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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 | 五 | [] | 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又依土地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私有土地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消滅後，回復原狀時，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惟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未登記之水道地浮覆後，當地地政機關應即依土地法規定程序，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7條規定，未編號登記之土地準用土地法第48條關於辦理土地總登記之次序為：一、調查地籍；二、公布登記區及登記期限；三、接收文件；四、審查并公告；五、登記發給書狀并造冊。則土地須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始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土地公告浮覆後，原土地所有人因所有權回復，雖即得依土地法第27條規定申請為回復所有權之登記，然於當地地政機關尚未依上開土地法規定程序，辦竣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該土地仍無法為移轉登記，第三人如因此未能依約請求原土地所有人履行移轉該土地所有權之義務，難謂非法律上之障礙。相關法條：土地法第12條、第27條、第48條，土地登記規則第77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1條 | 土地法第12條、第27條、第48條，土地登記規則第77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851號 | 九 | [] | （一）毒品條例第4條第3項所稱之「運輸」為一般用語，並非法律專有名詞，一般人理解之運輸，應指利用交通工具，將人或物由一地運送到另一地點。上訴人冒名「鄭○○」，自臺南委託郵局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送毒品至澳洲之○○，惟未及出境即在桃園經海關航郵中心查獲之事實，並無疑義。亦即上訴人於利用國內郵局寄送（運輸）毒品出境時，除須以航空機跨境運送外，尚須歷經我國及澳洲境內之國內運送，知之甚明；本件經海關攔截查獲前，已有國內運輸之事實（行為），極為明確。（二）我國刑法所定各類犯罪，除既遂外，併明文處罰未遂者，就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並未明定，即須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上，斟酌一切情事，作符合法律文義及法律規範意旨之價值判斷，以發揮法律功能；且不宜逕以學術上結果犯、行為犯之分類，定位各類型犯罪，進而判斷有無成立未遂犯可能；更不能將本質上不同、獨立之各類型犯罪，僅因立法者基於立法經濟之考量將之併入同一法律條文規範者，率認應以相同之標準判斷其犯罪之既、未遂。以本件「運輸」為例，法律並無須達預定之目的地始論以既遂之規定；且運輸毒品之處罰，著重毒品來源之截堵，以戒絕毒品之流動、蔓延，故不論其為國內運送、跨境運輸，抑兼而有之，一有及之，即屬運輸。若如上訴意旨主張，應以目的（地）是否已達，定其既、未遂，將發生販賣之毒品已交付，但價金尚未取得，仍屬未遂；於本案情形，倘毒品已運抵澳洲，但於轉送○○時被查獲，亦屬未遂之顯不合理之結果，更非法規範意旨所在。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刑法第25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刑法第2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856號 | 十九 | [] | （一）依行政院所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立法說明，有關槍砲定義之修正，係「鑒於現行查獲具殺傷力之違法槍枝，多屬非制式槍枝，可遠距離致人死傷，且殺傷力不亞於制式槍枝，對人民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法益之危害，實與制式槍枝無異；另因非制式槍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且製造技術門檻不高、網路取得改造資訊容易，導致非制式槍枝氾濫情形嚴重，若區分制式與否而分別適用第7條或第8條處罰，將使不法分子傾向使用非制式槍砲從事不法行為，以規避第7條較重之刑責，無異加深不法分子大量使用非制式槍砲之誘因，爰為有效遏止持非制式槍砲進行犯罪情形，非制式槍砲與制式槍砲罪責確有一致之必要。」、「為使違法槍砲之管制作為更臻嚴密，並遏阻非制式槍砲氾濫情形，以確保人民之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安全，爰修正第1項第1款之槍砲定義，使特定類型槍砲之管制範圍明確及於所有具殺傷力之制式及非制式槍砲，且有違法製造等行為，不論標的為制式或非制式槍砲，皆應依特定類型管制槍砲之處罰規定進行追訴。」。（二）該修正草案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議時，司法院雖表示目前實務認槍枝縱屬非制式，倘具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所列各類槍枝之型式，且殺傷力與制式槍枝相若或超過，仍應依該條規定處罰。倘其殺傷力不若制式槍枝者，則屬同條例第8條處罰之範圍。草案說明關於「若區分制式與否而分別適用第7條或第8條處罰，將使不法分子傾向使用非制式槍砲從事不法行為，以規避第7條較重之刑責」部分係誤解。修正草案加入「制式或非制式」之構成要件，則具有第7條所列各類槍枝型式之非制式槍枝，不問殺傷力是否與制式槍枝相若，概依第7條規定處罰，將使原本依據第8條規定處罰之行為加重處罰。然與會委員仍認近年來改造槍枝泛濫，對社會治安危害甚鉅，必須從源頭管制及加重刑罰雙管其下，以維護社會治安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仍決議照案通過，並於立法說明補充「至於原司法實務所指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即非制式手槍部分之見解，自因本次修法變更槍砲之定義，本於具體個案審酌是否繼續適用。」。（三）依上開修正後之條文用語及立法者之意思，新法施行後，行為人倘經認定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所列具殺傷力之特定類型槍枝，不論是制式或非制式槍枝，亦不問非制式槍枝殺傷力是否與制式槍枝相若，概依同條第4項規定（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換言之，行為人持有同條例第7條第1項所列具殺傷力之特定類型非制式槍枝，依修法前之實務見解，雖可適用較輕之同條例第8條第4項規定（法定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然修法後縱其殺傷力不若制式槍枝，仍應依同條例第7條第4項規定處罰。（四）上訴人係持有具殺傷力之仿00000廠半自動手槍製造之改造手槍，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之規定自較有利於上訴人，仍應適用行為時法。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比較適用，於判決結果無影響。參考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8條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 | 十 | [] | 按各種動物均有其生命，與人類同存於地球環境，對外界所施以其身之事亦有所感受，其生死除因順應自然法則外，人類自當以地球共同體之觀念尊重動物生命，尤其狗素有人類最忠實朋友之稱，不應對之為任何騷擾、虐待或傷害甚至宰殺之行為，是我國特別制定動物保護法，於該法第1條開宗明義闡明「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之立法意旨，並於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明定「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且於同法第25條各款規範違反動物保護法行為之處罰以究其責。依該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而同法第12條第3項第1款則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之一：一、宰殺犬、貓或販賣、購買、食用或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因此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參考法條：動物保護法第12條、第25條 | 動物保護法第12條、第2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874號 | 十一 | [] | (一)「刑罰之制定」，乃立法者針對特定犯罪所為基本之抽象非難評價，呈現為刑法分則所明文特定罪名之「法定本刑」。而「刑罰之加減」，係立法者透過在刑法總則規定類型化之絕對或相對之刑罰加重與減輕事由，而就特定罪名對司法者為量刑框限之變動指示，展現於學理名為「處斷刑」之刑罰調整，以上皆屬立法者之刑罰制定。至「刑罰之適用」，則屬司法者之刑罰裁量，體現於法院就特定行為人所犯特定罪名，於法律規定範圍內所為之個案量刑。具體而言，相對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所規定之基本類型罪名暨較輕之法定本刑，同條第3項前段增加「曾犯本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之要件，並制定較重之法定本刑，以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其乃犯罪類型變更之刑法分則加重性質，係屬立法者「刑罰之制定」，而非司法者「刑罰之裁量」。而刑法第47條第1項「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則係總則性質之「刑罰之加重」。至同法第57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列舉10款）」，則係立法者對司法者量刑裁量內涵之控制與指示，而屬「刑罰之適用」範疇。再者，刑法第1條揭櫫罪刑法定主義，其中「行為之處罰」一語，並明示其行為刑法之屬性，但刑罰現實上係加諸於行為人，行為人因其犯罪（即該當不法構成要件之有責行為）而受罰，刑法非難之對象，並非僅係單純之行為，實係行為人之行為，行為人短期內數度犯罪或再犯相同之罪，該等透過行為所表現出行為人敵視法規範之性格情狀（即特別惡性），由於對法益危害性之加深而提高行為之不法內涵，經立法者將相關之行為人性格情狀及對法益侵害危險性定為犯罪構成要件，而獨立成為基本犯罪之加重處罰類型時，揭示立法者嚴懲行為人行為之非難評價（即行為人責任），係著眼於犯罪之一般預防及特殊預防，藉以嚇阻犯罪而保護法益，並矯正行為人之惡性（即反社會性）以促其再社會化。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以「曾犯本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為不法構成要件，其所配置之較高法定本刑，依其立法加重處罰之旨意，難謂未將行為人犯罪前科所反映之其主觀惡性或反社會危險性格考量在內，其加重法定本刑之刑罰作用，應認有針對行為人為特殊預防之涵意與目的。而以行為人犯行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或以行為人有不良素行或犯罪前科，依同法第57條第5款規定，作為從重量刑之因素，不外均係偏重於針對行為性格情狀（即主觀惡性與反社會危險性）加以特殊預防之目的考量，此部分之作用具有相當程度之同質性，而非截然可分。又立法者就特定犯罪所制定之「法定本刑」，或附加特定事由以調整而加重或減輕「法定本刑」所形成之「處斷刑」，其刑罰均具有相當之裁量空間，於委託司法者確定個案具體刑罰之同時，授權其得在應報原理認可之範圍內，兼衡威懾或教育等預防目的，就與量刑有重要關聯之事項為妥適之評價，亦即於責任應報限度之下，考量預防之目的需求，以填補法定刑罰幅度所框架之空間，進而酌定其宣告刑，以期符罪刑相當之理想。依上述說明，可知重罪之法定本刑，與重罪之加重其刑，或重罪之從重、從輕或從常例量刑，三者之概念有別，且其間並無必然之關聯性。(二)行為人之故意犯行，是否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以累犯，乃「法律要件判斷」之問題，至是否依同條項後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於事實審而言，則係「法律效果裁量」之問題。個案犯行於具有相對加重其刑事由之前提下，關於是否加重其刑，係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於法律之外部性與內部性界限範圍內，賦予其相當之決定空間，苟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違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刑法第1條、第47條、第57條、第185條之3 | 司法院釋字第775號。刑法第1條、第47條、第57條、第185條之3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 | 二十 | [] | （一）刑法上對於某些特定犯罪犯人到案後揭發他人犯行、提供重要犯罪線索、有效防止犯罪活動、協助逮捕其他犯人或其他對偵破案件或定罪有實質幫助（如證人保護法第3條所稱願在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等經查證屬實而得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阻止重大犯罪隱患之行為，結合刑罰上之「懲治」及「寬容」政策，設有所謂「戴罪立功」、「將功折罪」之具體化、法律化條文。其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立法旨意在於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祇須被告願意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即可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其中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是倘若偵查機關已說明尚未能查明被告舉發之毒品來源，或根本無從查證者，為避免拖延訴訟，法院自可不待偵辦結果即認定並無「因而查獲」。