [] | （一）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係公平正義理念之具體實踐，屬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為貫徹此原則，俾展現財產變動關係之公平正義，並使財產犯罪行為人或潛在行為人無利可圖，消弭其犯罪動機，以預防財產性質之犯罪、維護財產秩序之安全，刑法對犯罪所得採「義務沒收」之政策，並擴及對第三人犯罪所得之沒收。又為預防行為人不當移轉犯罪工具、犯罪產物，或於行為時由第三人以不當方式提供犯罪工具，而脫免沒收，造成預防犯罪之目的落空，對於犯罪工具、犯罪產物之沒收，亦擴大至對第三人沒收。故不論是對被告或第三人之沒收，皆與刑罰、保安處分同為法院於認定刑事違法（或犯罪）行為存在時，應賦予之一定法律效果。從而，於實體法上，倘法院依審理結果，認為第三人之財產符合刑法第38條第1項（違禁物）、第38條之1第2項（犯罪所得）法定要件之義務沒收，或第38條第3項（犯罪工具、犯罪產物）合目的性之裁量沒收，即有宣告沒收之義務。對應於此，在程序法上，本諸控訴原則，檢察官對特定之被告及犯罪事實提起公訴，其起訴之效力當涵括該犯罪事實相關之法律效果，故法院審判之範圍，除被告之犯罪事實外，自亦包括所科處之刑罰、保安處分及沒收等法律效果之相關事實。進一步言，沒收既係附隨於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法律效果，則沒收之訴訟相關程序即應附麗於本案審理程序，無待檢察官聲請，而與控訴原則無違。（二）沒收，屬國家對人民財產權所為之干預處分，應循正當法律程序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並非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當事人，未享有因被告之地位而取得之在場權、閱卷權、陳述權等防禦權，然既為財產可能被宣告沒收之人，倘未給予與被告相當之訴訟權利，自有悖於平等原則；又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第三人雖非本案當事人，亦應有上訴救濟之權利。因此，鑑於上述第三人之財產權、聽審權、救濟權之保障，以及憲法平等原則之誡命，乃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將其引進本案之沒收程序，有附隨於本案程序參與訴訟之機會，故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中，規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使第三人享有獲知相關訊息之資訊請求權與表達訴訟上意見之陳述權，及不服沒收判決之上訴權，乃為實踐刑法第三人沒收規定之配套設計。（三）為貫徹上揭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規定：「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又第三人既是程序主體，其聲請參與，乃為權利，並非義務，自應尊重其程序選擇權，而有捨棄參與之決定權，同條第3項後段乃明文規定，若其「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法院無庸裁定命其參與。基於第三人欲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其聽審權之實踐，當以預見其財產可能遭受法院宣告沒收，以及知悉其有聲請參與之權利，作為前提。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第1項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於提起公訴前，應通知該第三人，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提起公訴時，同條第2項規定，檢察官除應於起訴書記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並應通知第三人各種相關事項，便利其向法院適時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及為訴訟準備；而起訴後，同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於審理中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得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聲請。」責令檢察官仍負協力義務，俾法院為適當之沒收調查與認定。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沒收，而檢察官未依上揭規定聲請，第三人亦未聲請者，因實體法第三人沒收要件成立時，法院即負有裁判沒收之義務，則為維護公平正義，並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自應裁定命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立法理由第3點更揭明法院應依職權裁定，不待檢察官聲請之旨。其歷史背景，係某些社會矚目之食品安全、重大經濟及金融等有關案件，國人多認有沒收不法財產所得，以維公平正義之必要，乃經立法形成。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而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之心證，為適法公正之裁判，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沒收之宣告，是法院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尚不相違。（四）綜上，對第三人財產之沒收，乃刑法所明定，檢察官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收之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且符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察官之聲請。從而，如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審理中，第三人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並依審理結果，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13 | 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13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 | 一 | [] | 按強制執行係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運用公權力，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藉以實現債權之程序，而依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向債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始消滅，故分配表作成確定後，執行法院固得據以發放分配款，但在交付與各債權人具領前，尚不得謂債之關係已歸消滅，惟執行債權人可受領之分配款，倘經其債權人另案聲請強制執行，並經後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命令扣押，前執行法院即屬該條規定所稱之第三人，得依同法第115條之2第1項規定為提存；如有同條第2項規定情形，即應將債權全額支付予後執行法院，俾扣押及再為扣押各案能合併，依關於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於此情形，自應認前執行法院為提存或支付時，已將分配款交付其執行債權人受領而發生清償並消滅債務之效力，前執行事件債務人即非該款項之所有權人，縱其基於他項債之法律關係，可對受償之債權人主張權利，亦無從在後執行程序，就執行標的物之該分配款，主張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相關法條：民法第309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15條之2 | 民法第309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15條之2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179號 | 一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法院於審查各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類如該條立法理由所指欠缺適當性之情形（即證明力明顯過低，或該證據係違法取得等）後，如認皆無類此情形，而認為適當時，因無損於被告訴訟防禦權，於判決理由內僅須說明其審查之總括結論即可，要無就各該傳聞證據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功能等，逐一說明如何審酌之必要。否則，即有違該條貫徹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精神之立法本旨，亦無助於達成該條尋求訴訟經濟之立法目的。（二）原判決理由欄甲、壹之二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如何有證據能力，業已說明檢察官、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均未聲明異議，經審酌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之理由。上訴意旨指為違反證據法則。顯非適法之上訴理由。（三）刑法上之詐欺取財罪，須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交付，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取得財物，始足當之。因此，詐欺行為包含詐術、錯誤交付、取得等犯罪流程，層層相因、環環相扣，每一環節，皆為構成詐欺犯罪之要件，直到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之結果，始達犯罪終了之階段，在此之前則屬未遂問題。而犯罪之實行，學理上有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吸收犯、結合犯等實質上一罪之分類，因均僅給予一罪之刑罰評價，故其行為之時間認定，當自著手之初，持續至行為終了，並延伸至結果發生為止，倘上揭犯罪時間適逢法律修正，跨越新、舊法，而其中部分作為，或結果發生，已在新法施行之後，應即適用新規定，不生依刑法第2條比較新、舊法而為有利適用之問題。（四）原判決認定楊○○等3人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於密接時間內，2次向同一被害人施用詐術，致同一被害人2次撥付款項，而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且最後取得工程款時已在新法施行之後，如何直接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而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理由，載述甚詳，核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刑法第2條、第339條之4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刑法第2條、第339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 | 三 | [] | 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之狀態，並在此一狀態下實行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刑法第19條第3項並將原因自由行為予以明文化，其類型可分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與「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兩大類，再細分為本具有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而實行犯罪之情形，及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等。是原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於精神、心智狀態正常之原因行為階段，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即符合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而須加以處罰；而行為人雖因己身之飲酒、用藥等，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苟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於飲酒、用藥之初，尚未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前，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其嗣後侵害法益之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仍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又雖無論何種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均不適用同條第1、2項減免其刑之規定，但不同類型對於行為人責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仍有程度上之差異，仍可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而有區分之實益。尤其是情節最重大之罪（死刑），於卷內資料已顯現行為人有服用過量酒類之證據時，縱當事人並未聲請調查，法院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有此重大關係利益事項之發現，亦應依職權調查行為人有無上開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如屬同條第3項之情形，亦應調查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並將之列為量刑因子之一。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第57條 | 刑法第19條、第5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324號 | 六 | []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係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為其構成要件。其中與「被拍攝」並列之「製造」，並未限定其方式，自不以他製為必要，更與是否大量製造無關。是以，祇須所製之圖畫等物品，係顯示該未滿18歲之被害人本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像等內容者，即足當之。而自行拍攝照片或影片，係屬創造照片或影片之行為，應在該條項所稱「製造」之範疇內。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 | 四 | [] |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於該案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得例外承認僅以審判中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一般而言，均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缺一不可。故如犯罪事實未經司法警察予以詢問，惟檢察官訊問時已否認犯罪，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已否認犯罪，檢察官其後未再訊問，即令嗣後於審判中自白，均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然若被告於司法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初始，雖均否認犯罪，惟嗣又表明願意認罪之意，則若檢察官於起訴前「未再」或「漏未」探究被告是否確欲自白犯罪，致其無從獲得減刑寬典之機會，無異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於此情形，倘被告於嗣後之審判又自白犯罪，應再例外認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二）本件王○凡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雖於民國105年10月12日警詢時均矢口否認，並辯稱電話通聯內容只是純粹聊天等語，於105年10月12日檢察官偵訊時，復對檢察官逐一就原判附表一編號17至29各次犯行訊問其有無販賣毒品予藍○宗時，供稱：「我的確是有賣給藍○宗3至4次的安非他命，他常常打電話給我，我沒有賣那麼多次給他，我警詢時都有說了，我有在105年7月31日、9月9日（臺灣○○店）、9月29日（御○園ＫＴＶ停車場）賣給藍○宗安非他命」等語。雖未就上開部分自白犯罪，惟其於105年10月12日偵訊末尾時，已先表達：「（是否承認販賣安非他命？）承認。」等情；嗣於105年10月17日具狀表明：「（前略）懇請庭上，能否讓被告王○凡對一下監聽譯文，只要是我有犯的，一定會坦然面對法律的制裁，懇請鈞長能給被告王○凡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等語。檢察官因此於105年10月27、28日分別提訊王○凡，並就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以外之行動電話通訊監察譯文逐一提示王○凡辨認及訊問，王○凡亦於確認提示部分後自白犯罪，然檢察官卻「漏未」提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部分之通訊監察譯文，致王○凡無從就該部分為自白。嗣王○凡於審理時就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全部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均自白犯罪，揆諸前揭說明，就王○凡所犯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部分，自應例外認其於偵查中亦自白犯罪，王○凡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雖原判決關於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部分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惟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自可據以為裁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418號 | 四 | [] | 起訴事實及法條，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具有提示、限定審判對象之範圍，以突顯攻擊防禦目標，避免突襲性裁判，暨預告既判力客觀範圍之機能，與公平審判原則、保障被告防禦權之憲法上訴訟權至為攸關。惟應允其於一定範圍內得予變更，以簡省司法資源之負擔，並得迅速實現國家之刑罰權，避免被告重複應訴訟累，然為免過度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訴訟主體地位及其防禦權。上開各項衝突價值之衡量，亦應為「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界定標準，共同形成變更起訴法條之界限。就此，法院為衡平程序參與者之不同利益衝突，應於審理時告知程序參與者，以補充「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標準過於抽象所致之不足。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 |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467號 | 五 | [] | （一）刑法第55條關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係將「論罪」與「科刑」予以分別規範。就「論罪」而言，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犯罪宣告時必須同時宣告數罪名，但為防免一行為受二罰之過度評價，本條前段規定為「從一重處斷」，乃選擇法定刑較重之一罪論處，實質上係連結數個評價上一罪而合併為科刑上一罪，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名可置而不論。是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仍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在內，否則，在終局評價上，無異使想像競合犯等同於單純一罪。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和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且該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並規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第8條第1項前、中段亦規定：「犯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已針對罪責評價上輕微者，及自首或提供司法協助，而有悔悟之具體表現者，賦與法院免除其刑之裁量權，於此類情形，刑罰既經免除，用以補充刑罰不足之強制工作，自無所依附，無從宣付。（二）本件依原審認定之事實，第一審就被告之行為分別依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二罪名，分論併罰（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仍諭知刑前強制工作），固有未妥。原判決則以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一行為，亦觸犯加重詐欺及洗錢防制法之特殊洗錢罪名，而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但其理由就此僅說明：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4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其加重詐欺犯行，及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特殊洗錢罪，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之旨。並謂因從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再依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告強制工作。並未具體敘述何以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刑罰勿庸予以合併評價之理由，已屬判決理由欠備。又參之前開說明，被告之行為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參與情節輕微」者，而得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情形？饒堪研求。原判決就此未予剖析釐清，並於理由內加以論敘說明，遽行判決，難謂適法。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之4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 | 一 | [] | 按人民之財產權固應予保障，但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觀憲法第15條、第23條規定自明。而公寓大廈住戶有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如該住戶為區分所有權人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該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所明定。就私有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言，強制出讓制度雖係限制該區分所有權人財產權之行使，惟依其立法意旨，乃在該區分所有權人有嚴重違反對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義務，致無法維持共同關係者，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得向法院請求出讓該違法者之區分所有權，以維護住戶間之公共安全、社區安寧與集合式住宅之管理，提昇居住品質。此即基於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所為必要之限制。故在適用上，自須審酌其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衡平性等一切情形，俾兼顧該區分所有權人及全體住戶之權益。相關法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10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557號 | 一 | [] | （一）修正前監獄行刑法第1條既明示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之立法本旨。查其規範內容適用範圍除監獄管理人員外，尚及於受刑人、指揮執行之檢察官等，並明定法務部巡察、檢察官考核監獄等項。則監獄管理人員等公務員對於主管監督事務，若明知而違反監獄行刑法或依同法第47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7條規定者，自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違背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就前述辦法之法律性質何屬等爭議，囑請國立○○大學表示法律上意見，有應依職權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誤，顯然曲解前述法律與法規命令之性質。（二）按受刑人攜帶或由監外送入之財物，經檢查後，由監獄代為保管。受刑人之金錢及物品保管辦法，由法務部定之。修正前監獄行刑法第6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因監獄收容受刑人眾多，為維護公共衛生及團體秩序，對於送入飲食或物品之份量等，宜有限制規定，同法第70條乃明定，送入飲食及必需物品之種類及數量，得加以限制；其經許可者，得逕交本人。另依同法第93條之1規定由法務部訂定之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款規定，送與受刑人之飲食及必需物品，應予檢查。其種類及數量應依後列規定限制之：必需物品：毛巾每次以一件為限，破損不堪使用時，准再送入。該施行細則第85條亦明定，准許送與受刑人之飲食、物品或依本法沒入或廢棄之財物，應設簿登記。上訴人等依所任監獄戒護科管理員之職務，為維護受刑人財產法益及公共衛生、團體秩序，明知依上開法律及施行細則之規定，由監獄外送入之財物、飲食及必需物品，應經檢查、保管或登記，並依規定限制其種類、數量，經許可者，始得逕交受刑人。（三）原判決因而針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乃公務員不待他人意思之合致或行為之參與，其單獨一人亦得完成犯罪，並非學理上所謂具有必要共犯性質之「對向犯」，不得引用「對向犯」之理論排除共同正犯之成立。說明公務員與無公務員身分之人，如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共同對於該公務員主管之事務，圖無公務員身分者之不法利益並因而使其獲得利益，自得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及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論以圖利罪之共同正犯。自無不合。參考法條：監獄行刑法第1條、第47條、第69條、第93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 監獄行刑法第1條、第47條、第69條、第93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635號 | 二 | [] |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且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縮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固為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所明定，惟並未排斥民法第128條之適用。則票據上權利，於票載到期日或發票日，其權利之行使於法律上為不可能或存有障礙者，其消滅時效仍應自其權利可行使時起算。且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據記載之文義為認定，係為保障善意之執票人，以維票據之流通性，至於票據授受之直接當事人間，就票據記載外所存在之事項，並非不得援用為彼此抗辯之事由。從而，執票人就其與發票人間，如確有票據權利於票載到期日或發票日尚不能行使之障礙，自非不得據以對發票人為法律上主張。而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發票人對於執票人起訴者，其地位與被代位人自行起訴並無不同，執票人自亦得以上開事由對代位人為抗辯。相關法條：民法第128條、第242條。票據法第22條 | 民法第128條、第242條。票據法第2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10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666號 | 三 | [] | 按為達成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及改良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減租條例採取限制出租人須於一定條件下始得終止租約，收回耕地。然租佃雙方原本即可合意終止租約，如經合意終止，既未違反承租人意願而收回耕地，未侵害耕地承租人法益，與上開政策並無違背。是原承租之耕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由租佃雙方當事人為合意終止時，亦應許承租人依該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請求出租人為補償。相關法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 |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10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725號 | 一 | [] | （一）1.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將因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已不再適用之原規定：「犯本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人者，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修正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上開銀行法沒收之規定，係在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7月1日施行）刑法修正沒收規定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犯銀行法之罪者，應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有關沒收之規定。至其餘關於沒收之範圍、方法及沒收之執行方式，仍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實際合法發還排除沒收或追徵、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及第38條之1第3項沒收之代替手段規定之適用。2.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從而，事實審法院既已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之部分，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被害人、賠償數額尚屬欠明，即認無需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俾與刑法第38條之1所揭示之立法意旨相契合。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3.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17條前段雖有明文。惟犯罪所得之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再者，得發還之犯罪所得，以經實際依法扣押者為限，未經扣押部分，自無從發還被害人。至於金錢為替代物，重在兌換價值，雖不以原物為限，但因已混同，亦無由依上開規定先行發還各該被害人，必須俟判決確定後再行處理。檢察官依法實施保全扣押被告財產之處分，經執行扣押結果，雖扣得部分財產，但不足以返還所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損害。部分被害人雖於審判中聲請發還扣押物，惟因本案另有其他被害人存在，其他被害人遭違法吸金之款項亦在其中，自無從於裁判確定前，先行就扣押物單獨發還予該聲請之被害人。4.本法律爭議，如採肯定說見解，於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審判程序中，事實審法院即應先行調查確定其等求償之數額，並予扣除後，始得就餘額為沒收、追徵之宣告。其數額欠明確時，即不宣告沒收、追徵，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既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又無法依部分被害人之聲請發還扣押物，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若採否定說見解，被告犯銀行法之罪，如有犯罪所得，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情形，法院無須於審判程序先行確定其等求償之數額，除扣除已實際合法發還者外，僅於主文中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旨即可。俟判決確定後，於執行程序中，由執行檢察官依「檢察機關辦理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之發還或給付執行辦法」（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4項授權行政院訂定）之規定，辦理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之發還或給付，對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保障，將更為周全。（二）上訴人5人均係該集團之成員，是否獲有報酬，而有犯罪所得，原審就此未予調查、釐清，已有未合。其逕以上訴人5人參與本案違反銀行法之非法吸金犯行，共犯吸金規模均已逾數億元，而依卷內相關資料觀之，除部分被害投資人經退還部分投資款項外，仍有絕大多數被害投資人之投資款項未獲返還或賠償，顯然本案多數被害人所受損失仍未全部受償。從而，就上訴人5人共犯非法吸金之金額，雖屬其等於共犯期間該集團之犯罪所得，其個人縱有獲得分配部分報酬（上訴人5人均否認有獲分配報酬），惟既仍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特別規定，而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等語。不但調查未盡，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38條之1、第38條之2。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317條 | 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38條之1、第38條之2。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31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 | 二 | [] | （一）我國刑事訴訟，採彈劾主義，對犯罪之追訴與審判，分由不同之機關職掌，非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或由自訴人提起自訴，法院無從逕予審判，依此法則運作，在審判程序，乃由法院、自訴人（或檢察官）及被告形成訴訟結構之三面關係，以居於中立第三者之法院，基於自訴人（或檢察官）、被告雙方所為之攻擊、防禦，就自訴人（或檢察官）所追訴之案件，判斷國家具體刑罰權之存否及其範圍。法院審理之案件，乃由「被告」及「犯罪事實」兩部分所構成，是自訴人（或檢察官）請求法院訴追之案件，須為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實。