（二）本件原判決已於理由四、(二)內說明如何依○○縣警察局○○分局函、○○分局函、○○分局函暨所附報告書等件，認定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日前，並未因上訴人的供述因而查獲其所謂之毒品上游「李○○」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等情，故無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的適用等語。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證人保護法第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 證人保護法第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 | 二十一 | [] | （一）憲法第171條第1項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此無效於理論上固應溯及自法律違憲時起自始當然無效。尤以侵害人權之違憲法規，更應回歸基本人權遭受違憲損害前原狀，以維護憲法秩序。但法律違憲可能僅涉及一個條文之部分內容，或其適用範圍內之數種類型中之某一個類型違憲，於此僅須宣告部分違憲無效。惟在實現社會正義時，同時亦須兼顧法之安定性，因此在「例外情形」大法官解釋會採取「限期失效」（即所謂「落日條款」）宣告模式，一方面迫使主管機關及時修正法律，使違憲法律不再無限期續用，另一方面預留修法空間，避免於過渡期間形成法律真空，有害於公共利益或人民權益。依據108年5月31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意旨，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其中有關「肇事」部分，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另關於「刑度」部分，則認若一律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對於犯罪情節輕微個案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其處罰顯然過苛，於此範圍內，因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換言之，上開解釋對於刑法第185條之4刑度部分，採取「限期失效」之宣告模式，在本條未修正且未屆失效期限前，法院仍應依法適用，只是應重新架構「肇事」之定義及於「犯罪情節輕微」時應如何妥適量刑。（二）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背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意旨，應有誤會，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171條。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刑法第185條之4 | 憲法第171條。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刑法第185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25號 | 十二 | [] | 刑事法上犯罪之成立，以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罪責）為要件，三者缺一不可。行為人藉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表現其個人主觀上違反法律規範價值之可非難性或可責性，而應負擔刑事責任，並接受刑罰之制裁。故刑罰以罪責為基礎，無罪責即無刑罰。而罪責係以行為人之判斷能力為基礎，即其在意思自由之狀態下，具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力，竟違法行事，其行為即具可責性。又除了反社會人格違常以外，凡影響人類思考、情緒、知覺、認知及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致適應生活功能發生障礙者，皆為精神衛生法所定義之「精神疾病」（見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款規定）。然而，並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可能影響人的知覺或現實感的判斷作用（例如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衝動控制疾患等是），故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因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知的要素），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意的要素，即依其辨識進而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行為人所為之違法行為必須與其罹患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疾病所生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之間，具有關聯性，始有阻卻責任可言。倘行為人非但具有正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而且具備依其認知而決定（選擇）是否為或不為之控制能力，縱經醫師診斷為精神疾病患者，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上揭關聯性之認定，涉及行為人有無責任能力之調查，法院固應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判斷。然此一判斷過程，亦不免同時有依照行為人行為前（準備）、行為時、行為後（立即反應）等相關行為，涵攝精神疾病相關醫學症狀定義之必要，精神醫學之鑑定人做為「發現事實之當然輔助者」，鑑定意見對於不具有精神醫學專業之法官而言，自具有釐清事實之重要功能。當數個適格之鑑定人或機關之鑑定意見彼此互相歧異時，關於其間因醫學意見歧異而形成之爭點，事實審法院允宜傳喚正、反（或折衷）意見之鑑定人，各自說明其意見所憑之精神醫學診斷準則，及判斷本件符合或不符合診斷準則之過程，兼及於其對不同意見之看法，藉由審、檢、辯三方交互詰問程序，以逐步釐清事實，形成確信。若數個鑑定人或機關仍各持己見，法院亦無法形成心證，無妨尋求第三鑑定意見以協助法院正確認定事實（刑事訴訟法第207條參照）。法院採取或不採取任一意見，應說明其判斷是否符合精神醫學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之診斷準則，及其試驗、操作或推論過程，是否均無瑕疵，且具有醫學合理性之理由。正、反或折衷意見，均無法說服法院形成有無責任能力之確信時，始依罪疑唯輕原則，而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精神衛生法第3條。刑事訴訟法第207條 | 刑法第19條。精神衛生法第3條。刑事訴訟法第20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27號 | 十三 | [] | (一)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二)原判決就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意旨求處被告死刑一節，已說明依我國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公政公約，其第6條第2項明定未廢止死刑之國家，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本件被告所犯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逐項審酌本案中屬於該規定所列舉各項科刑輕重標準之一切具體情狀，予以綜合考量，本件被告與被害人○○○為關係親密之同居男女朋友，二人因被害人工作上須接觸其他異性而時起勃谿，案發當日又故事重演，復因被害人未順從被告要求，雙方肢體衝突，被告為滿足自己偏差之兩性觀念及壓制被害人之動機與目的，竟率爾勒殺被害人；自被害人舌骨骨折之情以觀，足徵被告犯罪手段力道非輕；且因而剝奪被害人生命，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更致其家屬傷痛逾恆，社會治安亦蒙受不利影響；甫事發之際，被告為掩飾犯行，雖將被害人分屍並清洗現場，然經警查獲拘提到案後，已坦承犯行，陳明犯案重要經過，態度尚可；被告幼年雖遭父家暴，在校偶受同儕欺凌，然迄案發時均已事隔多年，整體言之，其成長過程並未經歷非常人所能忍受之困頓，致有人格異常之情形；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案發前工作、收入均正常，亦無任何其他前案紀錄等情，因認被告本件僅因細故，即徒手勒殺被害人身亡，固不宜輕縱，然被告素行尚佳，原非十惡不赦之人，本件犯罪之實行復未藉諸任何兇器械具，尚與情節最重大之殺人罪行有間，且被告除爭執其殺害被害人，主觀上非出於直接故意外，就殺人之客觀行為，均已坦白承認，難認毫無悔悟之心，係不知自省之人，其惡性尚未達於應與世永久隔離之程度，就法定刑中，選科較最長有期徒刑更長之無期徒刑，施以長期之機構性處遇，應足以矯治其偏差價值觀與衝動性思考及行為模式，使其改過遷善。至於被告犯後為掩飾犯行而肢解、遺棄被害人屍體，固悖離國人之法感情，然已另依刑法第247條第1項之侵害屍體罪論罪科刑，自不得再於殺人罪項下重複評價。從而第一審判決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偏執於一端，致明顯失之出入而有濫用職權之嫌，難認有何不當，乃予以維持，俱於理由內闡述甚詳。顯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交待敘述過於簡略，而有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247條。兩公約施行法第6條 | 刑法第57條、247條。兩公約施行法第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38號 | 十四 | [] | （一）宣告刑是否得易科罰金，須以所犯屬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為限，觀諸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最重本刑，係指法定之最重本刑，即以法定刑之上度作為認定基準；惟如遇有加重或減輕情形時，則視其為刑法「分則」之加重、減輕或「總則」之加重、減輕，而異其處理方式。倘為前者，法定本刑因法律明示應予加重、減輕，而有延長、縮短法定本刑之性質，法院無裁量之權，如加重後最重本刑已逾5年，則不得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如減輕後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者，則可。倘為後者，法律授權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影響原法定本刑，最重本刑係為有期徒刑5年以下者，縱經加重，仍不影響上揭易科罰金規定之適用；反之，原最重本刑係逾有期徒刑5年者，雖經減輕，仍無易科罰金規定適用之餘地。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依本條例規定減為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者，應於為減刑裁判時，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屬宣告刑之減輕，尚與法定刑之減輕不同，不宜混淆。（二）第一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公益侵占犯行共4罪，均認有情堪憫恕之情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屬刑法總則之減輕），均量處有期徒刑8月；又其中2罪（即94學年度、95學年度）之公益侵占罪部分，認符合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減輕其刑二分之一，均宣處減為有期徒刑4月（屬宣告刑之減輕）。惟被告所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之公益侵占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上揭刑法第59條規定，乃總則減輕，法定本刑不變，第一審判決就被告上開所犯（94學年度、95學年度）2罪，依前揭減刑條例，宣告減為有期徒刑4月，竟誤為易科罰金之諭知，原判決未予糾正，逕為維持，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41條、第59條、第336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 | 刑法第41條、第59條、第336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 | 四 | [] | 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之確認之訴，係原告請求法院確定一定法律關係存否、證書真偽或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訟。所謂法律關係，乃指人與人間或人與物間之法律關係。絕對權或相對權均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單純之事實或狀態，並非法律關係。對公司或其他營利事業組織之經營權，係指基於一定之法律關係，得以控制事業經營之權力，僅係一事實狀態，其所由生之出資、股權、委任或其他法律關係，始為法律所保護之權利。又控制事業經營之權力，既非獨立於前述法律關係存在之權利本體，亦非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自不得作為確認之訴之標的。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67號 | 十五 | [] | 109年度台上字第3273號（裁判書全文）(一)1.犯罪係不法（即構成要件該當、欠缺阻卻違法事由）且有罪責之行為。行為人實行犯罪，合於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為充分但不過度、重複評價其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使刑罰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應考量所侵害之法益是否同一、是否出於一個意思決定、法規之形式構造、規範功能及行為之關連性等情形，依法理評價為一罪（法條競合、「吸收犯」等），或依法律評價為數罪（想像競合、實質競合），不能恣意僅擇一重罪處罰，就輕罪恝置不論。2.所謂法條競合，係指一個犯罪行為形式上合於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依一般法理，擇一最適合之法條適用，排斥其他法條之適用。學理上可分為特別關係、吸收關係、補充關係等類型。其中補充關係，係指一個行為合於數法條罪名之構成要件，侵害同一法益，而侵害法益之程度強弱有別或參與、行為型態不同，由數法條罪名之形式構造觀察，具有一規定（即補充規定）之存在僅在補充另一規定（即基本規定）之不足之關係，亦即僅在後者不適用時，才能適用前者。如教唆或幫助他人犯罪後，進而實行犯罪行為者，僅論以該罪之正犯。而「吸收犯」概念，係指在犯罪性質上，或依日常生活經驗習慣（某種犯罪之性質或結果，當然含有他罪之成分），認為一個犯罪行為，為另一犯罪行為所吸收，較為適當，而僅包括的論以一罪。如低度行為，為高度行為所吸收。輕度行為，為重度行為所吸收。法條競合與「吸收犯」，均僅成立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犯罪之不法與罪責內涵。與想像競合犯、實質競合（數罪併罰），係成立數罪有別。(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增訂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於106年4月21日生效施行），考其立法理由，係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行為人一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已成罪，與該人有無實行加入、參與犯罪組織無涉，不具從屬性。且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亦不以自己已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二罪並不存在一規定之存在僅在補充另一規定之不足之關係，自不能比附援引教唆犯與正犯，謂行為人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又自己加入、參與犯罪組織，僅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或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因加重處罰，法定刑固較參與犯罪組織罪為重。然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又自己加入犯罪組織，既無在犯罪性質上，或依日常生活經驗習慣，認為一個犯罪行為，為另一犯罪行為所吸收，較為適當之情形，僅論以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不足以充分評價其犯罪之不法與罪責內涵，自不能謂參與犯罪組織罪之行為應為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所吸收，而排斥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適用。(四)原判決徒憑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之法定刑較參與犯罪組織罪為重，遽認後者之輕度行為應為前者之重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進而認定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檢察官追加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雖未據起訴，惟分別與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部分，具有實質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皆為起訴效力所及。檢察官追加起訴部分，係就同一案件重行起訴，而諭知公訴不受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5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 | 刑法第50條、第55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2998號 | 十六 | [] | 行政院（主政機關為法務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2項，訂定「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下稱尿液採驗辦法）乙種，其中第11條規定「尿液檢驗以『嗎啡類』及『安非他命類』為基本項目；主管機關並得依所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業務特性，增加檢驗項目。」該辦法第4條並規定「對特定人員之尿液採驗，以受僱檢驗、懷疑檢驗、意外檢驗、入伍檢驗、復學檢驗、在監（院、所、校）檢驗、不定期檢驗或隨機檢驗之方式行之。」其中，所謂「懷疑檢驗」，依同辦法第3條第3款之規定，乃指「被懷疑有施用、持有毒品之可能時實施之尿液檢驗」。可見凡是非法持有毒品者，無論何級，皆當受採尿送驗，且檢驗項目至少應具「嗎啡類」及「安非他命類」2種，係因這2種毒品經常兼有，事關社會治安維護之公共利益，為詳實蒐證，發現真實，並善用鑑定資源，以收畢其功於一役之效，而為此設計，無違比例原則，故無許受採驗之犯罪嫌疑人，自作主張，限定僅能就其中1種而為鑑定，更不能於真相遭發覺後，提出種種藉口，指摘司法警察（官）依上揭辦法所為之採驗尿液，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又行政院（主政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之1第3項，訂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下稱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乙種，其中第15條第1項規定「初步檢驗應採用免疫學分析方法。檢驗結果尿液檢體中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之濃度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安非他命類藥物：500ng/mL。鴉片代謝物：300ng/mL…」該準則第18條並規定「初步檢驗結果在閾值以上或有疑義之尿液檢體，應再以氣相或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進行確認檢驗。確認檢驗結果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海洛因、鴉片代謝物：㈠嗎啡：300ng/mL…」同準則第20條且規定「司法案件之濫用藥物尿液，必要時得採用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不受第15條、第18條規定限制。」則就毒品有關尿液鑑定方法與判斷標準，為符合科學性之規範，既經雙重檢驗，已無偽陽性之疑慮，雖非絕對不能爭執，但無許空言否定，至少應提供具體可行之調查方向或指出證明方法，以免延滯訴訟。而司法實務上對於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採集其尿液檢體送驗鑑定之處分，乃為調查有無施用毒品之犯罪事實，對人採集檢體之取證行為，因攸關人身自由與隱私等基本人權，倘強制為之，須合於法律保留原則。惟實際操作上，係由排尿者自行排放，無外力介入，且不具侵入性，干涉程度較輕，故如得其同意，自願排尿後，取樣送驗，並非法所不許。參諸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搜索，與第133條之1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扣押，及第205條之2後段強制採驗尿液屬適法蒐證方式，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1項對特定人員得強制採驗尿液等規定之規範意旨，尚不得任意指遭違法採證，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以上訴人為警查獲時，既遭搜出甲基安非他命，且坦承施用毒品，司法警察因實施調查之必要，認有採尿調查犯罪之相當理由，徵得上訴人同意，自動排尿，該尿液檢體送驗所得之檢驗報告（其閾值均超過尿液檢驗作業準則判定陽性之數值，且經氣相層析質譜儀確認）既非不法取得，自有證據能力。經核於法尚無不合。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33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33條之1、第205條之2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33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33條之1、第205條之2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056號 | 二 | [] | 按提起再審之訴，除有特別情形外，依當事人恆定主義之立法精神，原則上應以前訴訟程序之他造為再審被告。本件士林地院依第一審共同被告黃○呈之聲請，於95年4月24日對鄞○樺等4人發原確定支付命令，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2項、第3項規定，對104年7月1日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修正施行前已確定之原確定支付命令提起再審之訴，並無不得以原確定支付命令之聲請人黃○呈為被告之特別情形，自應以其為被告提起再審之訴。上訴人逕以該支3付命令確定後，受讓系爭450萬元債權之被上訴人為被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非合法。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 |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093號 | 十七 | [] |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其107年1月3日修正時之立法理由二、三敘載略以：新興犯罪組織雖有可能因企業、公司化之經營而以營利為目的，然將犯罪組織定義限於均需有牟利性，恐過於狹隘，且使執法蒐證及舉證困難，導致具有眾暴寡、強凌弱，常對民眾施以暴利、脅迫等危害社會甚鉅之持續性組織犯罪行為，僅因難以舉證該組織具有牟利性質，而無法有效訴追及嚴懲不法，顯已背離人民之法感情及對法的期待，而有修正必要。又參照西元1994年11月21日聯合國會員國發表「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的全球行動計畫」後，於1996年7月24日第47次全體會議中，對組織犯罪給予定義，可知追求利潤之牟利性可為組織犯罪之特徵之一，但非必要之特性，是以，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的組織活動，均應納入組織犯罪之定義規範以為妥適。詳為說明修正犯罪組織定義關於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緣由。(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你加入該集團多久？）我沒有加入，我只是當天接到那通電話協助他們而已」、「我印象中是約3個月前在市區的某間KTV喝的」、「他叫我留個電話給他，說以後有賺錢的機會在（再）介紹給我」、「（找你進集團的人打過幾次電話給你）只有這次」等語。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已「自白」參與持續性、牟利性之犯罪組織，似與卷內證據不相適合；又上訴人所參與詐欺集團，如何具有「持續性」？其具體事證為何？亦未敘明其所憑之事證，非無理由不備之違誤。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6.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148號 | 二十二 | [] | （一）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有其歷史淵源與文化特色，為促進各族群間公平、永續發展，允以多元主義之觀點、文化相對之角度，以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尤其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依其傳統習俗之行為，在合理之範圍，予以適當之尊重，以保障原住民族之基本權利，此為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意旨。而依該法第19條第1項、第3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第1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又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所稱：「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其中所謂「傳統領域土地」，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係指：經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劃定之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公有土地。