至如何特定被告之身分，自應由自訴人（或檢察官）於提起自訴（或公訴）前查明，即便不知所欲提起自訴對象之姓名、住居所等資料，亦需查明客觀上足資辨別之特徵，以特定訴追之對象，並避免累及無辜之第三者，殊無聲請法院調取名冊及照片，供其於眾多人員中指認確定，視法院為其訴追輔助機關之理。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至第163條之2，係規定在該法第一編總則「證據」章中，於第二編之公訴、自訴程序均有適用。而由前述「證據」章開宗明義於第154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第1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第2項）。」足徵證據調查之目的係在確認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有無，亦即在使法院對於被告被訴案件形成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心證，而非為特定被告身分而設。是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規定聲請調查之證據，當以與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關聯性者為限，倘當事人聲請調查者無關犯罪事實之認定，自非屬該條項所規範得聲請調查之範疇，縱其所聲請調查者，非屬同法第163條之2第2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亦無何調查之義務可言。至同法第163條第2項固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惟此乃以合法之起訴為前提，法院因而負有實體審理、以實體判決確認國家刑罰權有無之義務，始有為「發見真實」，而依職權調查之權限甚至義務，殊無不問起訴是否合法有效，均得率以「維護公平正義」為理由，而課予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確認國家刑罰權有無之義務之理，此不可不辨。（二）原判決本此意旨，於理由中敘明：上訴人雖提供案發當日錄影畫面並圈畫員警照片，主張乃足資辨別所自訴「不知名之員警等」之特徵，惟經原審函請相關單位提供上訴人所圈畫員警之個人資料、所屬單位及編號，惟均獲相片中員警臉部特徵及清晰度欠佳，無法辨識暨提供相關資料之覆文，是無從特定「不知名之員警等」之身分，自難以確認訴訟之對象。且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制，法院基於審判之公平，應立於客觀聽訟者之地位，關於如何特定自訴之犯罪主體，應由自訴人於起訴前查明，非於審判階段由法院立於自訴人之一方而為證據之蒐集、調查、糾問而為特定，否則即與糾問制度無異。又我國關於犯罪追訴，採起訴二元主義，上訴人既捨由檢察官代表國家訴追犯罪之公訴制度而採取自訴程序，自應擔當公訴人之角色與功能，殊不得因自訴查證困難，即視法院為偵查或徵信機關，任意要求法院職權調查而為上訴人特定被告之身分，因而駁回上訴人就特定「不知名之員警等」身分有關之調查證據之聲請等旨。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20條 | 刑事訴訟法第32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72號 | 四 | [] | 依憲法第16條對於人民訴訟權利之保障，在法院作成判決前，任何刑事被告均享有於法院面前表達意見，以影響法院判決結果的聽審請求權。另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亦規定被告有出庭受審的權利。而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經由程序正義，以實現實體正義，無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因此，為貫徹對聽審請求權的保障，刑事訴訟法也維護被告於審判期日的在場權，例如，被告缺席審判期日時，原則上不得審判（本法第281條第1項）；經合法傳喚之被告，若無正當理由而缺席審判期日，或未經審判長同意而退庭，法院僅能在特定條件下，繼續審判期日，並作成被告缺席判決（本法第294條第3項、第305、306、371條）。否則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法第379條第6款）。聽審請求權固然為憲法保障的訴訟權利，惟並未排除被告處分聽審請求權的自由。具體而言，被告若選擇出席審判期日，固然可以藉此避免自己受到不正當的判決，但也必須承擔出席審判期日對於時間、勞力、費用的消耗，甚或罹患重疾的被告必須冒健康或生命的風險，故被告亦可選擇不出庭聽審，惟亦不容許被告得任意以缺席審判期日癱瘓程序的進行。故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被告藉由上訴又不到庭的方式，延滯訴訟的進行。至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而言。被告有無不到庭的正當理由，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的權利者為限。又被告於審判期日不到庭的理由諸端（如突罹疾病、車禍交通受阻等），有時事出緊急、突然，若確有出於不可歸責於己的原因，縱未事先或及時通知法院，使法院於不知的情狀下為缺席判決，所踐行的程序仍屬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 | 六 | [] | （一）按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ActionTask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二）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800號 | 七 | [] | 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雖然都與性事有關，隱含違反被害人之意願，而侵害、剝奪或不尊重他人性意思自主權法益。但兩者既規範於不同法律，構成要件、罪名及刑度並不相同，尤其前者逕將「違反其（按指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依其立法理由，更可看出係指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傳統方式以外之手段，凡是悖離被害人的意願情形，皆可該當，態樣很廣，包含製造使人無知、無助、難逃、不能或難抗情境，學理上乃以「低度強制手段」稱之。從大體上觀察，2罪有其程度上的差別，前者較重，後者輕，而實際上又可能發生犯情提升，由後者演變成前者情形。從而，其間界限，不免產生模糊現象，自當依行為時、地的社會倫理規範，及一般健全常識概念，就對立雙方的主、客觀因素，予以理解、區辨。具體以言：1.從行為人主觀目的分析：強制猥褻罪，係以被害人作為行為人自己洩慾的工具，藉以滿足行為人自己的性慾，屬標準的性侵害犯罪方式之一種；強制觸摸罪，則係以騷擾、調戲被害人為目的，卻不一定藉此就能完全滿足行為人之性慾，俗稱「吃豆腐」、「佔便宜」、「毛手毛腳」、「鹹濕手」即是。2.自行為手法觀察：雖然通常都會有肢體接觸，但於強制猥褻罪，縱然無碰觸，例如強拍被害人裸照、強令被害人自慰供賞，亦可成立；強制觸摸罪，則必須雙方身體接觸，例如對於被害人為親吻、擁抱、撫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但不包含將被害人之手，拉來碰觸行為人自己的性器官。3.自行為所需時間判斷：強制猥褻罪之行為人，在加害行為實施中，通常必需耗費一定的時間，具有延時性特徵，無非壓制對方、滿足己方性慾行動進展所必然；強制觸摸罪則因構成要件中，有「不及抗拒」乙語，故特重短暫性、偷襲性，事情必在短短數秒（甚至僅有一、二秒）發生並結束，被害人根本來不及或無餘暇予以抗拒或反對。4.自行為結果評價：強制猥褻罪之行為人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在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過程中，達至剝奪被害人性意思自主權程度，否則祇能視實際情狀論擬他罪；強制觸摸罪之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則尚未達至被害人性意思自由之行使，遭受壓制之程度，但其所應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和平狀態，仍已受干擾、破壞。5.自被害人主觀感受考量：強制猥褻罪之被害人，因受逼被性侵害，通常事中知情，事後憤恨，受害嚴重者，甚至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現象；強制觸摸罪之被害人，通常是在事後，才感受到被屈辱，而有不舒服感，但縱然如此，仍不若前者嚴重，時有自認倒楣、懊惱而已。6.自行為之客觀影響區別：強制猥褻罪，因本質上具有猥褻屬性，客觀上亦能引起他人之性慾；強制觸摸罪則因行為瞬間即逝，情節相對輕微，通常不會牽動外人的性慾。誠然，無論強制猥褻或強制觸摸，就被害人而言，皆事涉個人隱私，不願聲張，不違常情（後者係屬告訴乃論罪），犯罪黑數，其實不少，卻不容因此輕縱不追究或任其避重就輕。尤其，對於被害人有明示反對、口頭推辭、言語制止或肢體排拒等情形，或「閃躲、撥開、推拒」的動作，行為人猶然進行，即非「合意」，而已該當於強制猥褻，絕非強制觸摸而已。參考法條：刑法第224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 | 刑法第224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198號 | 二 | [] | 按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不以直接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文字影射使他人名譽受損害，亦屬之。又網路使用者收集、彙整關於特定人之相關文章資料，將之公布於網路平台上供人點選，縱非以直接轉述之形態為之，然其行為既足以傳播文章作者之言論，則倘該言論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該網路使用者明知該事實為虛偽或未經任何查證即貿然為之，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相關法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95條 | 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9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2月至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027號 | 一 | [] | 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固經本院著有104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供參考。然該決議係針對同一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同一期間多次僱請不特定之不知情工人，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同一土地傾倒堆置、回填，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之提案設題事例，所作成之統一見解。至法院受理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是否具有集合犯之關係，仍應依具體個案事證為判斷。倘犯罪主體之共犯不同，犯罪時間相隔一段日期未部分重疊或密接，犯罪地點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場所並不相同，犯罪行為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手法態樣亦不一致，自不能僅因行為人始終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認行為人前後所為之清除、處理廢棄物行為，均係「集合犯」一罪。參考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191號 | 三 | [] | （一）現代進步的刑事司法理念，已從傳統的以刑罰作為中心之措施，轉變成修復式司法，亦即對於加害人、被害人及其等家屬，甚至包含社區成員或代表者，提供各式各樣之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使加害人認知其犯罪行為所帶來之影響，而反省其自身應負的刑責，並藉此契機，修復被害人等方面之情感創傷和填補其實質所受的損害。易言之，現代刑事司法的功能，當賦予司法更為積極的正面方向，自傳統的懲罰、報復，擴大至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及修復，正義因此得以更完美彰顯。故西元2002年之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根據此一理念，研擬出「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我國法務部亦於99年6月22日，以法保字第0991001305號函訂頒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1種，並於101年6月28日檢討修正，實施階段可以包含審判。法院雖不當然受其拘束，但既有助社會安定，並於人民福祉有利，且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自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二）林○雄於向本院提出之上訴理由狀內，並迭次表示：願意提出所有田地、汽車，供甲女的父、母執行取償等語。依原審於更審前所調取之林○雄5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有資料明細表顯示，古○強、黃○雲、陳○儒、何○軒等4人雖皆無財產，但林○雄卻擁有田地1筆及汽車1輛。則基於前述「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原審倘能命林○雄5人於法庭上，努力與甲女之父、母對話，並協商具體解決前揭賠償的問題，藉以填補、修復甲女的父、母實質所受之損害及情感創傷，並使林○雄5人認知其本案犯罪行為所帶給被害人家屬之影響，而反省其自身應負的刑責，且願用餘生賺錢踐履前開賠償責任，即非不得藉此重新審視有無宣處林○雄死刑之必要，以示慎刑。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 刑法第5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193號 | 一 | [] | 按工會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依人民團體法第14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工會固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被上訴人工會章程第12條亦規定：「會員如有違反第11條規定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妨礙本會名譽信用，由監事會或會員檢舉屬實者，得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權、罰鍰、除名等處分，惟除名處分應經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函報主管機關核備。」惟除名處分係將會員排斥於工會以外，如工會與事業間存有僅工會會員得享有特別利益之團體協約及其他關於工作條件之特別約定，或工會於所屬事業具有獨占性時，工會所為除名處分有顯著損害會員之財產上利益或影響工會會員憲法上結社自由之虞，即屬對會員之重大不利處分。則工會行使對會員之處罰權時，除應參照其行為之情節，具體嚴謹認定具備法令及章程所定之除名事由外，其處罰之選擇，亦應符合公共秩序及社會相當性之原則，始得謂其除名決議為適法有效。相關法條：人民團體法第14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第5 款。 | 人民團體法第14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第5 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 | 二 | [] | （一）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但經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諾或有急迫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於夜間搜索或扣押者，應記明其事由於筆錄，刑事訴訟法第14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則欲在上開處所行夜間搜索或扣押，自以已取得「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諾」或「有急迫之情形」者為限。刑事訴訟法對夜間搜索之實施，既有意予以限制在特定情形下始可實施，基於憲法對人身自由及居住自由、安寧等有關人權之保障，為避免偵查機關實施強制處分之搜索、扣押時，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就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扣押之規定，自不容許任意為擴張解釋，以確保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不致違背法定程序實施搜索、扣押，否則對人權之保障自有不周。是以該條第1項規定之「承諾」、「急迫情形」，均應為嚴格之解釋。而該項之「承諾」，亦應以當事人之自願且明示之同意為限，而不包括當事人未為反對表示之情形，亦不得因當事人未為反對之表示即擬制謂當事人係默示同意，否則在受搜索、扣押之當事人因不諳相關法律規定不知可否為拒絕之表示，而執行之公務員復未主動、明確告知所得主張之權利時，偵查機關即可藉此進行並擴大夜間搜索，變相侵害當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該規定之保護無異形同具文。（二）依卷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106年聲搜字第001343號搜索票下方之注意事項欄第6點，已載明有人住居之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之旨，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持該搜索票執行搜索之時間，依該分局之搜索扣押筆錄所載係自民國106年11月3日23時30分起至翌日即4日零時10分止，執行處所係在臺北市○○區○○○路○段○○○巷○號○樓被告之住居所，執行之依據係出示本件搜索票實施，可見並非以附帶搜索或其他法定方式進行搜索；而其執行經過情形，則僅勾選執行人員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之欄位，其餘關於有人住居之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等欄位則均空白未勾選，其他補充部分亦未載明被告有明示承諾或當時有何急迫之情形，有上開搜索扣押筆錄可稽，嗣被告前後兩次之警詢調查筆錄內亦無表示同意夜間搜索之記載，有其警詢筆錄可參。原判決於理由一、載敘：「本判決所援引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邱○朋犯行之非供述證據，……，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自均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並於原判決理由二、引用該搜索扣押之相關證據資料作為不利被告之論斷依據。然上開搜索時間係於夜間執行及未經被告承諾等情，若屬無訛，則原判決謂本件搜索並無證據證明違背法定程序等語，是否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原判決未進一步予以說明釐清，即遽為論斷本件並無違背法定程序之情形，而認上揭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難謂無與證據法則有違，併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46條 | 刑事訴訟法第14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25號 | 一 | [] | （一）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同條第2項並明定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係專就前述案件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所設之嚴格限制。其立法理由既以：案件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權，因此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明定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以落實嚴格法律審之理由為限，使檢察官、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則該條所稱「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除維持第一審在主文諭知無罪之判決外，自包括第二審法院經實體審理結果，就裁判上一罪案件之一部，維持第一審於判決理由內論敘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形，始合於前述立法本旨。從而檢察官對於裁判上一罪中之一部經一、二審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提起第三審上訴，其上訴理由書狀應具體敘明原判決該部分有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係屬法定要件。檢察官之上訴理由書狀如果未具體指明前述法定事由，法院應以其第三審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若第三審法院誤為發回更審之判決，即屬法院受理訴訟不當之違法，本院所為發回更審判決以及原審法院所為更審之判決（即原判決），均難謂有效，若仍在上訴中者，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原審之更審判決）予以撤銷即足，毋庸更為如何之裁判。若已確定者，既具判決之形式，應依司法院釋字第135號解釋意旨，循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關於上訴第三審理由之嚴格限制，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是類案件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業經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及前述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運用等因素，決定透過法律明定該第三審嚴格法律審之合法上訴要件，俾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並確保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且其目的既在避免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上開經一、二審均為無罪認定之案件一再上訴，影響被告受公正與迅速審判之權利，自無區別該無罪判決之理由究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罰，而異其規範之必要。尤無針對裁判上一罪中之一部經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諭知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另予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從而第二審法院就裁判上一罪案件之一部，維持第一審於判決理由內論敘不另為無罪諭知之認定者，不論其理由係認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罰，檢察官對之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書狀，俱應具體指明原判決該部分有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方為適法。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 | 一 | [] | 本件上訴人2人違反證交法等罪案件，本庭評議後，認為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涉及下列二項法律爭議：（一）關於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或稱非常規交易罪、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是否以真實交易行為為限？（下稱法律爭議一）。（二）行為人以一行為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第3款特別背信罪之構成要件時，應如何論罪？（下稱法律爭議二）。（三）關於法律爭議一：本院先前相同事實之裁判，已有複數紛爭見解之積極歧異。有採肯定說之見解，認為：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係指真實交易但屬不合營業常規之情形；有採否定說之見解，認為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實質並無交易之虛假行為，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範疇。至於法律爭議二，因本庭與本院其他刑事庭先前裁判所採法律見解歧異，且具原則重要性，乃就上開二法律問題應適用之法律見解，於民國109年7月29日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四）徵詢程序完成，關於：1、法律爭議一部分，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同意採否定說。是前揭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上開否定說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此部分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法律爭議一採取否定說之見解，理由為：93年4月28日修正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其立法目的，係以已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等相關人員，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行為且不合營業常規，嚴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益，有詐欺及背信之嫌，因受害對象包括廣大之社會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實有必要嚴以懲處，以發揮嚇阻犯罪之效果。因此，在適用上自應參酌其立法目的，以求得法規範之真義。所謂「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衹要形式上具有交易行為之外觀，實質上對公司不利益，而與一般常規交易顯不相當，其犯罪即屬成立。以交易行為為手段之利益輸送、掏空公司資產等行為，固屬之，在以行詐欺及背信為目的，徒具交易形式，實質並無交易之虛假行為，因其惡性尤甚於有實際交易而不合營業常規之犯罪，自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範疇。不因93年修法時，為期法律適用之明確，另增訂第3款之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背信、侵占罪，即認虛假交易行為不構成前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2、法律爭議二部分，經依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261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109年10月29日以108年度台上大四字第2261號裁定，宣示主文：「行為人以一行為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第3款特別背信罪之構成要件時，應依想像競合犯從一情節較重之罪處斷。」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則關於保護重層性法益之犯罪，究係想像競合或法條競合，應就個別刑罰法律之規範保護目的及立法精神，探究其保護法益之主要、次要關係，並依主要保護法益是否同一定其競合關係。（2）證交法第1條明白揭示「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為其立法目的，可知「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投資」為該法的核心精神。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7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損害者。」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立法理由說明：「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交易行為，嚴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益，有詐欺及背信之嫌，因受害對象包括廣大之社會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實有必要嚴以懲處。」復於93年4月28日修正時，將「致公司遭受損害」，修正為「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並說明：「本條所規定之證券犯罪均屬重大影響金融秩序，且常造成廣大投資人之重大損失，為使法益侵害與刑罰刑度間取得衡平，爰提高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前揭構成要件中所稱「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通常雖指金錢等財物損失，並以損失金額與公司規模等衡量損害是否重大，但法無明文限於金錢等有形之財物損失，如對公司之商業信譽、營運、智慧財產權等造成重大損害者，縱未能證明其具體金額，仍亦屬之。依此修法歷程，足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所保護之法益，並非僅止於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財產法益，反而主要著重在整體證券市場發展、金融秩序及廣大不特定投資大眾之社會法益，屬重層性法益犯罪。（3）證交法於前揭93年修法時，增訂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之特別背信、特別侵占罪。再於101年1月4日修正時，增列「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要件；同時增訂第3項規定：「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以符合處罰衡平性及侵占、背信罪本質為實害結果之意涵，明揭第171條第1項第3款為刑法侵占、背信罪之特別規定，參酌證交法之立法目的，顯將原僅保護公司財產法益之侵占罪及背信罪轉為重層性法益之罪，而使該罪亦兼及保護整體證券市場發展、金融秩序及廣大不特定投資大眾之社會法益。（4）以上二罪雖均屬重層性法益之罪，保護之法益不免互有重疊，但特別侵占、特別背信罪係以行為人侵占或背信致發行有價證券公司遭受之損害，是否達500萬元的量性指標，作為適用證交法或刑法之依據，足見係側重於保護個別公司之整體財產法益，此與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主要在於保護整體證券市場發展、金融秩序及廣大不特定投資大眾之社會法益，明顯有別。（5）綜合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立法目的、構成要件之涵攝範圍及規範保護目的，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與特別背信罪雖規定在同一條項，但二者主要保護法益並不具同一性，非屬法條競合關係，行為人以一行為該當此二罪之構成要件，應依想像競合犯從一情節較重之罪處斷等旨。已就本件前揭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 |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 | 三 | [] |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但此原則並非禁止第二審做出任何不利於被告之變更，而是僅止於禁止「原審判決之刑」之不利變更。依此，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其功能僅在為第二審法院劃定量刑之外部界限，只要量刑結果未超出第一審判決之刑，即無不利益變更的問題。又按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始為適法，此即所謂「罪刑相當原則」。換言之，縱使不論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與否，在第二審法院量刑時本必須遵守實體法的規定，尤其宣告刑不得超出法定量刑空間，在此範圍內「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一切情狀」。倘若第二審認定被告之犯罪情節較第一審為輕微時，基於「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第二審量刑亦應隨之減輕。是「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雖分別出於保障程序上被告之上訴決定權或正確適用實體法的要求，兩者概念應有區別，惟在適用上彼此相互關連。是若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第二審之案件，第二審所認定之犯罪情節，明顯輕於第一審者，若第二審之宣告刑猶等同於第一審，實際上無異諭知較重於第一審之宣告刑，即難謂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 | 二 | [] | （一）「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罪」，係指公務員於購辦公用器材或物品時，故意提高價額（即以少報多），或虛增其中一部分支出項目或數量，使核銷之總價額為不實之增加，而從中圖取不法利益而言。上開罪名係公務員特別重大之貪污行為，因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不法得利之意圖，且行為結果亦有獲取不法利益之情形，故為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圖利罪之特別規定。而該罪亦含有詐欺之性質，且行為人行為之結果亦有獲得財物或利益之情形，故亦屬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之特別規定，而有法規競合之情形，自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重法優於輕法」等關於法規競合之法理，選擇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罪處斷。又上述罪名中所稱「公用器材、物品」，與「非公用器材、物品」之意義相對立，係指供為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下稱國家機關）公務上或業務上所使用之器材、物品而言；縱國家機關購辦該項器材、物品之目的係為發放於民眾使用，例如購辦用以賑災之器材及物品、發放於民眾之公務活動宣傳品、公立學校購辦學童使用之營養午餐、國家衛生福利機關統一購辦用以發放於各醫療院所供公眾使用之特殊醫療、防疫器材、藥品等，均仍屬之。考其立法目的，係在於前揭規定所稱之「公用器材、物品」，或係供國家機關公務上或業務上所使用，或係供公眾或多數人使用，與國家公務、業務或公眾利益、安全具有密切關係，對於該項器材及物品之效能、品質與購辦公務員之廉潔，自應為高度之要求，嚴防其有貪瀆舞弊之行為，故將其中關於購辦公用器材、物品常見之浮報價額、數量之舞弊手法列明於本款，用資防杜，並明示其適用標準。（二）上訴人主辦、規劃及執行○○縣警察局○○隊所舉辦之上述各項專案活動，係以○○縣警察局所編列之預算經費購辦上述活動所需之便當、礦泉水、旗幟、宣傳單等物品，及租用該等活動所需用之舞臺、音響、燈光等器材及施工費用，且該等器材、物品亦係供○○縣警察局○○隊基於其公務宣導而辦理之前述各項專案活動所使用，縱認該警察局購辦該等物品之目的，係為發放於前來參加上述專案活動之民眾使用，但能否謂與該警察局之公務、業務或公共利益全然無關而非屬上述罪名所稱之「公用物品」？依前揭說明，非無商榷餘地。