其劃設係根據部落耆老的口述、相關文獻記載、當地遺址等等來記錄部落曾經生活的領域，以別於為推行原住民行政而供原住民族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則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既與「部落」有關，所謂「部落」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為辦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4款規定之部落核定作業，特訂定「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其中第2點認「部落」必須符合：(一)、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二)、具有一定區域範圍。(三)、存在相延承襲並共同遵守之生活規範。(四)、成員間有依前款生活規範共同生活及互動之事實之原住民族團體。顯見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所稱：「傳統領域土地」，具有地域性，且以「部落」為中心規範團體生活，成員彼此間相互依存。準此，原住民族採取森林產物、野生植物及菌類，除須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並符合其傳統文化、祭儀、自用等目的及非營利行為外，尚須於其傳統領域土地內為之，否則若不顧該傳統領域之文化、祭儀、祖靈或習慣，任由其他族別或部落之原住民擅入別族或他部落之土地內採取森林產物，自有違原住民族基本法及森林法之基本精神。況於民國108年7月4日依森林法第15條第4項訂定公布之「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按此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委任立法而制定具有填補空白刑法補充規範之法規命令，並非刑罰法律，自無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問題，且其內容對母法刑罰範圍有所節制或限縮，未對受規範者增加母法以外之不利益，自得引用作為母法刑罰的判斷標準。至原審於109年2月12日判決時雖誤認此規則尚未公布，而未予引用，然尚不影響全案之情節及判決之本旨），對於原住民族依其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亦規定應由部落或原住民團體向受理機關提案並經主管機關核准（第5條、第8條）。且於提案時尚須說明部落名稱、採取森林產物與生活慣俗內容之關聯性、採取森林產物之所在位置或區域及其略圖、其種類名稱、數量、作業方式及所需期間等情（第9條）。又其中第6條第2項所列物種（包括本案之牛樟菇〈學名為牛樟芝〉），因珍貴稀有，基於保育觀念，原則上係禁止採取，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採取不致影響該物種永續利用並同意採取者，則例外允許。自非只要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即得在任何原住民族地區採取森林產物，而全然不受法律之規範。（二）上訴人有多次竊取牛樟菇違反森林法之犯罪紀錄，並非毫無法意識之人，原判決亦已說明其竊取牛樟菇之行為地，係位於臺東縣○○鄉○○○段，屬原住民族布農族早期至今之傳統領域範圍，並參以原民會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成果查詢系統」，座標區域（即本案行為地）為臺東縣○○鄉○○部落（布農族）及○○鄉○○部落（阿美族）傳統領域，屬墾耕範圍內土地等語。上訴人並非布農族或阿美族而屬卑南族原住民，僅曾與布農族朋友一起上山打獵，顯然明知該處並非其族群之傳統領域範圍，自不得主張對本案行為地有依其傳統領域採集菌類、森林副產物之權利等語。所為論斷，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原住民基本法第2條、第19條。森林法第15條 | 原住民基本法第2條、第19條。森林法第15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 | 二十三 | [] | （一）刑法第212條對於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等所謂「特種文書」之偽造、變造行為設有處罰規定。蓋因此類「特種文書」原為私文書或公文書之一種，然或為國家機關對人民自由權利之行使附加一定條件，用以免除一定程序、手續或義務而允許人民取得特定權利或資格之文書；或針對特定之人，以其符合國家所定條件，而特准其行使國家權利或取得特定資格之證書；或文書內容涉及某人之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資歷、或某物之品質、數量等性質之說明、證明或介紹書等。因偽造、變造此種文書，多屬圖一時便利或為求職謀生，而出此下策，祇有在特定的生活環境下始具有意義，不具普遍或擴延的性質，其偽造、變造結果對於公共信用影響較輕，其情可憫，故立法者特設專條科以較刑法第210條或第211條為輕之刑。其與公文書最大的區別在於一個體制較為健全文明的國家社會，國家或公務員往往具有較強的保證功能，一般社會大眾信賴國家有健全的各種法律規定、登記規則與文書制度，因此公文書相對於特種文書而言，通常具有較高的公信力，且均涉及法律上重要權利之取得、變更或消滅等影響社會福祉或公共利益重大事項，自難謂為刑法第212條所稱之特種文書。故是否為「特種文書」除須具有與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的特徵外，並應依個案中之行為人偽造文書的目的及情節輕重綜合判斷。（二）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雜項執照」，屬建築法第28條第2款建築執照之一種，非經申請不得擅自建造，此類執照必須管理之目的主要在於確保建築（雜項）工作物的設計與施工過程符合規範之要求，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自屬關於不動產中之建築物重要權利取得之影響公眾重大福祉事項，為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而非特種文書。參考法條：刑法第210條、第211條、第212條。建築法第28條 | 刑法第210條、第211條、第212條。建築法第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214號 | 一 | [] |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圖利罪，既以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而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為其構成要件，則本罪保護之法益已不再侷限於單純公務員身分暨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性，而係兼及公務員職務執行之廉潔性，故要求公務員執行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必須合法、公正、不得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又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客觀上違背其所應遵守之禁止規範或命令規範，致違反相同事項應予相同處理之平等原則，其因而凸顯個別之特殊利益，既因公務員違背法令所致，該項所圖得之利益，其取得及保有即不具有正當法律權源，自均屬本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本罪所規定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且不以有對價關係及致其他損害之發生為必要。故該款所稱不法利益，只須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因其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與不法圖得之自己或其他私人利益間，具有因果關係，即可成立。稱違章建築者，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違章建築查報人員遇有違反建築法規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情事時，應立即報告主管建築機關處理，並執行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辦法第5條前段及第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準此，如係未經取得執照之違章建築，除屬既存而無須立即拆除之舊有違章建築外，均應依規定予以查報，並由拆除單位拆除之。公務員對該等違章建築之查報、拆除並無裁量空間，若明知依相關法令應即予簽報，故意隱而不予查報，致該違章建築免遭拆除，得以繼續違法留存或用益，使原始起造人仍可繼續享有違章建築留存之整體用益，自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不法利益。綜上，依相關法令應即查報、拆除之違章建築，因承辦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未予查報，而得以繼續違法留存，既違反平等原則而凸顯其特殊利益，且與公務員違背法令而未能公正執行職務有因果關係，則此種使原始起造人原應減少而未減少致可繼續享有違章建築留存之整體用益，即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大法庭案件〉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大法庭案件〉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 | 十八 | [] |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係以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不論何階段之行為態樣，行為人均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為之，始該當上開條項之罪。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二)上訴人係以一行為同時為交付賄賂、行求賄賂、期約賄賂及預備行求賄賂罪，屬實現同一投票行賄犯罪事實之不同階段，其行為目的既屬相同，且係侵害同一選舉公正之法益，仍應視為實現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依接續犯論以情節較重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包括之一罪。原判決並無認上訴人與其他共犯成立預備共同正犯，且縱上訴人僅成立預備投票交付賄賂罪，依上述說明，仍得成立該罪之共同正犯，原審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刑法第28條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刑法第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229號 | 四 | [] | 上訴者，係有上訴權之當事人對於不利於已之判決，循審級救濟程序向上級法院聲明不服，請求廢棄或變更原判決，獲得更有利於已之判決，如原判決並無不利，即無藉由上訴制度尋求救濟之利益。是以上訴不服利益係上訴之實質利益，屬上訴之實質要件，其有欠缺，乃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依民國110年16月20日增訂施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應由法院以訴訟判決駁回其上訴。此與上訴之一般合法要件（形式要件）有別。相關法規：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 上訴者，係有上訴權之當事人對於不利於已之判決，循審級救濟程序向上級法院聲明不服，請求廢棄或變更原判決，獲得更有利於已之判決，如原判決並無不利，即無藉由上訴制度尋求救濟之利益。是以上訴不服利益係上訴之實質利益，屬上訴之實質要件，其有欠缺，乃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依民國110年16月20日增訂施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應由法院以訴訟判決駁回其上訴。此與上訴之一般合法要件（形式要件）有別。相關法規：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240號 | 八 | [] | (一)本次修法對於施用毒品者施以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之適用範圍，係確立初犯為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應先經一完整之醫療處置，3年內再犯者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3年後再犯則裁定觀察勒戒，殆無疑義。但對於3犯以上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逾3年者，究應適用同條例第20條第3項或第23條第2項處理，本次修法未明確規定，惟基於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法文之文義解釋，參諸觀察勒戒等治療處置，乃結合醫師、觀護人、社工心理諮商等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參與之保安處分措施，目的除在戒除施用毒品者身癮、心癮之措施外，並企圖重新塑造生活紀律，改變其病態行為，與刑罰之執行並不相同，無法以刑罰補充或替代上開醫療處置之特性。從而，3犯以上如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其間縱經判刑、執行，究與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已經完整之治療療程不同，無法補充或替代上開之醫療處置，均應再予觀察勒戒之機會，方為適法。(二)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因涉及事實之認定，兼顧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應撤銷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247號 | 六 | [] |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係指他公同共有人於公同共有人出賣公同共有土地潛在之應有部分時，對於該公同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其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此與金錢債務或拍賣抵押物之強制執行程序，由債權人或抵押權人聲請拍賣債務人公同共有土地所有權全部，尚屬有間，自難謂此際公同共有人對執行標的之公同共有土地全部有優先承購之權。相關法條：土地法第34條之1 | 土地法第34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338號 | 三 | [] | （一）本件關於上訴人等爭執其2人均非以運送處理廢棄物為職業部分，涉及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是否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此一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依徵詢（時係刑事第四庭）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時為刑事第九庭），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09年12月23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宣示主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並於裁定理由說明：1.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考其立法沿革，係90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時，由原條文第22條第2項移列，並酌修相關文字而來。原條文第22條第2項則係88年7月14日修正公布增訂，其立法理由業明示「增列對不當處置廢棄物之行為，極可能造成重大污染行為，課處刑罰，期有效防止。」之旨。嗣於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時，提高得併科罰金之數額，而為現行規定。2.細繹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所列6款情形，依其行為態樣，就犯罪主體於第2款、第5款與第6款，依序明定為「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執行機關之人員」、「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第1款、第3款則未規定。至於第4款「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其後半段之犯罪主體係指已取得許可文件之廢棄物清理業者；前半段之犯罪主體既未明定限於業者，則依文義解釋，應認凡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即該當於該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3.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與第57條所定，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違反第41條第1項規定者，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業。均係為貫徹主管機關對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之監督管理而設，俾主管機關透過事前許可及對違反者處罰鍰並命停止營業等法制，達其行政上管理監督之目的。此與第46條第4款之刑事處罰規定，係為有效防止不當處置廢棄物，極可能造成重大污染，乃對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清理廢棄物者，科處刑罰之立法目的有別。是第46條第4款前半段規定之適用，本不以第41條第1項所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為前提，其所稱「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許可文件」，係指行為人未領有許可文件而言，非謂該罪處罰對象僅限於廢棄物清理業者。否則，廢棄物清理業者，未領有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應依第46條第4款規定論處。而未領有許可文件之非業者，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卻未令其負擔罪責，顯然失衡，與廢棄物清理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規範意旨不符等旨。爰裁定如其主文所示。已就本件前揭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自應受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二）據此法律見解，本件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其理由之說明，係以上訴人等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行為，因而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半段之規定，均論處上訴人等共同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於法無違。上訴意旨就此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參考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34號 | 四 | []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規定之交互詰問程序，係屬人證之證據調查程序之一環，受詰問之對象限於證人及鑑定人，藉由控、辯雙方相互攻擊，交互檢驗證據，當證據瑕疵盡出，聽訟者真偽立辨，而達發見真實的目的。交互詰問，依發動主體不同，分為聲請詰問及職權訊（詰）問兩種類型，各有詰問輪序及方法，受一定法則之限制，不容混淆。依刑事訟訴法第166條規定，聲請詰問由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聲請傳喚（輔佐人有聲請權，但無詰問權），證人、鑑定人於經兩造輪序詰問後完畢後，「審判長得為訊問」，係屬補充訊問性質，僅在證人、鑑定人於經直接詰問後，其陳述尚有未盡完備或不明瞭，為求發見真實有進一步澄清，基於訴訟指揮權，賦予審判長判斷裁量有否為必要之補足，以與第163條規定相呼應，俾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則之建制。至若證人、鑑定人係法院依職權傳喚者，即職權訊（詰）問，依同法第166條之6之規定，應告知雙方當事人，使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得以預先為詰問之準備。行交互詰問時，應由審判長先進行訊問，再由兩造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依審判長決定之次序接續詰問。此際審判長之訊問，係以公平之立場為之，不偏於何方，與由本造主動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常屬於有利該造之友性證人，目的在於憑藉該證人、鑑定人之陳述內容以建構對己有利之事實，尚屬有間。就雙方當事人言，審判長之訊問，相當於主詰問之性質，當事人、代理人及辯護人於審判長訊問後，接續詰問之，其性質相當於反詰問，於必要時，得行誘導詰問，此與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4項之補充訊問截然不同。又無論兩造聲請詰問或法院職權訊問，於詰問完畢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1規定，應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以完足該人證之調查程序。本件原審依職權傳喚實施火災原因鑑定人黃○委到庭，固有踐履上開聽取當事人意見之前置程序，惟於審判長訊問後，未給予兩造及上訴人之辯護人行接續詰問之機會，而以：「有無補充詢問？」代之，即不無限制反詰問權之違法。再者，未詢問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就黃○委之鑑定陳述有無意見，其調查證據之程序，亦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88條之1 |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88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01號 | 十九 | [] | (一)刑法上所要禁止「重複評價」，係禁絕法院於量刑時就立法者已經考量並賦予特定法定效果之情形，重複再以之為「從重」量刑評價之依據。相對之，如以之作為「從輕」量刑，甚而「減輕」其刑之根據，則不在禁止之列。民國100年1月5日修正公布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其第8條增列第6項「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依其立法說明係認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解釋，同條第1項（指行為時法，以下第2項、第4項均同）以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空氣槍為處罰要件部分，因空氣槍殺傷力較低，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又同條第2項及第4項有關未經許可，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空氣槍之行為，其惡性均較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空氣槍為輕，不問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以5年以上或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繩，亦有上開解釋所指「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有違比例原則之情形，均應配合修正，爰增列同條第6項規定，於犯同條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俾兼顧實質正義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雖已將行為人犯罪情節有「情輕法重」，致罪刑不相當之因素考量在內，惟若行為人依上開條例第8條第6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倘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減刑後之最低度處斷刑猶嫌過重時，仍非不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遞予減輕其刑，此觀刑法第60條規定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同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等語即明。然是否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外，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二)本件上訴人雖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空氣槍，所為有害於社會秩序，惟扣案之空氣槍係警方取締其危險駕駛而查獲，其復自陳係為玩生存遊戲而購入，亦乏事證足認係為其他犯罪而持用空氣槍，則上訴人持有之初既非出於危害社會治安之不法目的，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確有其他不法目的或犯罪意圖，所為對社會治安後續潛在之危險性顯然較低。且本件扣案空氣槍之單位面積動能為每平方公分23焦耳，雖有殺傷力但程度尚非甚高，因認上訴人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乃依上開條例第8條第6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又衡酌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仍屬危險物品，上訴人竟無視法令而購入持有之，足見其守法觀念淡薄，且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隱憂，原審認第一審依上開規定減輕上訴人之刑期，已足評價其犯罪行為之輕微程度，縱未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此項職權之裁量行使，核無違反比例原則，上訴意旨執為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23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刑法第59條、第60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 憲法第8條、第23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刑法第59條、第60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12號 | 二十 | [] | （一）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即學理上所稱「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惟同條項但書另明定，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因此我刑事訴訟法係採取相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僅禁止上訴審法院為較重之刑之宣告，不及於被告之不利益事實之認定與法律之適用，一旦有前揭但書情形，即可解除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上訴審法院自能重新宣告符合罪責程度之較重刑罰，俾合理、充分評價行為人之犯行，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接續犯因屬於包括之一罪，故法律上就全部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惟接續犯既係為達單一犯罪目的而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所為之每一舉動均足以達成侵害同一犯罪法益之目的，故其行為次數之多寡，與處罰所適用之法律，就形式上觀察，雖無差異，但實質上其法條所蘊含刑罰輕重之程度，顯有不同。