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6條 |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 | 四 | [] | （一）刑法沒收新制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雖已非刑罰（從刑），但仍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又沒收新制，在實體規範上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之財產外，新增剝奪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之財產之規定，而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亦相應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增訂「沒收特別程序」編，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即建構刑法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三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另刑法第38條之2增訂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此項過苛調節條款，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自不分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論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也不管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而森林法第52條第5項規定「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係立法者為使國有森林資源受到保護，避免供犯罪所用之工具，不予沒收而須發還，致使相同工具易地反覆使用，有礙法律成效，乃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以預防並遏止犯罪，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固應優先適用，但法律縱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沒收條款，也不能凌駕於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之要求。換言之，就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以觀，所稱「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仍應區別可能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而踐行相應之刑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容混淆；就運用比例原則而言，不論可能沒收之物係犯罪行為人所有或第三人所有、不分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均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始合乎沒收新制之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二）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規定，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惟該條規定之適用，係以第三人成為參與人為前提。本件檢察官已於起訴書記載聲請沒收甲車之旨，原審依其調查結果，認甲車係第三人所有，但有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因認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惟因檢察官已聲請沒收，基於有聲請即有准駁，因而於當事人欄併列該第三人，而於判決理由為說明（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81點參照），仍與駁回其沒收之聲請無殊，亦於法無違。參考法條：森林法第52條第5項。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 森林法第52條第5項。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442號 | 五 | [] |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目的，係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條定有明文。而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保護遭受家庭暴力之被害人人身安全及保障其自由選擇安全生活方式與環境之尊嚴，家庭暴力防治法內保護令制度所設之各種限制、禁止、命令規定，本係預防曾有家庭暴力行為者將來可能之不法行為所作之前置性、概括性保護措施。若受保護令拘束之行為人明知有保護令所列之限制存在，仍在該保護令有效期間內故予違反，則不問行為人違反之動機為何、有無造成實害等，均構成違反保護令罪，性質上屬於行為犯。且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目的及其保護之法益非僅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且兼及於國家、社會之公共利益，既不容許被害人得以任意處分，更無由行為人得以自行判斷被害人有無違反婚姻忠誠義務，任意決定是否遵守家庭保護令；而基於法律整體保護法益之精神，如非執法人員，除有其他阻卻違法事由外，更不容個人為伸張配偶身分法益，以蒐集他方通姦證據為由，逕自取代公權力，而任意破壞他人居住安寧自由，甚至無視法院依法核發之保護令仍有效存在，否則將逾越社會倫理秩序及法律整體之精神。（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知悉本件通常保護令之內容，仍為違反前開通常保護令令其不得對被害人陳○○為身體、精神上之騷擾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自有違反保護令之故意，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等旨。所為論斷，有卷存事證足憑，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454號 | 二 | [] | 按108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之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3由其管理且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屬之。準此，河川、湖泊等自然公物，倘有納入主管機關管理之事實，或有將之納入管理範圍之必要者，即屬該條項所稱之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如對該自然公物欠缺通常應有之保護或管理，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即構成國家賠償責任。相關法條：國家賠償法第3條 | 國家賠償法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 | 六 | [] | （一）依「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參、「歧異提案」第18條規定：「（第1項）最高法院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依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作成裁判而統一見解之法律爭議，不生裁判歧議之問題。（第2項）各庭受理案件擬就同一法律爭議採取與前項統一見解相異之見解，應依歧異提案之程序辦理。」是於最高法院大法庭制度施行後，原為解決最高法院各庭法律爭議而作成之決議雖經廢止，惟依該決議已作成統一見解之裁判仍產生封鎖效力，法官不得表示與先前裁判不同之法律見解，僅擬就「相同事實（法律爭議）」採取與統一見解相異之見解時，始依大法庭制度之歧異提案程序辦理。（二）本院106年10月17日106年度第1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主要係針對非銀行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依照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者，加重其刑責。則行為人所收受並須依指示代為匯付受款人之金額，是否應計入其犯罪所得之法律爭議，決議採肯定說見解，即認行為人所收受之包括須匯付受款人之款項總額，均屬其犯罪所得。本院並於106年10月19日依上開決議意旨作成106年度台上字第35號判決，惟此判決係針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1億元條款」，是否須加計非法經營匯兌業者所經手之款項所為，與該款項是否屬同法第136條之1應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並非「相同事實」，本院亦無依據上開決議作成匯付受款人之款項應加計於「犯罪所得」內之判決，自無所謂封鎖效力，本庭亦無認應依大法庭制度之歧異提案程序辦理之情形。參考法條：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36條之1 | 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36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 | 二 | [] | 按假執行宣告制度，旨在賦予未確定判決以執行力，使原告得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據以聲請法院對被告實施強制執行，以實現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內容。而為兼顧保護被告之利益，雖設有免為假執行制度，以為平衡；然若因被告不當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而停止假執行程序，致使原告執假執行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內容本可實現，最終卻因免假執行而無法滿足受償，該不足受償部分，自屬原告因免假執行而受之損害，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3條第1項規定，原告就被告所供免假執行之提存物，即與質權人有同一之權利。且此所謂之「不當」，不以被告須負侵權行為責任為限，凡原告最終受有不足受償之損害皆屬之。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06條、第103條第1項 |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06條、第103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567號 | 一 | [] | 本件關於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而詐欺蘇○磯等買受人部分，起訴書係認被告先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第一審就被告上述被訴詐欺取財部分均判決無罪，檢察官就此不服提起上訴，復於原審前審時撤回關於此部分上訴。原判決雖認依此部分起訴事實，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不過是締約詐欺取財之手段，是檢察官所指被告對蘇○磯等買受人之詐騙行為，均應包含行使偽造私文書在內，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就各買受人而言，分別屬裁判上一罪之同一案件，而為4個單一案件，起訴書認應分論併罰，並漏未論述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間具有裁判上一罪間之關連性，顯有錯誤；再參酌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書另指明「被告涉犯詐欺取財部分，被告以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向買受人收取現金」等語，亦已認行使偽造私文書為詐欺取財之詐術之一無誤，則檢察官就第一審判決全部提起上訴，而詐欺取財各罪既與行使偽造私文書各罪間，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自不受起訴書認屬數罪所拘束，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檢察官即不能撤回屬裁判上一罪之詐欺取財罪，其於原審前審時撤回詐欺取財罪之起訴事實，顯不生效力。是以，原審審判之範圍，乃此部分之起訴事實及上訴事實之全部等語。惟原審關於被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既判決無罪，則與被告被訴詐欺蘇○磯等買受人各罪間即無裁判上一罪關係，其間不生所謂之上訴不可分關係，自無審判不可分原則之適用，是關於被告被訴詐欺蘇○磯等買受人無罪部分，已因檢察官於原審前審時撤回上訴而告確定，不在原判決範圍之內，原審就此部分再判決被告無罪，自有誤會，因已具判決形式，應由本院將關於詐欺蘇○磯等買受人無罪部分撤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 | 刑事訴訟法第26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49號 | 二 | [] | （一）按所謂中止犯，依刑法第2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係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而言；亦即，除了具備一般未遂犯的成立要件之外，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自願之意思，客觀上因而中止實行犯罪（未了未遂之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既了未遂之中止），結果之不發生，乃出於自願之中止行為，而非因外在非預期之障礙事由；主觀自願性之要件，是指「縱使我能，我也不要」，此乃與障礙未遂之區別。否則，著手犯罪後，因非預期之外界因素影響，依一般社會通念，可預期犯罪之結果無法遂行，或行為人認知，當時可資運用或替代之實行手段，無法或難以達到犯罪結果（包括行為人繼續實行將會招致過大風險，例如事跡敗露之風險），因而消極放棄犯罪實行之情形，即非因己意而中止未遂，應屬障礙未遂之範疇。（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對未滿16歲之A女利用其熟睡著手性交行為之過程中，見A女二度翻身、拉上棉被，可能即將醒來，始未繼續其性交犯行，並以上訴人放棄繼續實行犯行，既因外在不得已之障礙事由，為免事跡敗露而消極放棄，並非出於自願而中止犯罪，自無中止未遂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25條 | 刑法第2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58號 | 三 | [] | （一）證人現為或曾為被告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與被告訂有婚約者，現為或曾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為其法定代理人者，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證人與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之關係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同法第185條第2項亦有規定。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其特權，旨在免除證人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困境，為確保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法院或檢察官有告知證人之義務。倘法院或檢察官未經明確告知該項權利，即與未經告知無異，若命其具結作證，該證人於此情況下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為貫徹上述保障證人權益規定之旨意，自應認其具結不生合法之效力。（二）依卷內資料所載，上訴人與Α女係翁媳關係，為一親等之姻親關係，檢察官以證人身分使Α女具結作證，Α女依法享有拒絕證言權，檢察官即有告知Α女享有此項權利之義務。然依卷附上開期日之訊問筆錄記載，檢察官並未踐行其告知義務，卻對Α女告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依前開說明，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法，原判決並將該證言採為裁判之基礎，其採證同屬於法有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5條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5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66號 | 二 | [] | (一)刑法學理上所謂「集合犯」，係指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依其本質、犯罪目的及社會常態觀之，常具有反覆或延續實行之特性，此等反覆、延續之行為，於自然意義上雖係複數之行為，但依社會通念，在法律上應總括為合一之評價，立法者於立法時乃將之規定為獨立之犯罪類型，而為包括之一罪。惟行為人反覆或延續實行之數行為，是否均屬集合犯之包括一罪，而僅受一次評價，仍須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始即具有單一或概括之犯意，客觀上反覆多次實行行為是否實現該犯罪之必要手段，以及數行為之時空關係是否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秉持刑罰公平原則加以判斷。(二)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將「有價證券之買賣，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作為處罰之對象，從其犯罪構成要件觀察，尚難認此項犯罪行為本即含有反覆或延續實行之特徵，亦無從認定立法者於立法時已預定該犯罪之本質必有數個同種類行為反覆實行之情形。(三)原判決理由已說明：上訴人等本件被訴對於不同被害人所為多次證券詐偽之行為，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每次詐偽行為之被害人亦非同一，僅係侵害同性質之法益，其等所為之各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亦各具有獨立性，皆可獨立成罪，如係基於概括犯意而為，在刑法修正廢除連續犯規定之前應依連續犯規定論以1罪，在刑法修正廢除連續犯規定之後，則應依一罪一罰原則，予以分論併罰等旨綦詳，核其此部分所為之論斷，於法尚無違誤。(四)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五)行為人有法定減刑事由者，法院祗須援用該減刑之法條予以減輕其刑即可，不以說明其減輕比例、幅度及減輕後處斷刑之上下限度為必要。原判決就其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減輕上訴人等之刑，已於理由內敘明以上訴人等所犯各罪之法定刑為基礎，審酌上訴人等經歷審傳喚證人及調閱資料等相關調查證據程序之具體情形，就其等所犯各罪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減輕其刑等旨甚詳，縱未敘明其減輕之比例、幅度及其理由，亦非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1條。證券交易法第20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 | 刑法第50條、第51條。證券交易法第20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69號 | 三 | [] | （一）證人與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分屬不同之證據方法，其保障有別，證據調查程序亦截然不同，然證人之陳述與被告之供述同屬於供述證據，本諸禁止強制取供之原則，不論任何供述證據，均須先具備任意性，始具證據適格之前提要件。刑事訴訟法第98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出於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正面訓示應出以懇切之態度，負面列舉禁止以不正方法取供，原為同法第192條證人訊問之規定所準用，民國92年1月14日修正時，因同法第166條之7第2項第2款就詰問證人之限制已有明文，故刪除該準用第98條之規定。惟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第2項詰問規定係針對證人合法調查之限制，如有違背，須視當事人有無異議及審判長之處分而定其效果；同法第98條之任意性要件，則是證據適格之先決事實，若有違反，即屬證據排除，二者體系不同、層次有別，無法互相取代，自不得僅因賦予當事人充分行使交互詰問權，即免除證人之陳述受任意性原則之保護。況偵查中訊（詢）問證人，因非以詰問方式為之，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第2項詰問規定之適用，亦有規範不足之處。有鑑於此，刑事訴訟法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第192條證人訊問之規定，恢復準用第98條之規定（109年7月15日施行），再連結到同法第196條之1第2項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及同法第197條訊問鑑定人等規定所準用，即揭明任意性原則，不限於被告之供述，尚及於其他供述證據亦有其適用。又供述證據之任意性原則，乃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必要條件，縱被告並非取供任意性之權利受害者，而是關係第三人，仍應容許被告主張證據排除，俾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是以，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或證人對於證人之證言提出非任意性之抗辯時，即應就此任意性要件之存否先為調查、審認，敘明其證據之適格性，方為適法。（二）原判決以何○○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6、第186條至第189條等規定，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似將對其證言有無經交互詰問，為合法調查範疇，與其證言任意性之有無，係屬證據能力之判斷，二者混為一談，有適用證據法則違誤之處。（三）有罪判決應記載事實，其記載之方法，以文字敘述，或列表方式記載，或文字、列表併用，均無不可。但附表之記載，為事實之一部，不得與文字敘述相矛盾，並應於判決理由內敘述其憑以認定之依據，方屬適法。又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即屬證據上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另行為人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之非銀行收受存款或吸收資金之情形，其因犯罪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多寡，攸關究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之罪，事實審法院自應對此詳為調查審認明白，以資為適用法律之依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8條、第192條、第166條之7、第196條之1、第197條。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 | 刑事訴訟法第98條、第192條、第166條之7、第196條之1、第197條。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70號 | 四 | [] | （一）按審判長、受命法官得曉諭訴訟關係人為必要之陳述，並促其為必要之立證，此要求當事人為敘明之權利，即所謂闡明權。當事人之陳述有不完整、矛盾之情形時，應予指出，給予當事人更正、補充之機會，或於事實爭點未充分證明時，為使其能適當之證明，應促使當事人為證據調查之聲明。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288條之1第2項亦規定，被告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審判長應告知被告得提出有利之證據。又闡明權係審判長訴訟指揮之一種，本此意義，參諸同法第279條第2項前段規定，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受命法官於行準備程序時，自有與審判長相同之訴訟指揮權。從而，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期日訊問被告行使闡明權時，如有不當之誘導訊問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兩造當事人等得向法院聲明異議，法院應就前項異議裁定之。有關此不當訊問之異議，有其時效性，如未適時行使異議權，除其瑕疵係重大，有害訴訟程序之公正，而影響於判決結果者外，應認其異議權已喪失，瑕疵已被治癒，而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二）卷查原審受命法官於民國108年3月27日行準備程序時訊問黃○桂，檢察官並未即時就受命法官之訊問，以有違背法令或不當為由，而聲明異議，此有該次準備程序筆錄可稽。原判決亦未採擷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仍為論以黃○桂運輸第一級毒品未遂罪，檢察官上訴以被告黃○桂受誘導訊問，認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情節嚴重，顯然影響判決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2項、第288條之1、第288條之3 | 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2項、第288條之1、第288條之3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 | 一 | [] | 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違反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之身體、健康，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時，該條所稱「損害額」，包括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金額。本院民事大法庭已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680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相關法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 |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86號 | 五 | [] | 所謂「刑罰裁量」係指法官對於被告的犯罪事實，針對各個量刑因素加以審酌，考量其對社會的一般影響性，以及對行為人處遇是否適當，並參酌刑罰之目的與作用，力求合法、合理、合情之裁量，以實現公平與正義。至就各種量刑事由，應該遵循何種法則與程序，以為裁量之依據，而不至濫用其裁量權，各國有不同之法制，有大陸法系之如德、日諸國之「自由裁量基準」及屬如英、美等國之「法定量化基準」之分。而繼受德國法及日本法為主之我國，基於法官獨立判案而不允許受到任何不當之外在干預，量刑乃屬於法官固有之職權，而由法官依其經驗與論理方式，依據證據而自由地進行裁量，故係採所謂「自由裁量基準」。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刑事訴訟法第2條亦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勾勒出我國量刑基準的法律底線。惟為防止法官權力濫用之可能，故而有以統計學上之「多元迴歸模式」，嘗試建立公式化的量刑基準，即以電腦套裝統計軟體，用以模擬法官量刑之思考過程及其脈絡，此量刑模式之優點在於：1、統一量刑之標準；2、具體落實個別化刑罰理念；3、公開法官量刑之過程；4、表現法官量刑標準性；5、達成法官自律之初步目標；6、可累積量刑資料庫，建構具學習能力之專家系統。但亦有下述亟需解決之缺點：1、量刑缺乏彈性；2、若干特殊犯罪行為與量刑因素之資料不常發生，其代表性難以建立；3、電腦目前仍無法模擬、甚至取代人腦之思考複雜程度等。上述「多元迴歸模式」之優缺點正與「自由裁量基準」互為良窳。司法院建置之「量刑資訊系統」即係以「多元迴歸模式」分析實務判決資料後，依焦點團體建議及調整量刑因子暨影響力大小製作而成（見司法院網站「量刑趨勢系統建議」說明），因其尚未對各種犯罪類型作全面統計，並囿於部分資料無法數值化或取樣不足，且有上述尚無法克服之缺點，僅能供法官量刑之參考，不能據此即剝奪或限制法官審酌個案情節適切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是除無任何理由明顯偏移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刑度範圍外，只要法官係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避免受到法律外之量刑因素（如輿論壓力、人情關說等）干擾，說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而為刑之量定，若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權限，即無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 刑法第5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 | 三 | [] | 按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同法第179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受益人處分其所受利益致利益之形態變更者，其受益於性質上具有同一性，仍應自原請求權得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相關法條：民法第128條、第179條 | 民法第128條、第17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 | 一 | [] | （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不必從屬於主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二）沒收新制在實體規範上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之財產外，新增剝奪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之財產之實體規定；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亦相應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增訂「沒收特別程序」編，賦予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確保其參與程序及尋求救濟之權利與機會。而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為國家對人民財產權的干預，實體上必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尤其對於未參與犯罪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為合理兼顧交易安全及財產權益之信賴保護，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明定於下列3種情形，始沒收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取得之犯罪所得：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至於程序部分，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則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參與刑事沒收程序的權限，確立其程序主體地位。同法第455條之26第1、2項並明定參與人之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該判決應記載裁判之主文、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理由欄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是對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應踐行相關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審理，並於判決記明其主文諭知所憑之事實、理由。俾該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三）（系爭）其中匯入邱○美、林○帳戶內未扣案之詐欺犯罪所得，形式上既為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帳戶內之款項，原判決此部分未予區別辨明，僅泛稱上開款項全為上訴人詐欺犯罪所得，即併就匯入邱○美、林○帳戶內之款項全數對上訴人宣告沒收，復未依第三人參與沒收之法定程序審理，不當剝奪第三人參與程序之機會，且未說明其認定沒收事實所憑證據、應沒收該第三人財產之理由，難謂無適用法則不當及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四）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之再議制度，乃告訴人對於不起訴或一般緩起訴處分聲明不服，請求變更之救濟方法。若再議經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為有理由，而撤銷原處分，令原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其命令一經發布，此前之不起訴處分即失其效力，下級檢察官接受該命令，依其偵查結果，如認應行起訴，而予提起公訴，此乃檢察官該偵查追訴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僅因案件曾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即謂其事證未符起訴門檻。又審級制度，係對於未確定之裁判聲明不服，利用上級審之審判加以救濟而設，故第二審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罪刑，乃第二審法院認事用法之職權行使，無從僅因援引第一審所為論斷，遽指第二審所為相異認定為違法。（五）上訴意旨曲解再議及上訴制度本旨，泛言本件關於上訴人部分曾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復經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顯有合理懷疑，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論處罪刑為違背法令，同非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26 | 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26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 | 二 | [] | 刑法第248條第1項之發掘墳墓罪，係因墳墓乃人類大歸後資為永久安息之處所，為社會普遍所敬重，對於墳墓無故予以發掘，破壞對於死者之崇敬感情及社會之善良習俗，刑法因此設立處罰之規定。又發掘墳墓而於法律保護墳墓之本旨不相違背者，雖不構成刑法第248條第1項之罪，但所謂不違背保護之本旨，係指其發掘墳墓本無不法侵害之故意，徒因有處理權限者，因遷葬或改建等工程上之需要，基於正當事由而起掘墳棺之情形而言。而土地所有權與墳墓之處理權限，既非相同之權利，倘土地所有權人未經得墳墓後代子孫同意或未經法院判決許可等途徑以取得處分墳墓之權限，卻為土地開發而逕自開挖，難謂與本罪保護本旨無違，仍應成立本罪。參考法條：刑法第248條 | 刑法第24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746號 | 二 | [] | (一)有罪判決書事實之認定，必須前後互相一致，且須與其理由之說明，彼此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其事實認定前後不相一致，或與其理由之說明，彼此互有齟齬，即有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又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係以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故論處上開罪名之判決書，對於被告登載不實事項之公文書，是否為其職務上所掌管或具有製作權之事實，必須於其事實內明確加以認定記載明白，並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依據，並使其事實認定彼此間，以及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間，彼此互相一致，始足以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二)原判決事實欄一方面認定上述「擬聘建議表」係該校○○學系行政助理曾○○所填載製作，另方面卻又認定上述「擬聘建議表」係上訴人本於其從事該校○○系專任教師評審職務上所製作，並於理由內為如上相同之說明，難謂無事實與事實，及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究竟上述「擬聘建議表」，係時任該校○○系行政助理曾○○基於其本身職務所製作之公文書，或時任該校○○系系主任之上訴人職務上所製作之公文書？曾○○當時製作上述「擬聘建議表」，究係基於其為○○系行政助理職務上之獨立權責而為？抑僅係襄助上訴人執行該系行政事務之工具角色，為上訴人執行該系行政事務手足之延伸？抑或與上訴人就同一行政流程分別為前後之擔當者，並同為有製作權之人？○○○○○藝術學院○○系對於該系系主任與行政助理之職務權責劃分，暨該系專任教師擬聘審議作業行政事務程序之分層負責明細規範詳情為何？以上疑點攸關上述「擬聘建議表」究竟是否為上訴人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暨上訴人對於該建議表上相關欄位在送交上訴人（即○○系系主任，單位主管）簽核前所應填載之內容是否具有製作權之認定，影響於上訴人本件刑責之論斷，事實未臻明瞭，猶有進一步詳加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審對上述疑點未詳加調查釐清明白，遽行判決，亦嫌調查未盡。(三)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係指公務員對其有權登載或更改之公文書，故意為不實內容之登載或更改而言。而同法第211條之變造公文書罪，則係指對於無權更改之公文書，故意為不實內容之更改而言。二者區別之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有權更改該公文書之內容。若該公文書已經依法製作完成，並經相關單位會簽完畢或已呈由上級決行人員核閱批示，縱為原製作公文書之人，若其已無權更改其內容，而其擅加更改，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應構成同法第211條之變造公文書罪，而無成立同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之餘地。(四)惟公務員簽辦公文並已送請其他相關單位會簽意見呈核後，負責決行之主管如對於該公務員所簽辦公文之內容有所疑義或認為不妥時，固可加註意見退回原簽辦單位，或請原簽辦單位前來說明；而公文原簽辦單位若於決行主管退回公文或要求說明或更正時，此時該簽辦公務員就該單位原先簽辦之公文內容倘有所補充或變更，若該公文有會簽其他單位之必要，仍應將補充或變更後之公文重新會簽其他單位簽註意見後再呈主管核閱決行，不得將原先簽辦之公文內容補充或變更後，未經其他相關單位重新會簽，即進行其他公文流程或逕交由主管核閱決行，此舉無異架空其他會簽單位之意見，而逸脫其他會辦單位對該公文之會簽職權。蓋會簽單位原先在該公文上所簽註之意見（或未表示意見），係依據簽辦單位原先簽擬公文之內容而決定，若簽辦單位在其他相關單位會簽完畢後，始補充或變更其原先簽辦公文之重要內容，復未再送請其他會簽單位重新會簽，即進行其他流程或逕送主管決行，則其他會簽單位原先在該公文上所簽註意見（或未表示意見），已因簽辦公文內容事後變更或補充而失卻正確之依據，故此項事後變更重要內容之簽辦公文，與未經其他單位會簽無異，自須再重新送其他單位會簽，否則不僅與公文會簽之旨意有違，且影響原先在該公文上會簽人員責任之釐清。因此，原先簽辦單位自不得於經其他單位會簽完畢後，擅自變更原先簽辦公文之重要內容後進行其他公文流程或逕送主管決行。(五)上訴人於該校院教評會複審完畢，暨前述其他行政單位在該「擬聘建議表」上會簽完成後，始擅自將該建議表上「順位」欄更改為「面試序號」，並在「單位主管簽章」欄旁再行為前揭不實之註記，顯足以影響在該「擬聘建議表」上相關簽註人員責任之釐清；且蔡○○、黃○○等人當初在上述「擬聘建議表」會簽時，若發現其上已有上訴人所為之更改註記，其等絕不會在其上核章，甚至會將該「擬聘建議表」退回○○系。可見本件上訴人在該校院教評會複審完畢，暨前述其他行政單位在該「擬聘建議表」上會簽完成以後，應無權擅自將該建議表上「順位」欄更改為「面試序號」欄，並在「單位主管簽章」欄旁再行為前揭不實之註記。原判決認為上訴人於該「擬聘建議表」上修改註記時，仍有該部分文書之製作（修改）權限，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論上訴人以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依上述說明，其法律見解容有商榷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211條、第213條、第216條 | 刑法第211條、第213條、第21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 | 二 | [] | 109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338號（一）警察法第2條明定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可見警察勤務除偵查犯罪之司法職責外，尚及於預防犯罪之行政勤務。相應於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警察偵查犯罪之司法程序規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預設功能，則為規範警察預防犯罪行政勤務之作用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下稱酒測）之檢定；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此類攔停、酒測、檢查等，均為警察執行行政勤務之方式，與偵查犯罪之搜索等強制處分，均屬對人民基本權干預，雖其目的旨在預防危害，性質上僅屬刑事犯罪偵查之前置階段，其干預之程度應依比例原則作目的性限縮，然警察因認上開具危險性之交通工具上駕駛人、乘客，有事實足認有犯罪之虞，而對交通工具進行檢查時，因正瀕臨犯罪發生之際，執法警員之人身安全與相關事證之保全與取得，厥為考量之重點，基於刑事訴訟法就拘提、逮捕被告之際，為防免被告攜帶兇器危及執法人員與湮滅隨身之證據，於被告得立即控制之範圍內，明文賦予執法人員附帶搜索權限之同一考量，警察為執行上開規定之行政勤務而檢視、搜查該交通工具時，自不應僅囿於該駕駛人、乘客本身，而應擴及於駕駛人、乘客可立即控制之範圍。又刑法第62條關於自首規定之所謂「發覺」，固指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行為人而言，然不以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若依憑現有客觀之證據，足認行為人與具體案件間，具備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而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其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者，即屬之；此與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偵查犯罪公務員之工作經驗，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於犯罪發生後，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或反應異常等表現，引人疑竇等情形，尚未能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而僅屬「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之情形不同。（二）本件警員係因上訴人乘坐之汽車行車不穩，疑似酒駕而攔查，於查驗身分之際，自呈開啓狀態之車門，一望即發現上訴人所坐之副駕駛座位下方腳踏墊上有一手拿包，經詢問，上訴人否認為其所有，且稱不知內置何物，警員見其言詞閃爍，神色緊張，復慮及上訴人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前科，且經試提上訴人自行交付之手拿包，並自外觸摸，頓覺極具重量，可能置有槍械，乃曉以大義並勸諭上訴人，嗣上訴人始自行打開手拿包，警員見及包內之槍枝，上訴人乃承認其持有該槍枝等情，業據證人即查獲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槍、彈之警員葛○興，於第一審審理中證述甚詳，且質諸上訴人對此部分證言，亦表示無異議，有該審判筆錄可按。則觀諸此次執行勤務過程，警員如何認定上訴人所乘坐之汽車，係上開規定所指之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而依法攔停實施酒測；於查驗身分時，如何一目瞭然見及上訴人座位下方，屬上訴人立即可控制範圍內之手拿包，如何認其內有金屬製違禁物之疑慮，如何對上訴人曉以大義而得以未施用任何強制力，即由上訴人自行打開手拿包，並查獲該包內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槍、彈，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尚無違背法定程序之情事。參考法條：刑法第62條。警察法第2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 | 刑法第62條。警察法第2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817號 | 三 | [] | 司法實務上對於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採取其尿液之處分，係為便利執行鑑定，以判別、推論有無施用毒品之犯罪事實，而對人進行採集之取證行為，此種對人之身體不可侵犯性及隱私等基本權造成干預、侵害，而具有強制處分性質，須合於法律保留原則。因此，我國對於強制採尿，可分為（一）鑑定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1規定，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核發許可書，由鑑定人為採尿處分。（二）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強制採取尿液，此又分為1、屬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5條規定之應受尿液採驗人，經合法通知其於指定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強制採驗；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於採驗後，即時報請檢察官補發許可書；2、對於經合法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祗須於有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之規定，無須令狀或許可，即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強制採尿。惟除前開強制採尿之外，另有法無明文之「自願性同意採尿」，以類推適用性質上相近之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搜索，及第133條之1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扣押之規定，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出於自願性同意，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告知得拒絕，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於實施採尿前將同意之意旨記載於書面，作為同意採尿之生效要件。又此所謂之自願性同意，係以一般意識健全具有是非辨別能力之人，得以理解或意識採尿之意義、方式及效果，而有參與該訴訟程序及表達意見之機會，可以自我決定選擇同意或拒絕，非出於警方明示或暗示之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施壓所為同意為實質要件，尤應綜合徵求同意之地點及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同意者之主觀意識強弱、教育水準、年齡、智力程度、精神狀態及其自主意志是否已為警方以不正方法所屈服等一切情狀，加以審酌判斷。若不符合上揭強制採尿及自願性同意採尿，而取得尿液之情形，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則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就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之判斷其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33條之1、第158條之4、第205條之1、第205條之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5條 |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33條之1、第158條之4、第205條之1、第205條之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875號 | 三 | [] |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旨在鼓勵被告於犯罪後勇於自新，並防止證據滅失以兼顧證據保全，便於犯罪偵查。此規定係對被告所予之寬典，是有無符合自白要件，應就其所述之實質內容是否涉及「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的承認或肯定」而有助於犯罪之偵查為判斷。至其動機、詳簡、次數，嗣後有無翻異，皆非所問。再因犯罪事實乃犯罪之全部活動及其結果，於有相當歷程時，本難期被告能作全面之供述，故於判斷何為「犯罪事實主要部分」時，自應綜合考量其已交代之犯罪事實與未交代之犯罪事實之危害程度、是否為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係事實之抗辯或僅主張有阻卻事由、對犯罪發現有無助益等各種相關因素。尤其被告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是否肯認，前後供述有所反覆時，仍應依前揭標準而為判斷，不能以其後翻異其詞或隱瞞犯罪事實之重要部分，即否認其之前已成立自白之效力。（二）經查，洪○賜於民國101年5月30日偵查中聲請羈押訊問時，曾向法官供稱：我開登記聯單給蔡○富，蔡○富沒有給我好處，只說可能會包紅包給你，但後來沒有包給我，先前怕入罪，所以不敢承認，後來聲請羈押想到小朋友，還是認罪好了，我知道這是不合規定的，但只是想要幫他，蔡○富沒有因此招待飲宴或提供其他好處給我等語，法官並因其供述諭知其犯罪嫌疑重大而予羈押。以上事證倘若無誤，洪○賜所稱「（蔡○富）只說可能會包紅包給你」一詞，是否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之事實為坦承之意？如屬肯定，因「期約賄賂」與「收受賄賂」犯行，係屬同一犯罪之階段行為，並為罪質相同之同條項犯罪，能否謂非對該貪污犯罪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即有研求之餘地，原審未詳為剖析釐清，遽認其上開供述非屬自白犯罪，縱其業於第一審審理中自白及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仍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即非適法。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882號 | 二 | [] | （一）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定有明文。又犯罪是否已經起訴，應以起訴書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所記載之「犯罪事實」為準。而此「犯罪事實」之重要內容，包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所組成之具體「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基本社會事實。是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表明起訴之特定犯罪，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除須足使法院得確定審判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以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就犯罪之時間、地點、方法、態樣，以及適用法律有關事項之記載，如存在「無礙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明顯錯誤，法院固應予以究明及更正，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並無明顯錯誤，則不得逕以更正方式，而就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裁判，並置原起訴之犯罪事實於不顧。所稱「無礙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明顯錯誤，係指文字顯然誤寫，或與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憑卷內證據有顯著不符等情形而言。至於檢察官與法院斟酌卷內事證，而為不同之認定者，核屬所為判斷正確與否之事項，應不在其列。故法院應依據起訴之「犯罪事實」重要具體內容整體評價而為論斷，於「無礙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及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行使之前提下，始得依據調查所得之證據綜合判斷以認定犯罪事實；倘已影響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仍自行認定犯罪事實逕予審判，即係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且等同於就起訴之犯罪事實未予判決，而併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及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二）就具體個案而言，例如被害人以被告涉犯殺人未遂罪提出告訴，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則就所指殺人未遂事實經審理後，無論評價為殺人未遂，或重傷害，或重傷害未遂，或普通傷害，或普通傷害致重傷，其論罪法條與起訴事實縱有不同，自屬同一犯罪事實；又法院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地點，縱與告訴或起訴事實並非完全一致，而仍屬該告訴或起訴之具體事件者，亦無礙於犯罪事實同一性。就涉犯毒品案件而言，所起訴之毒品交付行為，如於其所指之事件即其時間、地點、對象、數量、價額等仍屬同一者，無論審理結果認定為販賣毒品，或轉讓毒品，或合資購買幫助施用毒品，均無礙事實同一性。然如被告係經查獲涉嫌多次販賣（交付）毒品之犯行，而其各次犯行時間甚為接近，被告、證人之供證甚至有含混不一之情形，檢察官擇其中事證較為明確之犯行提起公訴，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罪時間、地點即具有特定起訴犯罪事實之效力。法院於審理後，就起訴書記載之犯罪時間、地點之該次販賣毒品之行為，予以判決，固無不合；然如法院認定之犯罪時間、地點與起訴書所載未必一致，即應依卷內資料詳予審認其是否無礙於犯罪事實同一性。即依卷內資料可認被告另涉有販賣毒品嫌疑，然因檢察官並未就該次犯罪嫌疑部分提起公訴，而僅就其認為事證較明確之部分犯罪事實提起公訴，惟審理結果，認起訴部分尚屬不能證明，另發現未經起訴部分，則有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此時不能認起訴書之犯罪事實係屬誤載而無礙事實同一性，逕予更正而為審判，亦即應就起訴部分以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判決，至於另認事證明確部分，因未經起訴，即不能予以判決。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第268條 | 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第26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2983號 | 三 | [] | （一）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以多數決之方式議決法律案及決定法律文字。在法律案制定過程中，政府主管機關、立法院委員會，甚或是個別立法委員，皆會在不同階段參與法律條文之創造或修訂，彼此間對於法條內容可能都有各自的觀點或詮釋，經由討論、協商、議決而形成法律條文，可謂是諸多參與者共同合作之成果。故究其實際，所謂立法者在立法當時所表示之意思，係多數之集合意思，表達於法條文字之中，而與法條之內涵融為一體，自非參與者個人之主觀意思。何況法律公布之後，即脫離立法者而獨立有機的存在，絕非僅是立法者意志或立法史的拓碑，而是與社會關係配合發展之生活規範，從而，解釋法律若須探求立法意旨，主要仍應取決於立法者表現於法條文字之客觀意思，而非立法機關或立法委員個人參與立法程序當時之主觀見解。是以立法委員個人對於法案之說明，尚難據此認有拘束法院解釋法律之餘地。又刑罰法律係吾人社會生活之規範，故法律用語應以通常方式，依一般人所理解之意義而為闡釋。若法條文字並無抽象晦澀或有複數解釋之可能性，依文義解釋結果，法律之用語已明確並符合法規規範目的，即不應另為引伸，要無捨文義解釋再以他法別事探求之必要。（二）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是「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均係該條項規範之對象，非僅以前者為限，而後者所稱「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為一般用語，並非法律專有名詞或晦澀模糊之語詞，顧名思義，依一般人理解應係指標案本不會發生該結果，卻產生如此不正確之結果。因開標乃採購人員之職務，若對採購人員行使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即屬該行為態樣之一。而同法第48條第1項所設須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乃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爭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藉以製造出確有3家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招標機關誤信參與投標之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存在，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即屬同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罪，基此理解，並未逾該條項之文義。縱就體系解釋而言，應從法律條文在法律體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編章節條項款之前後關連位置，或相關法條之法意，闡明規範意旨，不能侷限於某一條文內部項次結構。觀諸政府採購法針對廠商之保護除處罰第87條第1項之強暴、脅迫等行為外，尚包括第87條第3項之詐術行為；而針對採購人員之保護，於第90條至第91條僅處罰以「強暴、脅迫」手段使採購人員違反本意為採購決定或洩密，體系解釋上若不將對採購人員施用詐術納入第87條第3項之處罰範圍，則因「開標是否不正確」與普通刑法詐欺罪之「得利或取財」構成要件有異，將造成特別法歸責上之體系漏洞，且與針對廠商之保護不相平衡。另考究政府採購法之立法歷程，對應上開第87條第3項條文草案規定「以詐術、藥劑、催眠術或其他不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固本係針對防止妨害廠商投標而設，於審查過程中，審查委員會主席黃○鐘委員補充加上「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等字句，經詢問當時審查之立法委員之意見，之後即照建議修正條文無異議通過。劉○良委員當時並補充稱：「加上『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等文字是較恰當。本席從事建築工程，知道這方面常常發生問題，固然有以詐術、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但有些還是可以投標，不過會導致投標結果發生差異，因此這時必須視同犯了使人無法投標的罪，也就是說，加上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會更為周延」等語，有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預算、財政、法制、司法、內政及邊政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1份足資參照（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24期委員會紀錄），然從上開立法歷程中，僅能就歷史解釋得出當時有討論到對廠商施詐術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情形，尚無從得出立法者「有意排除」對採購人員施詐術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結論，是於文義範圍內，即使綜合前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方法，亦應認上開條文包括對採購人員施詐術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為適當。（三）原判決說明賴○鈴代表富○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富○公司）邀同其他本無意投標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工程標案之公司陪標，並提供各陪標公司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標案押標金及告知其等應投標金額之區間，以詐術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理由。復敘明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範對象除投標廠商外，尚及於招標機關，賴○鈴以前開不法手段，使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各工程之招標程序，僅具形式上比價之名，實質上由富○公司單獨控制得標之價格，已破壞政府採購之市場機制，使辦理招標程序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而予以決標，致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極為明確。故賴○鈴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自當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憲法第62條、第63條。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90條、第91條 | 憲法第62條、第63條。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90條、第9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 | 四 | [] | 按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同法第41條並規定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系爭鑑定係因縣府相關單位會同興○公司及京○公司等人員，自102年9月11日至同年10月1日，前後9日，就系爭工程，在相關地點，實施現地鑽心檢驗，結果顯示MRC鑽心試體多數無法呈現柱體型或厚度明顯不符契約規範情形，惟因興○公司對上開抽查結果之公信力存有疑慮，縣府乃於102年10月21日委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此有廉政署偵查報告、相關稽核紀錄、簽到表、照片及系爭鑑定報告可按。亦即縣府前述之稽核檢驗，以及委託鑑定，均係本於職權，依法行政，於法並無不合。惟系爭鑑定因非由檢察官或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規定囑託做成，而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不能認係該法所定之證據方法。然系爭鑑定事涉公益且具時效，行政機關為及時取得現場且具價值之資料，委託適合之機關或人員鑑定，確有其必要。因此，若能擔保鑑定人之適格，鑑定方法及過程符合一般程序，並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賦予當事人就以上事項詰問之機會，經法院判明後，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208條。行政程序法第36條、第41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208條。行政程序法第36條、第4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 | 一 | [] | 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給詐欺犯，嗣詐欺犯將之作為被害人匯入款項之用，並予提領，行為人是否成立一般洗錢罪？因實務上有採肯定說者，亦有採否定說者，個案如仍由法官各自本諸其法律確信為判決，將因所持不同見解，致異其結果，有違公平原則，認此屬實務上新興、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問題，有統一見解之必要性，因此，本庭以此法律問題具有原則重要性，於民國109年6月16日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惟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311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認為：㈠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是否成立一般洗錢罪，須處理下列3項核心問題：1.一般洗錢罪與特定犯罪係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特定犯罪僅係洗錢行為之「不法原因聯結」，而非該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特定犯罪之既遂與否和洗錢行為之實行間，不具有時間先後之必然性，只要行為人實行洗錢行為，在後續因果歷程中可以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即得以成立一般洗錢罪，並不以「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特定犯罪所得已產生」為必要。2.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立法說明第4點，已敘明有關是否成立該條第3款洗錢行為之判斷重點「在於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收受、持有」，即不以「明知」為限，且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之洗錢行為並無「明知」之要件，在解釋上自不能限於確定故意（直接故意），仍應包含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或間接故意）。3.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行為人，因已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若無配合指示親自提款，即無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且無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稱之洗錢行為。又同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若無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非同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無從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㈡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因已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提供金融帳戶之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之實行，應論以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基上，於109年12月16日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主文宣示：「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同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前揭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 | 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 | 三 | [] | 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發覺」。相反地，倘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由各方得之現場跡證（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跡等檢體）、目擊證人等客觀性證據已可直接指向特定行為人犯案，足以構建其與具體案件間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具有較其他排查對象具有更高之作案嫌疑，此時即可認「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將行為人提昇為「犯罪嫌疑人」，即應認其犯罪已被「發覺」。參考法條：刑法第62條 | 刑法第6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 | 五 | [] | 按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而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如證言須經具結、自白須出於任意性等；所謂合法調查，係指法院依法律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之程序。就證人而言，除有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上無行詰問必要性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是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乃嚴格證明之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又刑事訴訟法於民國92年修正時，除引進傳聞法則，就人證之調查亦改採英美法系之交互詰問制度，以期透過詰問程序之運作，辯明供述證據之真偽，使真實呈現。而主詰問係以引出積極性證據之陳述為其目的之詰問，反詰問則係在彈劾證人陳述之憑信性，並引出主詰問所未揭露或被隱瞞之另一部分事實。是交互詰問被譽為法律史上發現真實最偉大之法律器具，其所指者即為反詰問。惟立法者基於保護特定關係或利益，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特定業務、身分或利害關係之人，得拒絕證言（參該法第179條、第180條第1項、第181條及第182條），而肯認證人之拒絕證言權，以保護其權利。然拒絕證言權利並非不可拋棄，倘證人於審判中經法院告知得拒絕證言之權利後，猶決意為證述，於交互詰問中，若准其於主詰問陳述完畢後，輪到另一造反詰問時主張拒絕證言，將無法達到交互詰問之目的。為發現真實，並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反詰問時，就主詰問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不得拒絕證言。」明定證人此時不得拒絕證言，以免造成無效之反詰問。從而證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知得拒絕證言之權利後，如仍決意證述，並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偵查中未曾有詰問該證人之機會。而檢察官起訴並援引該不利於被告之陳述，作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時，倘被告於審判中否認犯罪，復未捨棄詰問權，參諸前述說明，如無客觀上不能受詰問之情形存在，自應踐行詰問程序。且該證人偵查中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乃係證明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相當於交互詰問程序中，行主詰問者已達其欲透過證人之陳述，引出取信於法院之目的，性質上與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規定「主詰問中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無異。此時若准許該證人於審判中行使拒絕證言權，將使被告無彈劾該證人供述之憑信性，及引出其於偵查證述中所未揭露或被隱瞞之另一部分事實之機會，自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詰問權，且使法院所接收者，均為對被告不利之部分，而對被告可能有利部分，則因證人拒絕證言而無法知悉，非但程序上對被告極不公平，且自發現真實之角度，證人的信用性及陳述之真實性均無法獲得測試擔保。