又第二審法院採覆審制，應就第一審判決為完全重覆之審理，第一審漏未審判之部分，如屬裁判上或實質上之一罪，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自應就全部事實加以審理。本件原審及第一審均認定上訴人基於選舉當選之目的，反覆或同時向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實行預備行求、行求或交付賄賂之次數，較第一審認定者超出62次之多，雖原判決認定附表三編號15、16部分僅達預備行求賄賂階段，另就附表一編號1至8、附表二編號1至9部分，剔除部分共犯參與，均較第一審法院認定已達交付賄賂或有多數人參與之程度稍輕，然綜合以觀，原審認定犯罪情節已較第一審所認定為重，實質上其適用法條所蘊含刑罰輕重之程度，顯有不同，則第一審判決適用之接續犯刑罰法條，實質上即難謂當，原審將之撤銷改判，量處較第一審判決所諭知之刑度為重之刑，並敘明無悖乎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理由，經核與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違，亦無判決理由不備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 | 十 | [] | (一)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所稱「募集」，依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又本條所稱「發行」，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則指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故募集乃公司初次發行有價證券之前提，證交法所稱之發行，僅限於對不特定人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與公司法第131條、第268條之發行，包括公開發行與不公開發行者不同。此因公開發行，涉及一般投資大眾，為保障投資，應依證交法特別加以保護之故（證交法第1條參照）。是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公開發行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發行新股；及以公開招募方式，出售所持有之有價證券（老股，再次發行），因均涉及一般投資大眾之保護，依證交法第22條第1至3項之規定，原則上均應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惟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新股，如係由原有股東及員工全部認足，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時，依公司法第268條及第272條規定，原即無須公開發行，本無證交法第22條第1、2項規定之適用。論者自證交法保障投資之立法目的出發，認為應募之原有股東、員工或特定人，倘具有保護之必要性（例如，欠缺保護自身權益之專業能力，或接觸投資判斷所必須資訊之機會）時，仍應經申報生效後，公開發行，而無公司法第268條及第272條規定之適用等旨。其見解非但與公司法上揭規定互為齟齬，且擴張證交法第7條第1項關於「非特定人」解釋之範圍，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虞，尚為本院所不採。(二)按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條、第7條、第8條、第20條、第22條。公司法第131條、第268條、第272條。刑法第38條之1 | 證券交易法第1條、第7條、第8條、第20條、第22條。公司法第131條、第268條、第272條。刑法第38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 | 一 | [] | （一）關於檢察官以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是否為第三審法院之審判範圍？就此項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採肯定說，認為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仍為第三審法院之審判範圍，經第三審審理後，倘認應就有罪部分撤銷發回更審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自應就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併予發回（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4299號、97年度台上字第544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020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4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8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40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等判決參照），而本庭經評議後，擬採與本院先前裁判不同之法律見解，經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規定，向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意見，乃以裁定將此法律爭議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裁判。經本院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10年1月27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主文宣示：「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確定，並非第三審審判範圍」，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人民有受公正、合法及迅速審判之權利，為落實此項權利保障，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妥速審判法）於99年5月19日制定公布，其中第9條於100年5月19日施行，依該條第1項規定，除第8條情形外，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必須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例者為限。立法意旨乃對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之案件，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其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權利，因此限制檢察官及自訴人之上訴權，符合無罪推定原則，及嚴格法律審之法旨，並促使檢察官及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而關於第9條第1項所稱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無罪者為限。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基於相同之理由，亦有適用，始合於該規定之立法本旨。2、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規定，固足認單一性案件有審判及上訴不可分原則之適用。惟同法第348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以保障上訴權人之一部上訴權。而為統一法律見解，本院64年度第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作成決議，雖表明裁判上一罪案件，經第二審法院就構成犯罪部分，為有罪之判決，就不構成犯罪部分，因審判不可分關係，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在主文另為無罪之諭知。如被告為其利益上訴，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而須撤銷發回者，應於判決理由載明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與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一併發回更審，受發回之第二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應就全部事實重為審判等旨。但第三審上訴之目的，在於對未確定之判決請求上級法院為司法救濟，以維持法之統一與形成，並糾正錯誤判決，以為具體之個案救濟。是除應依職權上訴之案件外，檢察官或自訴人於第二審判決後，不續行追訴，或當事人對第二審判決並無不服，第三審法院即無逕行審判而糾正錯誤可言，以尊重上訴權人一部上訴之權利。而前開決議作成後，妥速審判法始制定公布，該法第9條第1項所謂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既包括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在內，則檢察官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不服，倘僅因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為有理由時，即適用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定，一概將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併同發回第二審更為審理，不僅不尊重被告一部上訴之權利，且有礙被告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訴訟權益，相較於檢察官違反前述限制上訴之規定，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反而被駁回，而使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確定之情形，無異懲罰僅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之被告，有違事理之平。因此，基於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並稽諸該法第9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為維護法規範體系之一貫性，且基於尊重當事人一部上訴權，以及國家刑罰權之實現植基於追訴權行使之法理，就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於檢察官未就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採取體系及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非第三審審理之範圍，並無上開審判及上訴不可分規定之適用，而限縮案件單一性之效力。換言之，於此情形，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生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倘本院就上訴部分撤銷發回更審時，自無將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併發回之必要，庶免該部分懸而未決，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3、第三審為法律審，依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80條、第393條等規定，對第三審之上訴，係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而第三審法院原則上係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審查對象，此與第二審所採覆審制，顯然有別，亦即以當事人就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有所主張時，始得對其主張之有無理由進行審查。倘第三審不於當事人所聲明不服之範圍內審理，擴大其調查範圍，不僅與上開規定有違，亦違反「無不服，即無審查」之上訴權核心理念。何況上訴乃對判決不服而請求救濟之制度，上訴所主張之內容自應有上訴利益，「無利益，即無上訴」可言，而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判決，對於提起上訴之被告，顯無上訴利益。從而，於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檢察官對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聲明不服之情形，當事人既無意就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聲明第三審上訴，而將之排除在攻防對象之外，該部分自非第三審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基於法之安定性及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應認該部分並非第三審審判範圍，如此始無違第三審為法律審之本旨，避免被告受突襲性裁判。4、綜上，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該法之規定及其所揭示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基於該法第9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及維護法規範體系之一貫性，且考量法之安定性暨尊重當事人一部上訴之權利，以及國家刑罰權之實現植基於追訴權行使之法理，對於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有關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定，採取體系及目的性限縮解釋，於被告僅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而檢察官就第一、二審判決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一併上訴之情形，審判及上訴不可分原則即無適用之餘地，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生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並非第三審之審判範圍。（二）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本件前揭法律見解歧異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 |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4號 | 三 | [] | 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債務人主張確定之支付命令有「債務人有債權人於督促程序所提出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或債務人提出可受較有利益裁判之證物」情事者，得對之提起再審之訴。惟債務人就已經清償之債務範圍，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3項、第5項規定甚明。故債務人就支付命令確定之債權，已向債權人為清償者，該項債權於清償範圍內消滅，其不得就已清償部分依上開規定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不論債務人係主動清償或因強制執行清償均同。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2條 |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 | 十一 | [] | (一)想像競合及法規競合（或稱法條競合）形式上均屬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前者，乃行為人以一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本應成立數罪，惟因刑罰評價之對象係行為本身，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及重複評價，刑法第55條前段因而規定從一重處斷；後者，乃由於刑法條文重複或錯綜複雜之規定，使得行為人以一行為侵害同一法益，同時符合數法條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但因僅有一行為且數法條所保護者為同一法益，是僅能選擇其中一法條論罪，否則有違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至構成法規競合時，應如何選擇最妥適且充分評價該行為之刑罰條文，學理上大致可分為特別關係（即其中一犯罪構成要件，除包含另個犯罪構成要件之所有要素外，尚有該條文所無之特別要素，此時該特別條款優先於普通條款。例如刑法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為同法殺人罪之特別條款）、補充關係（即其中一犯罪構成要件，乃用以補充另個主要構成要件之不足，此時該主要條款優先於補充條款。例如教唆犯為正犯之補充條款）、吸收關係（即因實現不法內涵較重之主要行為構成要件，通常必然會同時實現另一較輕之伴隨構成要件，此時僅需適用主行為條款，較輕的典型伴隨行為之構成要件則為主行為吸收，而排斥不用，此時以主行為條款吸收典型伴隨行為條款。例如收受賄賂吸收要求賄賂）等類型。另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再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以行為人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為構成要件，至其有否實施該組織所實施之犯罪活動則非所問。一旦參與，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又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無論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如有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有處罰之必要，故民國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1日施行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增訂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準此，上開二罪之犯罪主體及客觀構成要件均屬有別，且二罪間亦無前述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是行為人加入犯罪組織，於參與該組織之行為繼續中，本於便利該組織運作之同一目的，而招募他人加入該組織，亦即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自應依想像競合犯論處，而非屬法規競合之擇一適用。(二)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認定蕭○○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即招募黃○○參與該詐欺集團，黃○○再招募少年○○○（姓名年籍詳卷）參與該詐欺集團；且其2人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為其等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之階段行為，而為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吸收等旨，惟就蕭○○、黃○○上開參與犯罪組織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並未說明理由，自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又倘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則其2人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第4條第1項之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依前開說明，應依想像競合犯論處，乃原判決卻認所犯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為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吸收，亦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28條、第29條、第121條、第122條、第271條、第272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4條 | 刑法第55條、第28條、第29條、第121條、第122條、第271條、第272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 | 十二 | [] | (一)為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並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消弭兒童及少年因思慮欠周而從事性交易或裸露身體性徵，成為色情影像拍攝對象，均經政府立法嚴加取締，一般有社會歷練之人對此應有所悉。故拍攝兒童或少年猥褻照片之行為人為免犯行曝光，遭警查獲，自會妥為隱藏或掩飾所拍得之猥褻照片、影像。而拍攝未滿18歲之人為猥褻行為電子訊號罪之成立，並不以實際查扣該行為人所使用之攝影設備或拍得之猥褻照片為必要不可替代之證明方法。縱未扣得上訴人攝影所使用之手機，或其他可呈現甲男裸露不雅下體之猥褻照片，於本件認定事實之本旨尚無影響。(二)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法，要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88號 | 十三 | [] | 本院大法庭制度於民國108年7月4日施行，然此前本院依相關決議內容所為之裁判，其表示之法律見解，仍具最高法院先前裁判之效力，此觀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57條之1之立法理由甚明。非謂先前本院裁判根據決議內容表示之法律見解一概因而失效。原判決於法院組織法修正公布施行後，論述前述法律見解，並無不適用法則或與本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764號判決歧異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泛言大法庭制度施行後，決議已不再有拘束力，指摘原判決引用本院決議為其判決理由而不適用法規，及所引決議內容與本院先前裁判見解歧異而適用法則不當，顯然誤解前述法制修正本旨，或從中擷取其他裁判部分文字內容，任意為有利自己之主張，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 | 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95號 | 六 | [] | 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規定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本質上為各別之案件，如各該案件具管轄權之同級法院不同，原則上由各管轄法院分別審判；而同法第6條第1項、第2項之所以規定該等案件於繫屬前，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已繫屬於數法院者，經各該法院之同意，得以裁定將其案件移送於一法院合併審判，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旨在避免重複調查事證之勞費及裁判歧異，以符合訴訟經濟及裁判一致性之要求。至如該相牽連案件之管轄權均屬同一法院，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1、2項規定之範疇；如該等案件經檢察官分別起訴，於繫屬後是否分由同一法官承辦，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乃屬法院內部事務分配之事宜，端依各該法院分案規則定之；倘分由同一合議庭承辦，雖可類推適用上開規定之意旨，決定是否合併審理，惟該規定僅係「得」，而非「應」合併審判，因此並非分由同一合議庭承辦，即須合併審理，不可不辨。上訴人本案及另案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對象均不同，並無分離審判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裁判扞格，而有合併審判之必要。原審未予合併審判，自難謂為違法。至是否合併審判，並非刑事訴訟法第310條規定應記載之事項，從而，原判決雖未說明不予合併審判之理由，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310條 | 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3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499號 | 十四 | [] | (一)刑事訴訟係採當事人進行原則，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而參與審判以影響裁判形成之權利，除得基於訴訟上防禦權而自由陳述或行使辯護權外，並得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力，落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凡此均構成人民依憲法第16條規定賦予訴訟權所衍生基本權之內涵，則法院立於程序指揮者之地位，自應保障被告得以適時充分地行使此一防禦權之機會，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惟此辯護權及相關權能，既屬權利之行使，自係指於訴訟中得自由選任專業律師協助辯護，於辯護時計算己方之利弊得失，自由決定其訴訟策略，並負擔訴訟成敗，而享有不受干預的自由，則法院除有辯護人於形式上未盡其忠實辯護義務之情形（例如參與法庭活動過度消極、提供錯誤資訊誤導被告等）外，原則上無須介入當事人之訴訟活動，亦無從審查辯護人實質上是否已為適當有效之辯護，以免喪失公平法院之立場。(二)本件未見原審辯護人有何誤導上訴人其所為符合緩刑要件之陳述，更已提出倘上訴人未能獲得緩刑宣告，仍請再予減輕其刑之有效辯護，上訴人亦表明從輕量刑之意，是從形式上觀之，該辯護人並無未盡忠實辯護義務之情節可指。參考法條：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89條 | 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8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522號 | 十五 | [] |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109年1月15日經修正公布第20條、第23條等條文，並增訂第35條之1，自同年7月15日施行生效。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第23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亦即將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再犯之追訴標準，由釋放後5年改為3年。