就此情形，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規定之法理，證人不得行使拒絕證言權。如審判長未查，許可拒絕證言，自有害於被告之司法人權及真實之發現，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1條、第181條之1 | 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1條、第181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 | 三 | [] |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前段已揭櫫其立法意旨係在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以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是以雇主與勞工間所訂立之勞務給付契約，不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只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關係者，縱兼有承攬之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而有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用，否則如認該契約因含有承攬性質即概無適用，無異縱容雇主得形式上以承攬契約為名義，規避該法所課予雇主之義務，顯非事理之平，亦不符合前揭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目的。而是否具備「從屬性」，應審酌勞務之執行是否依雇主之指揮監督、工作場所或時間是否受雇主之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是否係由雇主提供與設置等情形定之，且基於貫徹職業安全衛生法上揭立法目的，及考量許多契約具混合契約之性質，勞務給付部分，祗要存在有部分從屬性，即可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從而雇主僅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但因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係由雇主所提供，雇主仍具指揮、監督之權，縱僅以僱工方式為之，而兼具承攬關係之性質，仍屬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範之勞動契約。參考法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241號 | 四 | []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設有傳聞法則及其例外等規定，原則上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然並未就其所稱之「陳述」，加以定義，揆以上揭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係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及美國聯邦證據規則而制定。而日本刑事訴訟法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相同，均未對「傳聞」或「陳述」之涵意加以定義，考諸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801條﹙a﹚﹙c﹚之規定，由訴訟當事人之一方所提出某陳述人（Declarant）內含主張（Assertion）之陳述（Statement），用以證明該陳述內容所主張之事項為真實者，始屬傳聞法則所禁止之傳聞證據。故所謂之傳聞證據，有其證明用途之限制，亦即攸關人類口語之某項證據是否屬傳聞，取決於其與待證事實間之關係，倘僅係以該口語之存在本身為證者（即「有如此口語」，而非「口語所指內容為真」），則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至證明某項口語存否之素材（即資料），則得透過各種不同之證據方法加以獲取，而其種類有可能呈現為物證、書證或證言等不同型態之證據。又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覈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 | 四 | [] | （一）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應否予以排除，必須考量容許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是否有害於人權保障、公共利益及公平正義，就個案違反法定程序情節，犯罪所生危害等事項，綜合考量結果，認以容許其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始符合審判之公平正義，而不予排除，自不能指為違法。（二）原判決對於檢舉人提出之光碟及經臺灣○○地方檢察署（下稱○○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該光碟、翻拍其照片等證據資料，已敘明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判斷權衡結果，認具有證據能力。核其所為論斷與法無違。（三）於103年12月10日公布、同年月12日增訂生效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49條第2項前段之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罪，為具體危險犯。然所謂具體危險，不以已經發生實害之結果為必要，如行為後依一般社會通念，客觀上已達到高度或然率的發生機率，即屬具體危險。是本條項所謂「情節重大」係以行為人於個案中販賣行為之手段、方式、販賣對象等，有無直接影響行為對法益所生危險高低之作用及表現，資以評價是否達至情節重大之程度；而所謂「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係指凡存在損害人體健康之具體危險者，即足以成立，且此等具體危險，乃客觀上造成危害人體健康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造成人體罹病、死亡等健康受損之實害為必要，僅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即為已足，且應就個別案情及證據資料，依社會一般通念，客觀判定此等具體危險之存否。倘行為人其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之手段及方式，係以誤導消費者，或可能存在之食用者，對於該有效日期或逾期時間長短為錯誤認識之方式而為者，或已知悉其販賣之對象將再以上述之方式而為者，則不論食品實際逾期時間之長短如何，均已造成消費者或隱存之食用者，對於其健康狀況、身體條件、食用該食品所能承受之極限與風險評估發生錯誤，行為人以此等方式所為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之行為，對於法益造成侵害之風險昇高至為明顯，自應認為情節重大，並因此情節重大之作為，依社會一般通念，確有致使消費者因陷於上開錯誤而食用已逾越其承受能力，並造成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受危害結果之高度或然率，自已構成前開法條規定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等構成要件之規定。（四）原判決依憑相關證據，認定鄭○○、黃○○明知附表一編號係逾有效日期食品，仍販賣予○○食品行改標為未逾有效日期轉售，會使購入之消費者錯誤判斷而予誤食，致引發免疫反應及因孳生細菌造成感染，發生包括腹痛、腹瀉、噁心、嘔吐等健康受損之危險，由黃○○呈報鄭○○決定較便宜之價格後，指示陳○○、沈○○，以○○公司名義，按市價1至3折價格，販賣上開逾有效日期食品予○○食品行，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等事實。揆之說明，鄭○○、黃○○此部分之所為，已該當於食安法第49條第2項前段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罪，原判決從食品包裝標示有效日期之法定效力及非法塗改標示食品有效日期之行為定性等，論述鄭○○、黃○○上開所為，該當於本條項之罪，論敘說理固有不同，惟結果要無不同，對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五）至於衛生福利部雖就食安法第44條頒訂有「情節重大」之認定原則，惟附表一編號部分既已該當於刑法具體危險犯之情形，法院即不受行政機關意見所拘束，原判決縱未依該行政規定論述是否符合「情節重大」，亦無違法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49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4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34號 | 三 | [] | （一）按我國刑法對人、事與地的適用範圍，係以屬地原則為基準，輔以國旗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擴張我國刑法領域外適用之範圍，具體以言，即依刑法第3條、第5至8條之規定所示，作為（刑事）案件劃歸我國（刑事）法院審判（實質審判權）之準據。而就劃歸我國法院審判的具體（刑事）案件，其法院之管轄，則可區分為事物管轄、土地管轄及審級管轄，以土地管轄為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即明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復參照刑法第4條關於「隔地犯」之規定，其所謂「犯罪地」，在解釋上當然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又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明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行憲至今，實際上，國民大會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縱然94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3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4條、第174條之規定。」該增修條文第4條第5項並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但立法委員迄今亦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決議，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也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複決。另稽諸該增修條文第11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2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仍揭示大陸地區係屬我中華民國之固有領土；同條例第75條又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統治權）所不及，但在大陸地區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揭明大陸地區猶屬我國之領域，且未放棄對此地區之主權。基此，苟「行為地」與「結果地」有其一在大陸地區者，自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向為本院之見解。（二）原判決本諸前旨，於理由欄壹─二內，就我國法院何以對本案有（審判）管轄權之理由，詳為剖析，並載敘：上訴人等所參與之詐騙集團，其成員固係在印尼境內，以電腦操作網路，發送詐騙語音封包，對大陸地區被害人實施電話詐騙，但其受詐騙地點及匯款的帳戶，均在大陸地區，則其等犯罪地即在我國固有疆域內，為我國刑法適用所及，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於本案，當然有管轄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刑法第4條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刑法第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 | 二 | [] | 參與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行為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罪名，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茲分述如下：（一）從罪刑相當、罰當其罪原則立論1.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我國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犯罪之處遇，除處以刑罰外，另針對具有危險性格之行為人，施以各種保安處分，以期改善、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確保社會安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即本於特別預防之目的，針對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組織的成員，施以強制從事勞動，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期能重返社會自力更生；亦寓有一般預防之刑事政策，明確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懲治組織犯罪決心的訊息，具有消泯犯罪組織及有效遏阻組織犯罪發展之功能，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所必要。2.在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框架下，對於犯罪行為之評價，不論過度或不足，均為所禁，唯有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其於想像競合之例，所犯各罪自仍受評價，而成為科刑一罪；至其所對應之刑罰，則係各該評價一罪之數法定刑，而成為一個處斷刑。是以，行為人所犯參與犯罪組織與首次犯加重詐欺罪，有想像競合犯之關係，雖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惟因輕罪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其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與威脅甚鉅，較之重罪多出了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用以補充刑罰之不足，以收刑事懲處與教化矯治之雙重效果，期以協助習於不勞而獲之行為人再社會化，實現刑罰保護社會安全之職責。此項保安處分措施除有後述3.之情形，法院無裁量之權，自仍應在加重詐欺罪法定刑下一併被評價，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始符責罰相當，罰當其罪。否則，勢必將發生同樣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不法內涵較輕者（僅犯參與犯罪組織單純一罪），需諭知強制工作，而不法內涵較重者（如本案之裁判上一罪），反而不須諭知強制工作之不公平現象，不惟有評價不足、重罪輕罰之失衡情形，更無異使民國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將參與詐欺集團納入犯罪組織之立法不具意義，致使補充刑罰之強制工作規定形同虛設，有違立法本旨。3.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規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第8條第1項前、中段亦規定：「犯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已針對罪責評價上輕微者，及自首或提供司法協助，而有悔悟之具體表現者，賦與法院免除其刑之裁量權，於此類情形，刑罰既經免除，用以補充刑罰不足之強制工作，自無所依附，無從宣付，故個案在符合上開情形下，即得僅就其所犯與之有裁判上一罪之加重詐欺罪論科，以為調和，俾無違憲法第8條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二）從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以觀1.刑法第55條關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係將「論罪」與「科刑」予以分別規範。就「論罪」而言，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犯罪宣告時必須同時宣告數罪名，但為防免一行為受二罰之過度評價，本條前段規定為「從一重處斷」，乃選擇法定刑較重之一罪論處，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名可置而不論。從「科刑」而言，想像競合犯觸犯數罪名，本質上應為雙重或多重之評價，基於罪刑相當原則，95年7月1日施行之本條但書遂增列就所一重處斷之重罪，「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適度調和從一重處斷所生評價不足，此即所謂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亦即科刑之上限係重罪之最重法定刑，下限則為數罪中最高的最輕本刑，以防免科刑偏失。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仍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在內，否則，在終局評價上，無異使想像競合犯等同於單純一罪。2.實則，重罪科刑封鎖作用早為實務所援用，本院65年度第7次刑庭庭推總會決議（二）闡釋，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而致人死亡者，其行為依56年公布之醫師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構成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上過失致人於死罪（最重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科刑時，不應低於醫師法第28條第1項所定之刑（即最輕法定本刑為1年有期徒刑）。因是，上開增列但書規定，係將實務操作結果予以明文化，其乃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具體展現，本無待法律規定，亦與罪刑法定無涉，自不能因法律規定不完備，祇規定封鎖輕罪中最高的最輕本刑，即據以否定輕罪中併科主刑、從刑或保安處分之論科。3.亦即，此種封鎖作用，在輕罪中有併科主刑、從刑或保安處分者，基於責罰相當原則，亦應不受影響，仍得併科，始符從一重處斷之立法本旨，否則，無異鼓勵行為人犯重罪以博取輕罰，也不應將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罪名，因屬不同刑罰法律，即為不同之處斷，始符衡平。此在刑法第55條修正前，本院79年台上字第5137號判例，即謂上訴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之1第1項及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第37條第5款二罪名，應依刑法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銷售走私物品罪處斷，其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規定經查獲之菸酒，應依該條例第40條第1款之規定宣告沒收。即是輕罪中有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前之沒收從刑，在重罪科刑時應一併被封鎖之適例，更遑論刑法第55條修正之後，包括輕罪中有保安處分者，尤應有其適用，庶符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之原旨。（三）從法律能否割裂適用而言1.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上訴人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間，連續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搶奪，原判決關於連續部分，適用舊刑法第七十五條，而於其所犯搶奪罪之本刑部分，則適用裁判時之刑法，其適用法則，自屬不當。」而來。此一判例意旨中段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參之24年上字第4634號判例意旨，於為新舊法比較時，僅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本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同此意旨）。至於易刑處分、緩刑、保安處分等，則均採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2.以保安處分為例，本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一）即認為：「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有關強制治療規定，雖將刑前治療改為刑後治療，但治療期間未予限制，且治療處分之日數，復不能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或同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較修正前規定不利於被告。」因是，於95年7月1日刑法修正前犯刑法第222條之強制性交罪者，於新法施行後裁判時，關於罪刑部分之比較適用，即應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新法（法定本刑從舊法之無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正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屬於保安處分之強制治療，依上開決議，則修正前舊法之刑前治療為有利於行為人。此即在新舊法比較時，保安處分與罪刑法律割裂適用之案例。3.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來就沒有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27年判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云云，就保安處分而言，即有誤會。基於罪刑相當原則，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結果，其輕罪相關保安處分之條文自不能置而不論。4.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7號判決即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原判決認被告此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雖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既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應有該條第3項之適用」。況所謂應本於整體性原則，不得任意割裂之源頭，既來自於27年之判例，但該判例所指之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參與一併為比較時，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分別適用有利益於行為人之法律，則想像競合犯之科刑，自亦無由再援引上開不能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苟所宣告之罪名係加重詐欺罪，縱與之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他罪，係屬參與犯罪組織之罪，亦不能割裂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保安處分之餘地」之可言。本院97年度台上字第4308號判決，與本件案例事實不同，不能比附援引。（四）綜上所述，參與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行為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罪名者，無論從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刑法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抑或實務之法律能否割裂適用等面向以觀，均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方符法之本旨。原判決以王○紳等5人此部分所為，因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刑法加重詐欺罪處斷之結果，認無從割裂而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諭知強制工作，揆之前開說明，所持法律見解已難謂無誤，造成評價不足、重罪輕罰之不合理現象，其適用法則自屬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 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388號 | 六 | [] | 按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460號 | 二 | [] | 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係在維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強化其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是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習慣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基於「刑罰個別化」，對於「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之行為人，因其已具有將來之危險性，即得宣告刑前強制工作，使其得以自食其力，不再遊蕩、懶惰再次犯罪，並符合保安處分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所謂「有犯罪之習慣」係指對於犯罪已成為日常之慣性行為，乃一種犯罪之習性。至所犯之罪名為何，是否同一，則非所問。又現行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已大幅減少職權主義色彩，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三之意旨，法院審判時應先由檢察官主張被告如何應予宣告刑前強制工作之事實，並指出證明方法，而由被告及其辯護人為防禦，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應於判決內具體說明宣告刑前強制工作與否之理由，其審理始稱完備。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 | 四 | [] |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將「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1項第3款之違背職務或對於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者，特別獨立規範，加重其刑。旨在認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所執行之職務乃國家司法權之踐履及落實，所影響不僅是人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廉潔的信賴，更繫乎國民對司法審判的信心，故對於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人員之品德、廉潔、公正之要求，自較一般公務員為高，一旦有賄賂之情形，不論係合乎職務或違背職務之行為，其處罰均較一般公務之賄賂罪為重，乃針對司法人員所為之加重規定。而其中所謂「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其「調查」職務依條文排列為「追訴」及「審判」之前置，自係為「追訴」或「審判」準備所為「調查」。故「有調查職務之人員」是指行為時具有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第231條之有協助、受指揮或受命令而「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包括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第2項之「檢察事務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89條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及移民業務，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之公務員；海岸巡防法第11條第1、2項之執行「犯罪調查」職務之公務員；依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之「調查人員」；依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2條第2項之執行「貪瀆或相關犯罪調查」職務之人員），或軍事審判法第59條、第60條之受指揮或受命令而「偵查犯罪」之軍法警察官或軍法警察。（二）又所謂行方不明外籍勞工（下稱「行方不明外勞」），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8條規定，外國人非法逾期停留、居留者，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並得暫予收容。而依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警察機關協調聯繫要點第3點、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作業規定第7點（行方不明外勞之處置方式）規定，行方不明外勞協尋通知，由外勞居留地警察局負責受理，且行方不明外勞若有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者，應於查證身分與製作調查筆錄後，檢附在臺逾期停留、居留或其他非法案件通知書及其他相關案卷資料，移由移民署指定之單位處理。再者，依警察法第9條第8款、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0條等相關規定，警察固應負責協尋及移送行方不明外勞至移民署作後續遣返之處理，惟除行方不明外勞於行方不明期間有涉犯刑事犯罪應予偵查外，其本身縱有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等相關規定，然究非刑事涉案之偵查對象，則警察於執行協尋及前揭移送業務時，即非協助檢察官、受其指揮或受其及司法警官命令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自亦非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所稱之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8條。警察法第9條第8款。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0條 | 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8條。警察法第9條第8款。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 | 二 | [] | 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09年4月16日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主文宣示：「行為人以一行為而觸犯普通侵占罪及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其普通侵占罪雖經發覺，而不合自首之規定，但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如於未發覺前自首而受裁判，仍有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一）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為充分保護被害法益，避免評價不足，乃就行為所該當之數個構成要件分別加以評價，而論以數罪。但因行為人祗有單一行為，較諸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性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即為已足，為科刑上或裁判上一罪。由於想像競合犯在本質上為數罪，行為所該當之多數不法構成要件，均有其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因此法院於判決內，仍應將其所犯數罪之罪名，不論輕重，同時並列，不得僅論以重罪，置輕罪於不顧；而於決定處斷刑時，各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亦應一併評價，並在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度內，量處適當之刑，且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觀諸刑法第55條規定即明。於刑事立法上，針對特定犯罪行為刑事制裁依據之刑法（含特別刑法）條款，乃是就具體之犯罪事實，經過類型化、抽象化與條文化而成。是刑法（含特別刑法）所規定之各種犯罪，均有符合其構成要件之犯罪事實。想像競合犯，於本質上既係數罪，則不論行為人係以完全或局部重疊之一行為所犯，其所成立數罪之犯罪事實，仍各自獨立存在，並非不能分割。即使是行為人同時販賣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予同一人，亦有兩個截然可分之販賣犯罪事實。（二）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指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此主動申告未經發覺之罪，而受裁判之法律效果，在德、美兩國係列為量刑參考因子，予以處理，我國則因襲傳統文化，自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條，成為法定減輕其刑要件。嗣後再參酌日本法例，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輕，修正為得減輕，依其修正理由所載：因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為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等旨，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三）法官適用法律，首應從法條之字面意義為解釋（文義解釋），如解釋結果，有多種涵義之可能性時，則應依法條在立法總體系中之地位和意義（體系解釋）、立法者真意（歷史解釋）、法條規範之目的及倫理價值（目的性解釋），抑或合乎憲法規定或其所宣告基本價值（合憲性解釋）等解釋方法，在法條文義所及之範圍內，闡明法律之真義，以期正確妥當之適用。而想像競合犯，在犯罪評價上為數罪，僅在科刑上從一重處斷，就此以觀，該未為偵查機關發覺之部分犯罪事實，自屬前開條文所稱「未發覺之罪」文義射程之範圍；再者，如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其主動申告尚未被發覺部分之罪，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社會通念，多有悔改認過之心。是依文義、體系、歷史及目的性等解釋方法，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行為人就未發覺之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主動供出，接受裁判，於從該重罪處斷時，應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始合乎該法條之文義及立法意旨，並符事理之平及國民之法律感情。況法律之所以將想像競合犯規定為科刑上一罪，乃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或重複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自無因科刑上從一重處斷之結果，而剝奪行為人享有自首減刑寬典之理。從而，若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先被發覺，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自首於後，法院從一重罪處斷時，自得依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反之，重罪之犯罪事實發覺於前，輕罪部分自首於後，從一重罪處斷時，因重罪部分非屬自首，固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但因行為人主動供述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倘認其確有悔改認過之心，自得資為犯後態度良好、從輕量刑之依據。至於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加重結果犯、結合犯、吸收犯、常業犯或集合犯等，既非裁判上一罪，倘部分犯罪事實已先被發覺，即難認其主動供出其他部分事實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自不待言。（四）在控訴原則下，法院裁判權限之範圍，僅限於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其犯罪事實；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因國家僅有一個刑罰權，訴訟上祗能以一次之程序追訴處罰，故在訴訟法上作為一個訴訟客體予以處理，無從分割，其法律上之事實關係，具有不可分性，為訴訟法上之單一案件。因此，檢察官如僅就其中一部分犯罪事實起訴，其效力自及於全部，法院仍應就全部之犯罪事實審判，而有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及上訴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惟自首，係賦予就偵查機關未發覺之罪，主動申告並接受裁判之行為人，得以減刑之優惠，屬刑之減輕事由，乃犯罪處斷之實體法上效果；而單一案件，係起訴效力擴張或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與偵查無關。是於偵查程序，並無所謂案件單一性，更無所謂偵查不可分可言。從而，刑法第62條向偵查機關自首之「犯罪事實」，與訴訟法上起訴或認定之「犯罪事實」，乃不同之概念。前者，行為人所供述者，為過去發生之單純社會事實，至是否成立自首，由法院依法認定之；而後者，檢察官所起訴者，乃已經賦予法律評價之法律事實，評價之對象為實體法上應予非難之行為。故而想像競合犯自首事實之認定，尚無程序法上起訴及審判不可分法理之適用。（五）綜上，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其部分犯罪事實有無為偵查機關發覺，是否成立自首，無論從想像競合犯之本質、自首之立法意旨、法條編列之體系解釋，抑或實體法上自首及訴訟法上案件單一性中，關於「犯罪事實」之概念等各個面向以觀，均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方符合法規範之意旨。本案上訴人所犯普通侵占罪之事實，因業經偵查機關發覺，固不能獲自首減輕其刑之寬典，惟就其從一重處斷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既在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而接受裁判，自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62條、第335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 刑法第55條、第62條、第335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568號 | 五 | [] |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依92年7月9日修正本條例，就第19條之立法說明：「第3項（105年6月22日修正移為第2項）所定應沒收之水、陸、空交通工具，依據實務上向來之見解，係指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並無疑義，故本項不需再予修正」等旨，足見依本項規定沒收之交通工具，祇要係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且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即得沒收。又所謂「專供」犯第4條之罪，係指該水、陸、空交通工具之使用與行為人犯第4條之罪有直接關聯性，並依社會通念具有促使該次犯罪行為實現其構成要件者而言，若僅係供行為人搭乘前往犯罪現場之交通工具，則不屬之，此為本院最新統一之見解。（二）原判決已說明本件扣案陳○良以130萬元購入而屬其所有之舢舨1艘（含船體及引擎），係本件私運毒品過程中，將「海昌一號」漁船置放於曾文溪出海口附近海面之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氯假麻黃、氯麻黃」共16袋（重達400餘公斤），搶灘私運上開毒品上岸所用之工具，與本件私運毒品犯罪具有直接關聯性，且依社會通念，係實現本件私運毒品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工具，而非僅係供本件行為人搭乘前往犯罪現場之代步工具，因認扣案陳○良所有舢舨1艘係專供本件運輸毒品犯罪所用之水上交通工具，並考量本件運輸毒品數量龐大，價值甚鉅，已逾扣案舢舨之價值，將之諭知沒收除可使陳○良心生警惕，杜絕其再度以該舢舨從事海上私運毒品犯行外，亦足以彰顯國家禁制毒品走私犯罪之決心，對預防毒品走私犯罪亦有實益，並無過苛之虞，因而對陳○良諭知扣案舢舨1艘沒收，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核其論斷，於法尚無違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 | 七 | [] |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雖明定「犯第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犯第三條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惟上開條文係配合刑法沒收規定之修正，於105年7月5日修正，而刑法關於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沒收，已為一般性之規定，可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第2項之規定，應係針對「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如何沒收之特別規定，仍以屬於犯該條例第3條之罪之犯罪行為人所有之財產，始克當之。又借名登記，其登記名義人若僅單純出借名義，對登記之標的物或權利並無任何管理處分之實，其實際占有、管理之人仍為借用人，登記名義人既未管領而具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並未實際取得支配，對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復不爭執，固得視為屬於借用人所有之財產而為沒收。但登記名義人倘因管領已具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或對是否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為合理兼顧交易安全及財產權益之信賴保護，仍應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之特別程序。（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三人。」採多數辯護制度，法院於審判期日固應通知被告所選任之多數辯護人到庭辯護，以充分保障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然辯護人收受法院庭期通知後，非有不能到庭之正當理由，不能率以另受委任其他案件衝庭為由請求改期，法院亦不必配合任何一位辯護人之個人業務需求而更改原訂庭期。如法院已依審理計畫，預先指定審判期日，並已排定傳喚證人行交互詰問等調查審理程序，縱因案件繁雜耗時恐審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而同時預定可供續行之下次審判期日備用，仍以辯護人已具備不能到庭之正當理由為限，以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本件依原審卷所載，蔡○偉選任3位辯護人，原審依其審理計畫提解在押3位被告、傳喚2位證人及未在押被告、暨通知檢察官、所有辯護人及參與人等訴訟關係人到庭，且於108年6月19日即已送達同年8月7日下午2時1分之審理通知書予所有辯護人，惟蔡○偉之選任辯護人羅閎逸（原名羅豐胤）律師延至同年8月2日始提出刑事請假狀，以同年8月7日上午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另有庭期不能到庭為由，請准變更審理期日，原審以審判期日之通知書於同年6月19日即已送達，遠早於上開檢察署庭期之送達日期即同年7月12日之前，且蔡○偉尚有其他選任辯護人為之辯護，仍於原訂108年8月7日審判期日由蔡○偉之其他選任辯護人王炳人律師及陳思成律師到庭辯護後，全案辯論終結定期宣判，依上說明，並無違法。蔡○偉之上訴意旨執與本案案情不同、無拘束力之其他案件之裁判情形，指摘原審之最後審理程序未待羅閎逸律師到庭辯護，即逕行審結，程序不合法云云，核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28條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611號 | 六 | [] | （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103年1月29日經修正公布，增訂第18條之1，該條第1項規定：「依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此項規定即為「另案監聽」之明文化，其所取得之內容有無證據能力，係採「原則排除、例外容許」之立法體例。而本條項但書所定「另案監聽」內容得作為證據之要件有二，即實質要件係以「重罪列舉原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或非屬重罪但「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輕罪）者為限，並輔以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審查認可為程序要件。同條第3項則規定：「違反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銷燬」，採取英美法制之毒樹果實理論，明文規定「違法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均應予排除，不得作為證據。至本條第1項「另案監聽」所衍生之證據，則不與焉。蓋因本條第1項前段僅規定在合法監聽下所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不得作為證據，並不及於所衍生之證據，此與第3項規定因「違法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及同條第2項規定所取得與監察目的無關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均應予排除之情形，顯然有別，亦即依立法原意，對於「另案監聽」所衍生之證據，不得引用「毒樹果實理論」而認為無證據能力，予以排除。從而，自亦不得復援引與「另案監聽」無關之第3項規定，作為「另案監聽」所衍生證據當然無證據能力之理由。（二）按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以發現及確定犯罪嫌疑人，並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之刑事程序。而所謂「知有犯罪嫌疑」，係指主觀上認為有刑罰權存在，足以引起偵查犯罪之動機者而言，包括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即應開始偵查（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參照），不以客觀上果有犯罪事實為必要。是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亦應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報告檢察官或其上級司法警察官。此之謂「知有犯罪嫌疑」之依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諸如地方風聞、新聞輿情及秘密證人之舉發，皆可資為開始調查或偵查之證據資料。又「另案監聽」所得資料，倘非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亦非屬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者，僅該監聽內容在該另案審判中不具證據能力而已，其於警察機關調查或檢察官偵查中，既因此而知有犯罪嫌疑，為蒐集證據及調查犯罪情形，自得依據「另案監聽」所得線索，發動搜索、扣押及逮捕或進行其他程序，難謂非屬合法之偵查作為，其因此取得之衍生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並不受「另案監聽」之內容不得作為證據之影響。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28條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633號 | 三 | [] | 行政法學上，一般將「學校」列為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以外，性質上屬文教「公營造物」，亦即行政主體為持續達成特定之公目的，集合人及物之手段，在公法上所設置之行政機構，學說上另稱「公法事業機構」。民國92年6月25日增訂刑法第361條，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同法第358條至第360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敘明：「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因此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本條所稱公務機關，係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是應依該條規定予以加重處罰之對象，僅限於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且因係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他設備中，與「國家機密」有關之電磁紀錄，予以入侵，致危及該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才有加重處罰之適用。而84年8月11日修正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6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並於第7款明定：學校屬「非公務機關」，且於立法理由第5項敘明：「個人資料之處理，因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之性質不同，而宜作不同規範，爰於第七款及第八款分別規定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以『能否行使公權力』為區別之界限，分別規定在第二章及第三章。其中非公務機關之範圍，包括『不涉行使公權力』之公立醫院、『公立學校』……」，可見將「公立學校」明列為「非公務機關」。嗣於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法規名稱變更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移列為第2條，於第2條第7款、第8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再於立法理由第9項、第10項敘載：「由於執行公務爾後將不限中央或地方機關，行政法人之組織型態亦將成為其中之一，爰將原條文第六款公務機關之定義，納入行政法人，以期周全，並改列款次為第七款。為配合本法放寬規範主體之修正意旨，爰修正原條文第七款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改列款次為第八款」，可知此次修正，公務機關之主體放寬，加入行政法人。而參以「行政法人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實際上，現已設立之行政法人，例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部依「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設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科技部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設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防部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設立），皆不含學校。綜合上述修法經過、立法理由、相關法律規定及學說見解，足見「公立學校」並非刑法第361條所稱之「公務機關」。參考法條：刑法第361條、第359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 | 刑法第361條、第359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658號 | 五 | [] | （一）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所保障的是個人與他人溝通之秘密性。而由於通訊內容不為他人知悉，以及可自主性決定是否欲為他人所知悉，通常也是個人人格形塑或自我決定的一種表現（同時涉及隱私的保障），從而，秘密通訊自由亦可解為一種人格權（人格自主）的延伸。學理上，就人格權保護內容中之「自我維護（即保障個人在社會上或空間上的退卻，得以受單獨保護之權利）」乙項，發展出所謂的「場域理論」，對「公開領域」、「私人領域」或「私密領域」，加以層次區分，而對之干預者，同應區分；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並述及：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是關於人格權（含隱私權、秘密通訊自由）有無遭受侵害之合憲性判斷，當以憲法第23條規定作為依歸，包含應有法律依據（即法律保留），以及實質上須有公益事由，並合於比例原則等各項。（二）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意旨，係針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在此範圍內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抵觸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而為解釋，並不包括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以外之「第三人」接見時，予以監視之行為。此觀葉○○大法官於該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所載此旨即明。而上開解釋公布後，現行（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羈押法亦因此而於第23條、第23條之1就「一般請求接見」、「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接見」2種情形分別規範。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尚未生效，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即同年7月15日；但法理仍足供參）之羈押法第62條、第65條，更分別規定各該不同接見之限制，作為配套。前揭第23條第2項規定之「監視」，從羈押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規範意旨、整體法律制度體系觀察，與實務上之作業情形，可知並非僅止於看守所人員在場監看，尚包括監聽、記錄、錄音等行為在內；而上揭第62條，且予以明文化規定：「看守所對被告之接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監看並以錄影、錄音方式記錄之，其內容不得違法利用。」如此，既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條規定：「通訊監察，除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為之。」「前項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相適合，且不違背憲法第23條之誡命，不生非法侵害隱私權等問題。（三）至於上開對羈押之被告與辯護人以外之「第三人」監視所得之錄音、錄影，及其衍生之看守所紀錄表、譯文，關於其證據能力之判斷，參酌修正前羈押法第28條刪廢理由，已說明：「被告在（看守）所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是否可供偵查或審判上之參考，已超越本法主要係在規範看守所與受羈押被告間管理關係之範疇；又是否可供被告所涉該案之證據，或僅能供告發另案犯罪之依據，抑或能供權責機關進一步決定限制事項、範圍、期間等之參考，性質上均應回歸刑事訴訟法相關規範而定……」。此類監視錄音所得之錄音帶或光碟之性質，乃屬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之新型態證據；而因此衍生之看守所通訊監察錄音紀錄表、譯文，則係依據監視錄音結果，翻譯所成之文字，無非其替代品。對羈押之被告與辯護人以外之「第三人」監視所取得之錄音或譯文，如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係依法定程序取得，因與該「第三人」日後成為「被告」，而所選任或指定之辯護人間自由溝通權毫無關連，且該第三人之自由，於先前面會之時，並未受到任何拘束，再衡諸監視之場所，係在監所內、另闢之會見室，依法應受監視，本無所謂有合理的隱私期待可言，更係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當認於比例原則無違，既經合法函調，自具有證據能力；反之，如其蒐證違法，則回歸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判斷。（四）原判決於其理由壹、一內，已敘明：1.「羈押中之謝○○」與「上訴人等」會面時之錄音紀錄，非屬「謝○○」、「上訴人等」與「律師」接見之資料，無礙於上訴人等之訴訟防禦。2.該會面時之錄音，非供受羈束人謝○○自身被訴所涉案件之證據，與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意旨明顯不同。3.上訴人等與謝○○會面時，其等人身自由絲毫未受羈束，且依其等會面錄音之內容（詳後），上訴人等顯然企圖引導謝○○為有利於上訴人等之供述，該等會面之目的，不具正當性。稽諸第一審106年8月9日審理筆錄，記載：檢察官係因謝○○在法院審理中，突然翻供，故向第一審聲請調閱謝○○自104年12月11日至105年4月19日，在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之接見及錄音紀錄；上訴人等及其辯護人就檢察官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均表示「無意見」，嗣經第一審勘驗作成勘驗譯文，上訴人等承認確為其等之對話，並就勘驗內容無意見等各節，有第一審相關筆錄可稽。可見該錄音資料，係第一審依檢察官之聲請，向看守所調取，並非由法院刻意調取不利於上訴人等之證據，取得過程並未違反法定程序，況原審亦將光碟及勘驗筆錄提示上訴人等及其辯護人辯論表示意見，足認已經合法調查，應認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憲法第12條、第16條。司法院釋字第654條、第689條。羈押法第23條、第23條之1、第28條、第62條、第65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65條之1 | 憲法第12條、第16條。司法院釋字第654條、第689條。羈押法第23條、第23條之1、第28條、第62條、第65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65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662號 | 六 | [] | （一）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食品衛生管理法時（於103年2月5日修正名稱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即已明定「攙偽、假冒」為產品之禁止行為，其立法說明為「攙偽、假冒者，對人體健康危害極巨，故應予禁止。」另按63年12月14日立法院審查食品衛生管理法草案會議紀錄：「以摻偽之味精為例，違法者之主要目的在於賺錢，因此所摻偽於味精之物質（如焦磷酸鈉、硫酸銨、尿素等），絕大多數屬於化工原料，而此等原料不但其本身對人體有害，而且含有大量危害人體健康之雜質，故極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又假冒者絕大多數為地下工廠或低水準工廠冒用大廠或國外名牌之製品。其本身條件不夠，衛生管理闕如，所使用之物品亦多為廉價不合規定之物品或化工原料，亦極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因此為防止消費者上當而購食此等危險食品以致發生衛生上之危害起見，應嚴格加以取締，藉以預防災害之發生。」（立法院公報第64卷第4期委員會紀錄）。至「攙偽或假冒」行為之處罰，食品衛生管理法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該次修法第15條增訂第1項第10款「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之規定，與同條第7款「攙偽或假冒」同列第49條第1項之處罰行為），並分別於第2項、第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復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加重第1項及第5項之處罰，其立法理由說明：「一、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二、對於此類不法行為，原條文第1項定有處罰之規定，惟不足以發揮遏止不法之作用，應加重處罰，以維國人健康及消費權益。為遏止不肖廠商之違法行為，參照刑法詐欺罪，提高第1項之刑度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攙偽或假冒」之禁止迄未更動，是其立法理由及立法形成過程中就「攙偽或假冒」所為討論與說明，應非不得資為解釋適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時之參考。又關於食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另有禁止之明文，違反該條項規定者，係依同法第45條規定處理。（二）鵝肝與鴨肝不僅在國外料理業界屬得替代互換使用之食材，於國內料理業界亦見替代互換使用之情形，兩者間品質、價格差異，非必有天淵之別，本件「○○○鐵板燒」以鴨肝食材代替鵝肝用於告訴人等點選消費之「法國鵝肝海陸套餐」內之行為，是否與上揭立法說明及立法理由等所例示之地下工廠或低水準工廠使用廉價不合規定之物品或化工原料、冒充大廠或國外名牌之製品、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等冒用情形相符，自應調查個案實際使用之食材品質與價格具體認定之。是否當然構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稱「攙偽或假冒」，或屬同法第28條第1項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實之情形？原判決未予必要之說明，併有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28條、第45條、第49條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28條、第45條、第4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671號 | 三 | [] | 對參與犯罪組織者，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告刑前強制工作。原判決本此意旨，於理由欄敘明想像競合在犯罪評價上為數罪，僅係因行為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避免過度評價，因而在科刑上以一罪處斷，依最重罪名處斷，但仍應適用其他輕罪之附屬規定。是上訴人如事實欄一(一)所為，仍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有關刑前強制工作規定之適用。審酌上訴人明知參與詐欺集團，而所領取之款項均為被害人陳○芬、王○封受詐騙交付，金額甚鉅，當知乃其等長期積蓄，供自己或家人將來生活、醫療等使用，且係其等工作辛苦所得，點滴累積之財富；詐騙集團竟於短期間內，不費辛勞，以詐術取得被害人之大筆金錢，甚至利用王○封未及警覺，猶持續不斷、費盡心機詐取其積蓄，不掏空不罷手，無任何底限，絲毫未見憐憫之心，更造成王○封失去為保障其智能障礙之子生活之保險金。為使上訴人徹底悔過，培養正確金錢觀念及生活技能，養成工作習慣，可以一己之力，正當賺取收入，爰諭知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年等旨。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何況上訴人因恐嚇取財案件，於民國102年6月7日經法院判處徒刑並諭知緩刑確定，並不知警惕，猶在無業狀況下迭次犯罪，顯見上訴人懶惰成習而犯罪，自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宣告強制工作，對上訴人而言，尚屬適當、合理，符合比例原則。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 | 八 | [] | 待證之犯罪事實依其性質及內容可分為犯罪客觀面（如行為、客體、結果等外在事實）、犯罪主觀面（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等被告內心狀態）以及犯罪主體面（犯人與被告為同一之事實），關於犯罪客觀面固需有補強證據，惟犯罪主觀面係以被告內心狀態為探討對象，通常除自白外，並無其他證據存在，若由客觀事實存在得推論其主觀犯意時，尚無需要求有補強證據。至共犯被告自白關於犯罪主體面之證明，可分為對自己為犯人之自白（自白），以及對他人同為共犯之指訴（他白）二者，前者因反於人類自利天性，原則上可推斷為真實，僅需就犯罪客觀面為補強證明即可；至於後者，因難免嫁禍卸責之風險，除犯罪客觀事實之存在需有補強證據外，就對他人同為共犯之指訴，亦需有補強證據以證明與事實相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728號 | 九 | [] | （一）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之相比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關，亦即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量刑輕重之依據。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 刑法第5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842號 | 四 | [] | （一）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範疇；此防禦權包含辯護倚賴權（即積極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在內，因此，刑事訴訟法賦予辯護人多項權限，期使辯護倚賴權為最大之發揮。而刑事訴訟法上關於辯護人權限，可分為代理權與固有權，前者（或稱傳來權限）乃指被告所得為訴訟行為，其在性質上或法律規定上許為代理者，得由辯護人代為行使，辯護人行使此項權限，本應尊重被告之意思，原則上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例外者，如刑事訴訟法第110條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後者或稱原始權限），係指與被告之權利分離而為辯護人特別所擁有之權限，此項權限有與被告同享者（亦即法條規定「當事人（或被告）及辯護人得．．」，如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第1項搜索及扣押時之在場權、第163條第1項聲請調查證據權、第289條事實及法律辯論權等），有僅辯護人所專有者（亦即法條規定為「辯護人得．．」，如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之接見羈押被告並互通書信、第49條攜同速記到庭記錄權、第389條第2項律師充任辯護人之第三審辯論權等）。由於辯護人之固有權係基於辯護人之地位所具有，因之，其行使自不受被告明示、默示意思之拘束，縱其與被告同享之權限亦然。（二）本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規定，就嘉義長庚醫院是否有對廖○騰尋找出血原因並治療，以及其於本件車禍所受傷勢是否為必然唯一死亡原因，或有其他造成死亡之原因等事項，聲請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實施鑑定。原判決僅於理由內說明：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原本聲請將本案病歷等相關資料送往臺大醫院進行死因鑑定一情，上訴人於本院已表明捨棄聲請，附此敘明云云，似認上訴人既已表明捨棄聲請囑託臺大醫院實施上開事項之鑑定，自應尊重上訴人之意思。然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已明文規定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得聲請調查證據，故其所定聲請調查證據權，屬原審辯護人之固有權，雖與上訴人同享，但其行使不受上訴人明示、默示意思之拘束。是原審逕依上訴人捨棄聲請之聲明，即不予實施鑑定，自與上述規定不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第163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第163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 | 七 | [] | 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有「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之分（刑事訴訟法第100條、第158條之2第1項參照），自白係被告不利於己陳述之一種。狹義自白專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承認之肯定供述；而其他不利之陳述，則指狹義自白以外僅就犯罪事實一部或其間接事實為明示或默示之承認，因與事實之立證相結合足以認定犯罪成立者而言，學理上稱之為「自認」或「不完全自白」。被告（之陳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廣義之自白包括狹義自白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從證據之性質而言，均係對被告不利之證據，兩者視合致構成要件所待證事實之不同，僅有證據價值程度之區別，然其實體證據屬性並無本質上之差異。「被告或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告訴（人之）指訴」，均係以人為證據方法使待證事項臻於明瞭之原因，皆屬適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或實體證據，祇不過證據價值即證明力有所不同或受限而已。自白、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告訴（人之）指訴，於證據法則而言，均係證明力不完全之證據，其證據價值不悉委由法官自由心證判斷而不受限，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互印證，始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斯乃證據法則從數量要求達到質量保證之設限。被告或共同正犯之供述，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之亦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之告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他項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6條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6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908號 | 八 | [] |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雖就取得犯罪所得者分別為「犯罪行為人」或「其他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下稱第三人）」，定其沒收之條件；惟參諸該修訂理由係謂修正前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則犯罪行為人若將其犯罪所得轉予第三人情形，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故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而取得犯罪所得時，仍均應予沒收，避免該第三人因此而獲利益，藉此防止脫法並填補制裁漏洞，以澈底追討犯罪所得，俾符合公平正義等旨。是若犯罪行為人已取得對犯罪所得之實質支配管領，第三人事實上並無犯罪所得，且事實審法院復就上情調查明確，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由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本件原判決就相關卷證資料敘明：奇○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僅有唯一位股東即上訴人，而上訴人係利用奇○公司名義所為，肇致本案之後果，且撥入奇○公司之款項，事實上亦已無留存在奇○公司帳戶內等情，業據上訴人供承在卷，並有卷附相符之奇○公司登記資料及財產帳戶資料可憑之得心證理由。既認上訴人已實際獲得該筆款項，且已自動將本案犯罪所得全額繳交公庫，乃以上訴人為本案犯罪所得沒收之對象，自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 刑法第38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974號 | 五 | [] | 早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1條係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不需有任何理由，祇要不服即可，學理上稱為「空白上訴」。嗣因人民濫行上訴，難免造成第二審法院負擔，復因當時第三審法院撤銷第二審判決、發回更審情形不少，一上一下之間，第二審辦案量累積，將原屬直筒型訴訟制度架構，欲往金字塔型理想訴訟制度架構演進的努力，操作成類似圓桶型的大腰圍現象。為解決第二審工作量已至不堪負荷程度問題，於民國96年7月4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上揭法條，增列第2項「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有第3項之命補正配套規範。其中所稱「具體」，係抽象、空泛之反面。亦即須就不服第一審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僅空泛之指摘。施行後，實務運作確見節制濫訴的功效，但經一段時日後，第二審曾有駁回上訴過寬現象發生，引致民怨。而參諸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揭櫫：「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其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之論述，更指出所謂「上級審法院覆判有罪判決」的權利，係指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進行實質性覆判；倘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而不考量事實情況者，並不符合本項義務之要求。可見，有罪判決之刑事被告，除非係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喪失上訴權（例如遲誤上訴期間），或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第455條之10第1項前段，有關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所設不得上訴之規定（因其限於非重罪且被告無爭執之案件，以被告自由意願及協商合意為其基礎，事先被告已充分了解），即使第一審法院判決即是終審，仍無損被告正當權益，與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無違外，原則上被告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訴訟權保障。此乃國際公約所認定之人權標準，亦係刑事審判中對刑事被告之保障。尤其，晚近刑事訴訟法就程序權之保障，例如節制限制出海、出境；賦予陳述意見權；資訊獲取權等，已依上述國際公約意旨，陸續增訂。則前揭第二審上訴程序規定所謂之具體理由，其認定應更加寬鬆。申言之，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空言託詞或漫事指摘。此時，第二審法院即應進行實質性覆判，開庭命被告陳述上訴意旨，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落實被告訴訟程序權利之保障；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終究不能遽謂未敘述具體理由。若逕以上訴狀所敘理由未具體為由，遽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第372條，不經言詞辯論，而駁回第二審上訴，即非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61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5項 |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5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97號 | 一 | [] | （一）行為後因法律有變更，致裁判時之法律與裁判前之法律涉及其得否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規定不同時，應以裁判時應適用之法律，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就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規定以定之。如依舊法之規定得上訴於第三審，新法之規定不得上訴，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之適用，應適用新法之規定處罰者；或如依舊法之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新法之規定得上訴，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之適用，應適用舊法之規定處罰者，自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二）本件上訴人苟○銘經檢察官以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殺人未遂之罪名提起公訴，第一、二審均變更檢察官所引起訴法條，俱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即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前）之傷害罪。雖苟○銘行為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業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施行，法定刑由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銀元）1千元以下罰金，修正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兩相比較，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原判決固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說明，逕行適用行為時法，但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比較適用之結果，仍應適用有利於苟○銘之修正前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論處，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之案件。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 | 刑法第2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 | 四 | [] | 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所得，基於洗錢之犯意，參與整體洗錢過程中任一環節之處置、分層化或整合行為，致生新法所保護法益之危險者，即應屬新法所欲禁絕之洗錢行為，至該行為是否已使特定犯罪所得轉換成合法來源之財產，則非所問。而上開第1款之洗錢行為，祗以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意圖，與「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即為已足，不以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行為為必要。所稱「移轉特定犯罪所得」，係指將刑事不法所得移轉予他人，以達成隱匿效果而言；所謂「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乃指將刑事不法所得之原有法律或事實上存在狀態予以變更而達成隱匿效果。至所意圖隱匿者究為自己、共同正犯或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來源，皆非所問。又上述第2款之洗錢類型，固多以迂迴曲折之方式輾轉為之，但不以透過多層之交易活動為限，且掩飾或隱匿之管道是否為共同正犯或其他第三人，亦可不問。因而過往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祗屬犯罪後處分或移轉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已與新法所規定之洗錢態樣有所扞格。蓋行為人如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或移轉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甚或交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依新法規定，皆已侵害新法之保護法益，係屬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尚難單純以不罰之犯罪後處分贓物行為視之。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第14條第1項 |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第14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058號 | 七 | [] | 109年度台上字第2664號（裁判書全文）（一）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之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罪，為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犯罪構成要件，而犯逃漏稅捐罪者，其逃漏之稅捐（應繳納未繳納之稅捐金額），性質上係以節省支出之方式，反向達成整體財產之實際增值，乃直接產自犯罪之所得，核屬刑法第38條之1規定之「犯罪所得」，故事實審法院於論處被告逃漏稅捐罪刑者，仍應依相關規定論斷是否為沒收之宣告。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故此，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惟依該規定之反面解釋，倘未補繳完畢者，則稅捐請求權於全部或一部未實現之情形，犯罪所得之沒收既為義務沒收，自仍應依法諭知沒收或追徵，尚不能以稅捐國庫仍有稅捐請求權存在為由即認不應予以沒收。至於逃漏之稅捐已經超過核課期間，但仍在追訴權及沒收時效期間內者，法院仍應將相當於逃漏之稅額，追徵入司法國庫。再者，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規定，逃漏稅捐罪之主體為納稅義務人，同法第47條第1項另設補充規定，將逃漏稅捐罪主體擴張至公司負責人等，於公司逃漏稅捐之情形，公司與其負責人於法律上本為不同之人格主體，納稅義務人固為公司本身，但其負責人仍應因自己為公司逃漏稅捐之刑事不法行為而受追訴、處罰，在公司負責人為被告受追訴、處罰，而公司並未被起訴時，公司取得之逃漏稅捐利益，核屬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即學理上所稱「代理型」第三人犯罪利得），依法自仍應向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公司）諭知沒收。於實體法上，該項規定為義務沒收，法院認為符合要件，即應予宣告沒收；於訴訟程序上，為保障第三人之財產權、聽審權及救濟權，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應依刑事訴訟第455條之12以下相關規定，由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公司）參與本案之沒收程序。納稅義務人之公司未依刑事訴訟第455條之12第1項規定聲請參與沒收程序者，法院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公司參與沒收程序，並依審理結果，而對該公司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二）既認定取得犯罪所得者為○○公司本身，而○○公司與鮑○○乃不同之人格主體，其遽向鮑○○諭知沒收追徵未補繳之逃漏稅捐，且對○○公司未依刑事訴訟第455條之12以下規定踐行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亦未諭知沒收追徵，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7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 | 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7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091號 | 六 | [] | （一）依刑事訴訟法規定，關於證人之適格要件，並無年齡或能力上之限制，故稚齡之幼童，雖無具結能力，其所為證言非無證據能力。至其證詞之憑信性如何，因幼童心智仍在發展當中，其對事件之認知能力、邏輯思考能力、記憶能力及陳述能力等，則因幼童發展階段之不同而迥異於成年人，因此經過法定程序取得之幼童證言（警詢、偵訊筆錄，或審判中證詞），其憑信性如何，事實審法院固得囑託相關專家為鑑定人，依其專業評估該幼童心智之發展程度，作為法院判斷證詞證明力之輔助。然相關專家之鑑定意見，於證據法上究屬間接證據，資以輔佐法院評估幼童證詞依其心智發展之證據評價，而非替代法院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其前提自以本案存在幼童證言之證據方法，倘本案因幼童審判外陳述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防治條例相關之傳聞例外規定，而無證據能力，原審法院復未傳喚到庭作證，致本案並未有何幼童（證人）證詞之證據方法，則法院囑託專家所為「幼童證言憑信性」之鑑定意見，自失所附麗，從而，事實審法院既未經嚴格證明程序調查幼童證詞之證據，遽將該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委由鑑定人行之，逕採納該鑑定意見為認定犯罪之證據，已與嚴格證明及直接審理法則未合，難謂與證據法則無違。（二）原判決依憑第一審法院囑託○○○○大學附設醫院鑑定B女、C女之證詞可信度及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該院實施鑑定後出具之鑑定書，以及實施鑑定之○○○醫師於原審擔任鑑定證人，所為「鑑定結果就C女對於其父即上訴人之性器官『長長的』及『流出白色液體』之陳述具有相當可信度」之鑑定意見，為本件認定上訴人犯罪之證據資料。惟原判決載敘B女、C女於審判外陳述，因未符合傳聞例外規定而無證據能力，應予排除作為本件之證據，且原審及第一審法院從未傳喚B女、C女於審理中到庭作證，則本件原審法院並未依嚴格證明之法定程序踐行幼童B女、C女證詞（警詢、偵訊或證人詰問）之調查，自無從進而判斷其等證言之證明力，原審法院遽將其等證言憑信性之證明力判斷囑託○○○○大學附設醫院及○○○醫師鑑定，依上開說明，上開關於「幼童C女證言可信度」之鑑定意見，已失所附麗，原判決逕採為認定上訴人本件犯罪之證據，難謂與證據法則無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9條第1項、第206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9條第1項、第20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094號 | 五 | [] | （一）刑事訴訟法上證據排除法則等相關規定，係為防止國家機關以違法侵害人民基本權方式取得證據，故其規範對象係以國家機關為限，並不及於私人。不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取得之證據，既非因國家機關對私人基本權之侵害，自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或類推適用可能，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且刑事訴訟法與刑事實體法各有不同之功能，因私人違法錄音（影）而受法益侵害之私人，已因刑事實體法之設而受有保護，不能謂法院仍須片面犧牲發見真實之功能，完全不能使用該錄音（影）內容作為證據，始已完全履行國家保護基本權之義務或不致成為私人違法取證之窩贓者。惟為避免法院因調查該證據結果，過度限制他人之隱私權或資訊隱私權，應視該證據內容是否屬於隱私權之核心領域、法院調查該證據之手段造成隱私權或資訊隱私權受侵害之程度，與所欲達成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依適合性、必要性及相當性原則妥為權衡審查。如非隱私權核心領域內容，法院為達成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要求，自得使用最小侵害之法定調查方式（例如，以不公開審理方式勘驗，並禁止勘驗結果對外公開，或裁判書遮隱直接或間接足資識別權利人之相關個資或隱私內容），在待證事實之必要範圍內，限制私人之隱私權或資訊隱私權。（二）刑事訴訟法第182條有關醫師秘匿特權，係就其業務上所知悉或持有他人病情或健康資訊等應秘密之事項，免除其為證人之作證義務，藉以保護病患秘密，避免因洩露而影響醫病信賴關係，或病患就醫權利。上揭所謂「應秘密之事項」，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2項規定，固係指醫療法第67條第2項所列之各款病歷資料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下稱醫療個資），且病患具有不願該醫療個資被公開的期待與利益，始得謂合。欠缺醫療必要性之整型美容行為，縱非以醫療為其目的，然既係醫師秉其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術，所為具有侵入性之處置行為，為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仍應視為醫療法上之醫療行為。醫師因執行整型美容醫療業務，在業務上所知悉或持有他人關於整型美容目的所為之醫療個資，倘病患對之具有不願被公開的期待與利益者，解釋上仍屬本條應秘密之事項，除病患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另病患本人依其自主原則，固具有免於醫療個資被任意揭露之資訊隱私權，倘病患明確拒絕醫師作證以揭露其醫療個資時，醫師原則上必須行使其拒絕證言權，而無自行裁量陳述與否之餘地。然法院詰問內容究竟是否屬於病患應秘密之醫療個資事項，依刑事訴訟法第183條第1項規定，醫師仍須就個別問題，逐一釋明主張拒絕陳述之原因，並無概括行使拒絕證言之權利。法院為達成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配合審判不公開、陳述內容不對外公開及裁判書遮隱等正當程序措施，在待證事實之必要範圍內，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83條第2項規定，以裁定駁回醫師拒絕證言之方式與程序，要求醫師據實陳述，藉以調和法院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病患醫療資訊隱私權之干預及醫師保密義務三者間之衝突。又病患醫療資訊隱私權並非絕對不能干預，病患本人亦得自行處分，並無類如醫師保密義務或洩密罪之禁止規範。則要求病患就其自己之醫療資訊隱私事項作證，本不生法律強人所難之困境。故刑事訴訟法並無病患本人得拒絕證言權規定之設計，自非法律漏洞，法官本無權類推適用醫師拒絕證言權規定而違法允許病患（概括）拒絕證言，以妨礙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然法院以證人身分調查病患本人關於其醫療資訊隱私事項，仍應於上述正當程序措施下，依適合性、必要性及相當性原則妥為權衡詰問內容（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第8款規定，恐證言於病患之名譽有重大損害者，除有正當理由者外，不得詰問），自不待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82條、第183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82條、第18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11號 | 四 | [] | 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同年11月20日施行）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固明定：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但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思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意見，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第1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和行政訴訟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團體，表達意見之機會。」之意旨，兒童應有機會在影響到其之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以符合國家法律的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或通過間接代表或適當機構陳述意見，此即為兒童發表意見之權利。其中所謂「在影響到兒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之涵義，固包括所有影響到兒童的相關司法訴訟，然仍以涉及兒童本身主體之監護、教養、安置及觸犯法律，或是兒童成為被害客體之刑事犯罪、性虐待、暴力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受害者等案件為主。尚難因此即謂兒童監護人之父母犯罪案件亦包括在內，如未通知受監護之兒童到庭表達意見即屬違法。參考法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 |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127號 | 九 | [] | 刑法第339條第1、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後者則指前開財物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無法以具體之物估量者而言（如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而詐欺罪之規範目的，並非處理私權之得喪變更，而係在保障人民財產安全之和平秩序。以詐欺手段使人交付財物或令其為他人得利行為，被害人主觀上多無使財產標的發生權利得喪變更之法效意思存在。故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所謂之「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不限於移轉、登記或拋棄所有權等處分行為，縱僅將財物之事實上支配關係（如占有、使用）移交行為人，亦成立本罪。簡言之，其與詐欺得利罪最大之區別，在於詐欺得利罪原則上不涉及「實體物之交付」。而動產擔保交易法上所謂「附條件買賣」制度，主要係讓買受人分期支付價金，先行占有使用標的物，而許出賣人仍保留所有權，以擔保價金之受清償，直至買受人付清價金，或完成特定條件，足使出賣人放心滿足為止，一旦買受人陷於給付不能，出賣人隨即得以所有人之身分，行使權利以取回動產。是附條件買賣契約，本質上仍屬買賣之一種，只不過在制度上，以出賣人「保留所有權」的方式，來擔保出賣人之價金請求權，事實上出賣人享有的只是「以擔保為目的」的法定所有權，買受人始為真正想要終極地擁有該標的物所有權，且出賣人交付買賣標的物後，買受人即擔負保管或使用標的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承受其利益及危險（參照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2條、第13條）。換言之，附條件買賣之買受人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後即實際占有使用該物，並非僅享受分期付款之期限利益，是若買受人以詐術使出賣人陷於錯誤而簽訂附條件買賣契約並交付該標的物，自成立詐欺取財而非詐欺得利罪。參考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2項 | 刑法第339條第1、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16號 | 三 | [] | 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如其附表編號1所示，即被告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罪，而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何以不依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刑前強制工作，已說明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同法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強制工作為義務性規定，法院對此並無裁量之權。又刑法第55條之想像競合犯，於民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上開修法時增設但書規定「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以免科刑偏失，此種輕罪最低度法定刑於量刑上所具有之封鎖作用（重罪科刑之封鎖效果），是否擴及包含輕罪之從刑、沒收、附屬效果及保安處分在內，攸關本案依想像競合犯論以加重詐欺之重罪後，是否須依輕罪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經查刑法第55條但書係規範想像競合數罪中之輕罪最低度法定刑於「量刑」上具有封鎖作用，立法理由亦說明其目的在於避免「科刑」偏失，可見立法者增訂本條但書之預想射程僅限於重罪「科刑」之封鎖效果。而保安處分並非刑罰，無涉「科刑」偏失，在法無明文下，該封鎖作用倘無條件擴及包含輕罪中關於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例如：強制工作）在內，而對被告作不利之擴張法律適用，非無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主義）之疑慮。況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係刑法有關保安處分規定之特別法，其適用範圍以所宣告之罪名為該條例第3條第1項之罪名為限。而本案所宣告之罪名係刑法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縱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係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罪，亦無適用該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之餘地等情綦詳，核其論斷，在法理上尚非無據，縱學者或實務上因觀察及側重之角度不同，對於上述問題尚有不一致之看法，然原判決上開論斷既屬有據，尚難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 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22號 | 二 | [] | 按我國繼承編係採概括繼承原則，關於被繼承人之債務由繼承人當然繼承。97年1月2日修正前民法第1153條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前者係關於共同繼承人之對外關係之規定，後者則就共同繼承人之對內關係而為規定。至於民法繼承篇修正前之限定繼承，其繼承人仍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責任有限而已。又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依民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同條第2項則明定：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可知求償權人同時有求償權及代位權（承受權），並得選擇其一而為行使。該求償權係新生權利，與代位權係行使債權人之原債權者不同。內部求償權既係繼承人中一人因清償而生對內效力之新權利，與繼承人得向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主張限定繼承之對外效力者無關，故繼承人中之一因清償被繼承人之債務後，向其他繼承人行使內部求償權時，其他繼承人並無對之主張限定繼承之有限責任可言。相關法條：民法第281條、第1153條 | 民法第281條、第115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4月至5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 | 一 | [] | 法律爭議一部分（即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應如何計算？）1.證交法立法目的在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投資，係以保障投資為方法，達到發展國民經濟之終極目標。而保障投資必須透過防範證券詐欺，維護健全證券市場，始可達成。證券市場上之不法行為，不論種類為何，均可被歸類為廣泛之證券詐欺。公開說明書不實、操縱市場、內線交易等行為即係由原本抽象之證券詐欺概念中所衍生，取得獨立規範之地位，可稱之為「特殊證券詐欺」。其中證交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行為之禁止」，係植基於「平等取得資訊理論」之精神，兼及學理上所稱「私取理論」，為防止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內部人（含準內部人、消息受領人）憑其特殊地位，於獲悉（實際知悉）重大影響公司價格之消息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一定沈澱時間內，即先行買入或賣出股票，造成一般投資人不可預期之交易風險及破壞金融秩序，以維護證券市場交易之公平性及健全性所設。違反者，除須填補民事損害外，同法第171條並以刑罰手段遏止之，祇須符合內部人有「獲悉（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一定沈澱時間（現行法為公開後18小時）內，買入或賣出該公司股票」之要件，即足成立內線交易罪。至於行為人是否存有「利用」該消息買賣股票獲利或避損之主觀意圖，並不影響犯罪之成立。且行為人最終是否實際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或避損，亦非所問。從而，自內線交易罪之構成要件要素以觀，其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不限於與內線消息具有因果關係為必要。2.證交法第171條於93年4月28日修正公布，其修法目的係為使法益侵害與刑罰刑度間平衡，並避免犯罪者不當享有犯罪所得，以發揮嚇阻犯罪之效。而關於犯罪所得（現行法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其立法理由說明：「第二項所稱犯罪所得，其確定金額之認定，宜有明確之標準，俾法院適用時，不致產生疑義，故對其『計算犯罪所得時點』，依照刑法理論，應以『犯罪行為既遂』或『結果發生時』，該股票之市場交易價格，或當時該公司資產之市值為準。至於『計算方法』，可依據相關交易情形，或帳戶資金進出情形，或其他證據資料加以計算。例如對於內線交易，可以行為人買賣之股數，與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計算之」等旨，並未揭示明確之內線交易犯罪利得計算方法，且證券交易市場影響股價之因素錯綜複雜，股價之漲跌、成交數量之多寡，皆以市場供需決定，投資人對股票買賣之數量、金額，各有其個人之價值判斷及投資決策，變化因素過大，實難斷定股價漲跌之絕對原因。立法理由就內線交易犯罪利得之計算方法，雖例示說明「可以行為人買賣之股數，與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計算之」，但僅係一種原則性例示，尚難完全規範各種不同行為態樣之內線交易。縱使理論上可以計算「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實務上仍可能提出不同之計算模式，或由不同專家提供意見，導出分歧之結論，造成內線交易犯罪利得計算無法確定之困境，且係人為設算，難謂客觀，亦不利於司法安定性。故單以「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計算所有內線交易犯罪利得，無異緣木求魚，殊不可行。況且立法理由終究非屬法律本文，僅能供為法院解釋、適用法律之參考，尚不具有絕對拘束力。3.從內線交易罪之立法目的而言，既著重「避免犯罪者不當享有犯罪所得」，苟行為人獲悉內線消息而買入（或賣出）股票，股價上漲（下跌）之增益（避損）也在犯罪既遂之後，如認應扣除消息公開之前及公開之後，因市場因素所產生之增益（避損），無異使行為人「不當享有犯罪利得」，豈非與立法目的背道而馳。且不論是法律文義或是立法理由，均未揭示股票「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須與「重大消息」之公開，具有因果關係，故法院於計算內線交易犯罪利得時，自無需考量影響股價漲跌之經濟或非經濟因素。4.再從罪刑相當原則立論，行為人於何時買入與賣出股票，既均出於自主之選擇與判斷，則其因自身決定之買賣行為產生利得，自當承受「利得越多、刑責越高」之結果，此並無違罪刑相當原則。蓋行為人係因內線消息而買入（或賣出）股票，在其決定賣出（或買入）以前，得以享受期間內各種市場因素所促成之利益（增益或避損），因此其實現利得全部可謂係因內線交易行為所得。從而，行為人獲悉內線消息後，在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一定沈澱時間內，買入（或賣出）股票，嗣後再行賣出（或買入）股票，即已實現利得之個案情狀，法院擇用「實際所得法」，亦即以其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作為內線交易罪所獲取財物之計算方法，不僅合於法律之文義解釋、目的解釋，亦無違罪刑相當及法律明確性原則。5.又就損益之概念，除以差額說為基礎之「自然意義損益概念」外，尚應以「規範意義損益概念」補充之，後者係指損益之認定，應探討法規及相關情事規範意旨，倘損益行為發生後，財產總額未出現計算上之差額，但依法規範之意旨，仍認為行為人獲有利益或被害人受有損害者，即不得以行為人或被害人之財產無差額，而否定其損益之存在。行為人獲悉「利多內線消息」後買入，但於消息公開後持續持有而未出售之部分；及行為人獲悉「利空內線消息」後出售避損且未買回之情形，考量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內線交易民事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同法第171條第2項加重罪刑之目的等規範意旨，並審酌依通常情形，客觀上可得預期有增益或避損之財產上利益，不能僅因行為人嗣後並未賣出或買回，即認未獲得財產上利益。6.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證交法第171條，將其第2項「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固僅係避免法律用語混淆所為之文字修正，而非法律之變更，但自一般通常文義來理解，可知內線交易罪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犯罪「獲取之財物」與「獲取之財產上利益」之總和，其中「獲取財物」之部分，為行為人實際買入（或賣出）再行賣出（或買入）之價差而已實現之利得；而「獲取財產上利益」部分，即為行為人未實現之利得。誠然，關於消息公開後應以何時點、何一價額計算行為人未實現之利得，證交法並無明文，但基於損、益常為一體兩面、同源對稱之論理上假設，將行為人因犯罪獲取利益擬制為證券市場秩序或不特定投資人所受損害，不失為一種可行之方式。參之同法第157條之1第3項就內線交易所生民事損害賠償金額，明定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準計算差額，係採取擬制性交易所得計算公式。此既屬立法者就內部人因其資訊優勢所劃定之損害賠償範圍，可認立法者應係本於證券實務之考量及損害額之估算，以此作為計算民事損害賠償數額之擬制基準。則犯內線交易罪之擬制所得既無明文規定計算方法，上開計算民事損害賠償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本院自可援用民事上處理類似情形之前揭規定，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作為擬制賣出（或買入）之價格，據以計算行為人獲取之財產上利益。此「擬制所得法」既具有客觀上之計算基準，亦兼顧民、刑法律體系之調和，使民事責任損害與刑事犯罪利得擬制基準齊一，符合法律秩序一致性之要求。7.綜上所述，犯內線交線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應視行為人已實現或未實現利得而定。前者，以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實際所得法」）；後者，以行為人買入（或賣出）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擬制所得法」）。亦即，採用簡明方便之實際所得法，輔以明確基準之擬制所得法，援為犯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不僅合於證交法之立法目的，亦不悖離法律明確性、可預期性原則，有利於司法判斷之穩定及一致。法律爭議二部分（即計算內線交易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應否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1.在證券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者，其證券交易稅係由出賣有價證券人負擔，並由證券經紀商負責代徵、繳納，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第1款、第3條及第4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另依證交法第85條規定，證券交易手續費係由證券經紀商向委託人收取。亦即，依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機制，買賣股票者，不論其原因、動機為何，均應依法繳交前述稅、費，不能拒繳或免除此部分支出，且係由證券經紀商結算後，直接將扣除應繳稅、費之餘額匯給股票出賣人，股票投資人並未實際支配過前述稅、費。從而，實務上對於因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向來多採「差額說」（或稱「淨額說」），即應扣除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以貼近真實利得之計算方法。2.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其修正理由說明：「原第二項之『犯罪所得』，指因犯罪該股票之市場交易價格，或當時該公司資產之市值為認定基準，而不擴及之後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其中關於內線交易之犯罪所得，司法實務上亦認為計算時應扣除犯罪行為人之成本（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六四四號刑事裁判參照），均與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四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含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且犯罪所得不得扣除成本，有所不同。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第二項『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以資明確。」等旨，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的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與刑法沒收新制下「犯罪所得」之範圍，有所區別，為避免混淆，乃予修正。且同條第4項、第5項、第7項關於「沒收」或「犯罪後自首、偵查中自白，如繳交犯罪所得」等條文，仍維持「犯罪所得」之用語。足見立法者有意將「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與沒收之「犯罪所得」明白區隔，兩者概念各別，範圍不同，應予明辨。3.是以，依司法實務向來多數見解及前揭修法意旨，應以內線交易買賣股票之價差，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據以計算行為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前揭二項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關於內線交易部分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 | 二 | [] | （一）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在訴訟上應享有聽審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範疇；此聽審權內涵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在內。為使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知悉對其伸張權利或防禦具有重要性之事項，裨益其進行訴訟上攻防，以落實對該第三人之程序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7規定，法院所為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裁定，應記載訴訟進行程度、參與之理由及得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諭知沒收之旨。再依同法第455條之20規定，法院應將沒收其財產事項之相關文書送達參與人，應送達者當包括與可能被沒收之財產範圍有關之文書，以保障參與人資訊請求權。又為使第三人能充分陳述意見，自應保障其受通知權，依同法第455條之13、第455條之14、第455條之20之規定，檢察官若有相當理由，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於偵查中或於起訴請求沒收時，均應通知第三人；審判中法院於參與沒收裁定及審判期日前，亦應通知第三人，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利訴訟之準備。藉由上開刑事訴訟法「沒收特別程序」編規定之履踐，俾符保障第三人聽審權之立法本旨。（二）原審雖於審判期日當庭裁定第三人○○○等六家公司及王○○應參與沒收程序，惟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7規定，於其裁定記載訴訟進行程度、參與之理由及得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諭知沒收之旨，難謂已盡保障第三人請求資訊權之職責。（三）公司之解散，其法人人格並非即告消滅，必須經清算程序，俟清算完結後，始喪失其人格，此觀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等規定自明。而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同法第26條之1亦有明文。再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除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為選任者外，以董事為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定有明文。雖依同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惟關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第455條之14、第455條之20之規定所為之通知，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仍應向其全體清算人送達，以保障清算中公司之聽審權。（四）依卷內資料，吳○○、葉○○於原審108年7月16日審判期日到庭，吳○○固當庭陳明其同意法院沒收附表十二編號20、21所示存款，且原審當庭裁定百年○家公司應參與沒收程序，並改訂108年7月26日續行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嗣葉○○亦具狀陳報其同意原審法院沒收原判決附表十二編號31所示之存款等旨，原審並於108年7月26日就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辯論終結。然稽諸○○○國際公司及百年○家公司基本資料列印表，其上已載明該等公司之狀況分別為廢止、解散，董事會已不存在，且葉○○於原審亦已供稱：百年○家公司目前在清算程序等語，苟屬無訛，則吳○○、葉○○是否為前開公司法規定之清算人而分別具有代表○○○國際公司、百年○家公司而為同意之權利？又縱認葉○○為百年○家公司之清算人，該公司是否仍有其他清算人？若是，依上開說明，原審於108年7月26日續行審判程序前，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0規定，將審判期日通知葉○○以外之其餘清算人，並送達關於沒收其財產事項之相關文書。實情如何，攸關第三人聽審權之保障，猶有進一步究明釐清之必要。乃原審未詳加調查，遽予諭知沒收原判決附表十二編號20、21、31所示之存款，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55-12~37條 | 刑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55-12~3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 | 八 | [] |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符合法定要件而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所明定，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列為環境刑法之刑法第190條之1之排放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河川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同條第2款之事業負責人未依規定清理廢棄物，致污染環境罪，於違法排放廢水之案件，其不法所得，乃行為人節省本應依法處理而支出之環保費用（成本），其因未支出而獲得整體財產之增益，自屬產自犯罪之利得，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此不法利得既為消極利益，依法應就其替代價額為追徵之諭知。又排放廢水犯罪所得範圍之計算，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立法理由說明，明定沒收標的「不法利得範圍」之認定，非關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於證據法則上並不適用嚴格證明，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適用自由證明已足，爰參考德國（當時）刑法第73b條之立法以明文規定。然估算並非恣意，應以合義務性之裁量為之，仍須具有合理之基礎，法院須先就估算基礎之連結事實加以調查審認，再選擇合適之推估方式，例如某特定領域之經驗法則，而普遍採用於稅法計算所得之「內部事業比較」及「外部事業比較」基準，即屬於合適之估算方法，所稱之「內部事業比較」，係指從行為人（或事業）之資料尋找可對照之已知數據，再據以推估無資料可查之待釐數額，並且可援用某段時間已知數據，來推知不具資料期間數據的「倍數」；所稱之「外部事業比較」，係指從相類似事業及相類似行為之已知數據，來推估待釐數額。又既係合適之推估方式，亦無「有疑惟利被告」原則之適用，其理至明。倘事實審法院已依卷內資料，認定估算基礎之連結事實，並採用合適之估算方法（例如內部事業比較基準），依上揭程序而進行合理之推估，且於理由內依憑卷內事證就其依據為必要之說明時，則所為之估算核屬事實審法院適法職權之行使，不能遽指為違法。（二）本件因為節省應支出之花費而增加之盈餘為犯罪所得；對於犯罪所得數額之認定，依憑扣案之○○公司102年9月至102年12月估價單明細（即銷售予客戶之電鍍產品數量），及該期間之電費資料明細（用電度數），以產量與用電數成正相關之經驗法則，認定○○公司此期間實際銷售電鍍產品數量，以（倍數）計算○○公司102全年之產量，並比對卷附自102年9至12月發票存根聯上記載重量、金額，推算實際產量與發票記載二者間之對應係數，復以扣案○○○公司、○○公司自90年至102年期間申報營業稅所載之銷售金額（收入），推估本件犯罪期間90年5月至102年間之電鍍產品重量，並進而推算污泥產量，再據以計算依照合法之清理程序所需支出之藥品費、污泥費、環保系統電費，因而認定本件犯罪所得亦即非法排放廢水而節省支出之費用總額，且就如何認定因節省費用而產生之孳息，亦據卷內資料，詳為論述。原判決既就估算基礎（估價單、用電明細、統一發票、發票存根聯）連結之事實已調查審認，且採用內部事業比較基準作為合適之估算方法，詳予說明其推估計算之過程，以及如何認定本件不法所得數額之理由，依上揭說明，洵無違法可指。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38條之2、第190條之1。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 刑法第38條之1、第38條之2、第190條之1。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 | 七 | [] | 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相牽連之案件」，係指同法第7條所列：(一)一人犯數罪；(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無非係以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隨之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擴張追加起訴與本案非屬同一案件之案件，不僅減損被告之防禦權利，亦有損訴訟迅速之要求，惟若一概不許追加，則本可利用原已經進行之刑事訴訟程序一次解決之刑事案件，均須另行起訴，亦有違訴訟經濟之要求，故在被告訴訟權利、訴訟迅速審結，以及訴訟經濟之衡量下，特設上述第265條追加起訴之規定。然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歷經重大變革，於民國92年9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事訴訟法已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一罪及數罪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6日、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若檢察官之追加起訴，雖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之相牽連案件，然案情繁雜如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繁雜之罪），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續行併案審判，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案件恐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 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4377號 | 三 | [] |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自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該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運輸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運輸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並增訂第17條第3項：「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此項增訂之立法理由敘載：本法對「運輸」毒品之行為均一律依據第4條加以處罰，對於行為人係「自行施用」之意圖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並無不同規範。然此種基於自行施用之目的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且情節輕微者，雖有問責之必要性，惟如一律依本法第4條論以運輸毒品之重罪，實屬法重情輕，且亦無足與真正長期、大量運輸毒品之犯行區別，是針對自行施用而運輸毒品之犯行，增訂本條第3項，以達罪刑均衡之目的。可知立法者係認基於自行施用之目的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且情節輕微者，雖有問責之必要性，但如一律依該條論以運輸毒品之重罪，無足與真正長期、大量運輸毒品之犯行區別。(二)卷查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已供稱：因有嚴重憂鬱症，本案查獲大麻係（純）供自己施用等語。審酌上開立法理由之說明，本件是否符合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之規定？又原判決雖於理由欄參、四敘載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惟上開條例修正施行後，法院於個案中審酌是否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無影響？如何妥適適用？均非無再行審酌之餘地。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正，即屬無可維持。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7條。刑法第59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7條。刑法第5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559號 | 二 | [] | 按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估算」依立法說明，固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估算是在欠缺更好的調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不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以估算（至於有無犯罪所得，則不包括在內）。若是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法院就必須履行通常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易見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時，才能援用估算的規定。法院若未盡合理調查及依憑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說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即非適法。又以估算認定者，並應於判決說明其有如何認定顯有困難之情形及為如何估算之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 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562號 | 四 | [] | 一旦犯罪利得發還被害人，若其求償權已獲得全額滿足，行為人即不再坐享犯罪利得，業已產生特別預防之效果，且合法財產秩序亦已回復，則利得沒收之目的已臻達成，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行為人犯罪利得之必要，因此發還條款實具有「利得沒收封鎖」效果。在此原則下，於數行為人共同犯罪時，因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同法第273條第1項、第274條復明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是倘被害人僅為一人，而於犯罪行為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對被害人為全部給付時，因犯罪利得已全然回歸被害人，其民法上之求償權已獲得滿足，此時即生「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法院即不應再對任何犯罪行為人宣告利得沒收。相對地，在被害人為多數時，除非彼此間屬連帶債權，否則被害人民法上之求償權係個別獨立，行為人因負連帶債務而僅對其中部分被害人為給付時，縱給付金額已超過其實際犯罪全部利得，惟就尚未獲得賠償之被害人而言，因其民法上之求償權既未獲得彌補，此時即不發生「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法院仍應對行為人該部分實際利得諭知沒收。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565號 | 一 | [] | （一）按政府採購法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而制定，俾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受政府機關等補助一定金額之法人或團體辦理採購時，不論招標、審標、決標、履約及驗收等行為，均屬構成採購作業之各階段行為，悉與公共利益攸關，各有相關程序規定可資遵循。該法第93條另規定：「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此規定亦分別頒布有「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及「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予以規範。基此，所稱共同供應契約為集中採購或共同採購之一種，也是具有彈性機制之特殊採購型態，其係指一機關（下稱訂約機關）為二以上機關（下稱適用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辦理招標、審標、決標程序，擇定複數得標廠商（下稱立約廠商）簽訂供應訂約機關及適用機關之契約，而建立一個交易平台，匡列得標合格之立約廠商、得標項目，使訂約機關及適用機關在共同契約契約期間內，隨時得利用該契約逕向交易平台上之立約廠商訂購，除共同供應契約條款另有規定或適用機關與立約廠商另有約定事項外，無須另訂契約；受訂購之立約廠商直接向訂購機關交貨、履約，並由訂購機關自行辦理驗收及付款，以免除共同需求之機關自行辦理招標、決標及簽約作業等採購程序，廠商也不必重複參加投標，可以節省採購成本，發揮大量採購之經濟效益，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若適用機關利用此一交易平台進行訂購時，係以符合機關需要為考量，自行選定任一立約廠商為訂購對象，倘訂購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公告金額）以上，未達5,000萬元（查核金額）者，除擬訂購之項次僅有1家立約廠商而應予議價外，適用機關得自行徵詢2家以上立約廠商進行比價，並經監辦程序選定訂購對象後，再據以辦理訂購，此徵諸「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第3項及「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之規範自明。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107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0號函亦載明斯旨，並闡述適用機關與立約廠商另行議定價格折扣或其他優惠條件，其辦理程序具議價、比價性質，惟因訂約機關已與立約廠商簽訂契約，爰與政府採購法所稱「議價、比價」尚屬有別，不適用該法規定之招標、投標程序等節甚明。（二）依卷證所示，本件○○小學係利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下稱○○銀行採購部）依「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簽訂之「國內出版之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102年圖書採購案，該共同供應契約業經○○銀行採購部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程序，決標後與226家得標廠商簽訂而供適用機關採用訂購，揆諸前開說明，任何一家立約廠商皆為合格供應商，○○國小原可逕洽其中2家立約廠商辦理比價，毋庸依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辦理，縱○○國小依內部簽約程序，採取選擇5家立約廠商進行比價，陳○東在眾多立約廠商中自行選擇任何5家進行比價，乃屬其行政裁量之職權，對其他立約廠商而言，不生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問題，與政府採購法無違。參考法條：政府採購法第93條 | 政府採購法第9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639號 | 三 | [] | 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相關法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 |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4月至5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640號 | 一 | [] | 按公司債契約，係因公司債應募人在發行公司備就之應募書上，填寫所認金額，並簽名或蓋章而成立（公司法第252條第1項、第253條第1項參照），公司債應募人僅能附從發行公司所定轉換條件締結公司債契約，無權個別協商契約之內容。而公司債約定得轉換股份者，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18款、募發準則第29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於其轉換辦法中訂定轉換條件（含轉換價格、轉換期間及轉換股份之種類等）之決定方式。至公司債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享有選擇將所持公司債轉換為發行公司股份與否之權利，惟其轉換權之行使，仍應受轉換辦法所定轉換條件之限制，於其適法行使轉換權時，發行公司始有依其轉換辦法核給股份之義務。相關法條：公司法第262條、第248條第1項第18款、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29條第1項。 | 公司法第262條、第248條第1項第18款、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29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6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650號 | 五 | [] | 被告聾或啞或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刑事訴訟法第99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就外國人而言，係為避免其涉訟成為被告，因未諳審判國當地之語言，所造成之語言隔閡，而剝奪其基於國民待遇原則所取得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故賦予詢（訊）問被告之司法人員，得視被告之國籍、教育程度、慣用語言或文字、在審判國居留時間、所處環境等一切客觀條件，確認被告對審判國所使用語言之瞭解程度後，裁量決定是否為其選任通譯。而通譯係譯述言詞文字互通雙方意思之人，其功用係傳譯兩方語言或文字使彼此通曉，則所選任之通譯，當無須以被告國籍所使用之母語或文字為限，應認僅須以被告所能明瞭之語言或文字翻譯轉述雙方之意思，即已完足我國司法機關對外國人涉訟語文方面之照護義務，此不僅可免於我國司法機關陷入難尋被告母語文通譯之困境，亦與我國憲法保障其訴訟權之意旨無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9條 | 刑事訴訟法第9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 | 六 | [] | （一）違法性認識（即學說所稱之不法意識）固不要求行為人確切認識處罰規定，僅知其行為乃法所不許即可。然於犯罪競合時，不法意識即具可分性，對於不同構成要件存在的個別不法內涵均需具備，始得非難各該部分罪責。（二）法令頒布，國民有知法且負諮詢義務，是否可避免，行為人固有類如民法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違反社會性之自然犯，其違反性普遍皆知，雖非無法避免，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3項所規定「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組成審議委員會，每3個月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係以法律授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規章或命令，變更可罰性範圍，固非屬法律變更。然此類行政規章或命令之公告，究非如法律具備須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而除有規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4、12、13條）等程序，而得由媒體宣導，使國民得以預見及有相當之準備期間。是填補空白刑法之行政規章或命令，苟無一定之公聽程序或宣導期，尤以變更毒品處罰範圍公告之品項，多係化學類專有名詞，實難期待國民於公告後立即知悉。從而，有關毒品分級及品項之行政規章或命令之公告，既已影響違法性認識範圍，苟行為人於公告後之相當接近時間內違反，即須有相當之理由，始得認具違法性認識。參考法條：刑法第16條 | 刑法第1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705號 | 七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158條所謂事實於法院已顯著者，係指某事實在社會上為一般所已知而法官現時亦知之者而言。又所謂事實為法院職務上所已知者，指該事實即屬構成法院之法官於職務上所為之行為或係其職務上所觀察之事實，現尚在該法官記憶中，無待閱卷者而言。然苟該事實仍有待專門學問之人診察或鑑定，始足以判斷者，自不包括在內。（二）依原判決所引據之函文資料，既謂尿液中可待因與嗎啡之比例，與使用頻率、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採集尿液時間點等因素有關，依個案而異，且依研究服用可待因製劑後，可待因與嗎啡之比值大於3，而個人代謝速率、代謝途徑、服用之方式及劑型等因素，均會影響比值等語，則該事實既因個案而異，難認係屬原審職務上所觀察或職務上所知，無待閱卷之事實，自非當然即可援引其他案例所函詢之回覆內容據以類推適用，仍有待專門學問之人診察或鑑定後始能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783號 | 三 | [] | 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乃其繼續行為，原判決既已經於首次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基於刑罰禁止雙重評價原則，就被告等關於同年10月7日至12日止之犯行，自應僅論以加重詐欺罪即已足。然原判決並未詳加區隔，於論罪欄記載：核被告王○翔、熊○昌、羅○仁、林○文、徐○偉、N0000000TS000000U、T0000000NW00000000I、A00000AS00000O、S0000000AS00000000N、U000000EP000000000M、M0000AK00000T、S000000EK0000I、W00000000NN000000E、S0000000NS00000E、K000000NS00000A、P00000TK0000000000N、N0000000NL00000A、T0NT00000000A、N00000AK000000T、C00000DS00000000000A所為【原判決漏列被告S0EL0UL000000O（即賓○德）】，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並於理由伍三敘述：本案被告王○翔、熊○昌、羅○仁、林○文、徐○偉及泰國籍被告至、、等人，既均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2罪），則不應割裂法律適用，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諭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從刑等語。自難謂適法。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刑法第339條之4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刑法第339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801號 | 一 | [] | （一）相對於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實體證據，「彈劾證據」之功用在於協助法院針對證據證明力形成心證。彈劾證據與犯罪成立與否無關，主要用來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惟於審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與審判外之陳述相異時，可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用來減低其在審判時證言之證明力，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證人陳述之證明力。則彈劾證據主要目的既為減損證人證言之憑信性，被彈劾之證言自應以具備證據能力為限，若係欠缺證據能力之證言，因證言本身不具證據資格，即無憑信性可被彈劾可言。另相對於美國法只要被告放棄其緘默權利，立於證人地位，其程序皆與人證程序相同，自適用彈劾證人陳述可信度之程序。然我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並無證人適格，因此對於被告本身之陳述是依據自白法則、任意性法則來認定，並無人證程序之適用，即被告之陳述是否可採，應由法官本諸確信自由判斷，並無彈劾證據之適用。雖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63條、第169條或第184條等規定賦予證人與被告、被告與被告間詢問或相互對質之機會，此等詢問及質問之本質亦係利用彈劾方式呈現各個證據間之可信度，但究不能以被告本身先後不一致之陳述資為彈劾證據用以削弱或減低其自白之可信性，否則只要被告陳述一有翻異或齟齬，即謂其先前或全部所述均不可信，自有違證據法則。（二）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者與客觀上存在或發生之事實，二者間不相一致之情形，乃刑法上所稱「錯誤」。其中「客體錯誤」係指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發生誤認，以致其本身雖以為所加害的為其所認識或相像之客體，而實際上卻為不同之客體。以刑法上之殺人罪為例，殺人行為係侵害人之生命法益，亦即一個人的生命因殺人行為而喪失，則其行為客體只要是「自然人」即可，至於此「人」之姓名、身分、年齡、性別如何，並非殺人罪應細究之重點。是倘甲要殺乙，卻誤丙為乙而殺之，不論採德、日或我國之「客體等價說」或「法定符合說」理論，均不阻卻故意，甲仍成立殺人罪。則若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行為、行為情狀及行為結果認識均無錯誤，即如甲主觀上具有殺乙之故意，嗣所殺害的即為其所計畫殺害之乙，後始發現乙之姓名其實為丙，此只能認行為人係對被害人之姓名認識錯誤，然並非刑法上所稱之「錯誤」。於前述「客體錯誤」時甲並不阻卻殺人之故意，則在所認識與實際加害「客體同一」而非刑法上錯誤下，當然亦不影響甲殺人罪之成立。本件倘被告前揭自白為真，其原本即認識所射殺即為於案發時與其發生爭執之「人」，客觀上亦殺害該「人」，則無論此「人」確實姓名為「劉○誠」、「朱○杏」或稱呼其為「姨父」與否，被告仍應成立殺人罪。乃原審未能剖析明白，始終拘泥本案死者之姓名、身分究竟為何？有無錯誤？完全忽略殺人罪構成要件之本質，致上訴意旨得據以指摘，容有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55條第2項、第163條、第184條。刑法第13條、第271條 | 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55條第2項、第163條、第184條。刑法第13條、第2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821號 | 八 | [] | 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因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的。共同正犯中一人或數人事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全部賠付，而求償或沒收擇一實現，同樣可滿足「排除犯罪不法利得」之規範目的，如已優先保障被害人之求償權且已實際取得，就等同「合法發還被害人」之情形，不應再對未參與和解賠付之其他共同正犯宣告沒收或追徵。否則，一概宣告沒收，日後判決確定後，檢察官為沒收之執行時，因被害人已完全受償，不得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發還檢察官執行追徵之上開所得，國家反而因行為人不法犯罪，坐享犯罪所得；或共同正犯中已賠償之人基於民事內部關係，向未賠償之人請求，對後者形同雙重剝奪。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 true | Aaronfong |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8年度台上字第94號 | 一 | [] | 民國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835條之1規定：「地上權設定後，因土地價值之昇降，依原定地租給付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請求法院增減之。未定有地租之地上權，如因土地之負擔增加，非當時所得預料，仍無償使用顯失公平者，土地所有人得請求法院酌定其地租」，乃將情事變更原則條文化，於該法條公布施行後，不論地上權設定時間在之前或之後，倘有該法條所定情形，土地所有人均得請求法院酌定其地租。相關法條：民法第835條之1 | 民法第835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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