稽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修正理由載敘：「本條例認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並參諸世界各國之醫療經驗及醫學界之共識，咸認施用毒品成癮者，其心癮甚難戒除，如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始再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行為者，足見其有戒除毒癮之可能，宜再採以觀察、勒戒方式戒除其身癮及以強制戒治方式戒除其心癮之措施，為能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以協助施用者戒除毒癮，爰修正第3項」等旨，本次修正顯係著重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復參酌本次修正，就修正施行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者，於修正施行後究應如何處理，亦同時增訂第35條之1過渡規定，該條第1款規定「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第2款規定「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業已明定應依修正後相關規定而為判斷，以杜爭議。是以，只要被告本次施用毒品犯行，係在前次（有多次者，則為最後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所為，即均有新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俾符前述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適用時機之立法本旨。(二)原判決未及審酌上開新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敘明應否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遽予維持第一審科刑之判決，自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第35條之1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第35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546號 | 十六 | [] | (一)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採行傳聞法則，而於第159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惟反對詰問權並非絕對之訴訟防禦權，基於真實發見之理念及當事人處分權之原則，同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允許被告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而藉由當事人等「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本乎程序之明確性，該法條第1項所稱「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者，當係指當事人意思表示明確之明示同意而言，以別於第2項之當事人等「知而不為異議」之默示擬制同意。當事人已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且該意思表示無任何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固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惟此明示同意之效力，形同發生被告放棄憲法所保障對質詰問權之結果，且形成恆定之拘束力，而傳聞法則及其例外，又非公眾周知之普通常識，其同意自應建立於被告本人確實明知上開效力之前提下，始得謂毫無瑕疵，是以除於有辯護人之被告，因已得辯護人之專業輔助，而無需另為闡明外，倘對未選任辯護人又無法律專業之被告，法官於準備程序處理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時，仍應充分曉諭被告關於傳聞法則之法定內涵與同意證據之處分效果，使其處分權得有效行使，以資衡平，否則其處分之意思表示雖非無效，仍有瑕疵，即得容許被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其證據能力再為追復爭執，除非所爭執之傳聞證據，法院業已傳喚原供述人到庭踐行對質詰問程序，原供述人復未否認其曾為之供述，而無不當剝奪被告反對詰問權之疑慮，因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其瑕疵已被治癒，始不許被告再行撤回其同意。(二)上訴人於第一審並未選任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就廖○○之調詢證述，係表明對其證據能力無意見，而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之意，雖未見法官闡明傳聞法則之法定內涵與同意證據之處分效果，惟法官業已依上訴人之聲請，傳喚廖○○到庭作證，廖○○到庭後，對其調詢筆錄內容並未否認為不實，僅陳稱：因為太久，不太清楚等語，上訴人對廖○○當時所述，亦表示無意見，則上訴人之反對詰問權已獲保障，仍不應許其再行爭執其證據能力，而有礙於訴訟之安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574號 | 十七 | [] | (一)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即令複數共犯之自白，所述內容互為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自白無殊，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另一證據，殊不能以複數共犯所為供述一致，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二)原判決已說明謝○○、呂○○於偵、審中所述被告參與被訴販賣毒品之情，有前後不一之瑕疵，且渠等為共犯證人，復有獲邀減刑寬典之利害關係，渠等供述亦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而依卷內其他證據資料，尚未達到足以平衡或袪除謝○○、呂○○不利被告之證述可能具有虛偽性之程度，不能充分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至謝○○、呂○○前後不利被告證述之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指證堅決與否等情，因仍屬共犯自白之範疇，尚不足以作為渠等所述被告參與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而渠等與被告間關係如何、有無怨隙等節，既與被告犯罪事證有無，不具必然之關連性，自亦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渠等自白或證述之真實性。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6.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578號 | 十八 | [] | (一)刑法第294條第2項之遺棄致死罪，以行為人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致該無自救力之人發生死亡之結果為成立要件。故遺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須有因果關係存在。即被害人之死亡須導因於行為人之不作為，始足當之。如被害人遭他人傷害之傷勢，已足獨立為其死亡之原因，則行為人雖有遺棄行為，然因與被害人之死亡間，並無因果關係，自難以遺棄致人於死罪相繩。又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之，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另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二)造成Ｂ女停止呼吸而缺氧之原因，似為乙○○前述①，及當日如⑤所示扼勒Ｂ女頸部之作為所致。再參以Ｂ女甫滿2個月，腦部、身體各方面發育未臻完全，本應輕柔對待，以免造成傷害，惟卻於短短20日內遭乙○○暴力毆打凌虐達5次之多，並受有上開傷勢，則其肝醣指數小於1％，似係因外傷程度已嚴重到瀕臨死亡狀態，導致其不想喝奶所致。則Ｂ女之死亡，能否謂係甲○○未於Ｂ女遭乙○○為前述①至④所示傷害後，將其送醫之不作為所致，而非累積乙○○上開各次傷害犯行已足獨立導致，即非無斟酌之餘地。(三)共同正犯，係指兩人以上基於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分工協力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而所謂犯意聯絡，固不限於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惟有無默示之合致，仍應綜合客觀事證認定之。如兩人以上同時、同地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惟彼此間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是各自成立單獨犯罪之同時犯，難論以共同正犯。(四)甲○○、乙○○既未曾談論是否將Ｂ女送醫，且2人就不將Ｂ女送醫又各係基於不同之考量，似難認有默示之合致。則甲○○縱成立犯罪，其與乙○○亦似為同時犯，乃原判決認甲○○與乙○○應成立共同正犯，非無研酌之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第294條 | 刑法第28條、第29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604號 | 二十一 | [] | 刑事訴訟上所稱之訴訟行為（包括法院、訴訟當事人、第三人）係指符合法定要件且足以發生訴訟上原有效果之行為，當訴訟行為發生瑕疵時，若其行為能藉由如當事人未異議（如被告放棄就審期間）、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如被告已獲判無罪）、原因除去（如補正上訴或抗告理由）或基於訴訟迅速或經濟之考量（如當事人已對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聲請法官迴避）等行為取代瑕疵之訴訟行為即稱「瑕疵訴訟行為之治癒」。故除法院恣意、濫用權利或嚴重違背程序（如被告有正當理由不到庭，仍行一造辯論判決、法院組織不合法等）外，若只是個別訴訟條件之欠缺，因第二審採覆審制並兼具事實審，僅須將第一審判決違法或不當部分撤銷，就該案自為判決，原第一審存在之訴訟行為瑕疵，經第二審撤銷判決後亦不復依存，本無治癒問題。又倘第一審訴訟行為之瑕疵並非嚴重（如漏未諭知被告所犯所有罪名、漏未將證物提示當事人等辨認），如第二審已依法踐行應有程序或業經補正，基於法安定性與實體正義權衡之結果，縱未於判決內糾正第一審訴訟行為之瑕疵，甚或仍維持第一審判決，亦應認第一審原有之訴訟行為瑕疵業已治癒，不能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378條、第379條、第380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378條、第379條、第38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699號 | 二 | [] | 按刑法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態樣，與其他財產犯罪不同者，須以被害人行為之介入為前提，其犯罪之成立除行為人使用詐術外，另須被害人陷於錯誤、被害人（陷於錯誤）因而為財產上之處分，並因該處分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為其構成要件。又所謂「陷於錯誤」，乃被害人主觀上想法與真實情形產生不一致，也就是說被害人對行為人所虛構之情節須認為真實，信以為真，並在此基礎上處分財物。至被害人之所以陷於錯誤，除行為人施用詐術之外，同時因為被害人未確實查證，致未能自我保護以避免損害發生時，要無礙於行為人詐欺取財罪之成立。比較法例上，「被害者學（Viktimo-Dogmatik）」即以被害人行為之觀點作為解釋特定犯罪構成要件之評價因素之探討，方興未艾，惟上開結論仍為通說之有力見解，從刑事政策來看，被害人縱有未確實查證而未能自我保護，也不能因為被害人容易輕信別人就將之排除在刑法保護範圍之外，否則將導致公眾生活、社會交易引起猜忌與不信任，況且，從歷史發展觀之，將刑罰權賦予國家獨占，正是人民從自我保護任務解除之明白宣示。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 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750號 | 二 | [] | 證據對事實發揮證明之作用，並據以認定其是否存在，係指藉由對證據方法之調查獲得證據資料，並因而對相關待證事實之存否產生確信之過程與結果。所稱待證事實，係指得涵攝於被訴犯罪構成要件之具體社會事實而言，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體驗感知行為人之原始複數舉動或行為之實然存在，此應依訴訟法上相關證據法則證明認定之。至待證之具體社會事實，在法律上之特定條件下，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為行為單數，而論以犯罪單數之接續犯，則屬應然之規範評價問題，尚與證據法則無涉。又被告及證人（包括身為共同被告之廣義共犯﹙即幫助犯、教唆犯及共同正犯﹚）均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①被告應訊供承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以外之間接事實，乃自白以外之「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刑事訴訟法第100條、第158條之2第1項參照），以及②廣義共犯所為不利於其他廣義共犯（例如幫助犯對正犯，或正犯對幫助犯）之陳述，與③選舉受賄之人所為就對向行賄者向其行賄情節之指證，本均係適於證明事實之積極證據，祇不過證明力受限而已，亦即非有自身以外之其他證據補強其憑信性，不得僅憑其各自之單一證據遽以認定事實。而被告、廣義共犯及行賄對向犯，既係相互獨立而屬不同來源之證據方法，則其等所為不利於選舉行賄之正犯或幫助犯相關情節之陳述，自可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或與其他立證相結合而據以認定賄選之犯罪事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790號 | 十九 | [] | (一)刑事訴訟上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係指禁止第二審法院諭知較原審判決更重之刑，主要從「刑」方面整體觀察有無增加被告實質上之不利益（如第二審法院諭知原審所無之法律效果、提高相同刑罰種類之刑度、增加被告實質負擔之易刑處分或諭知保安處分或延長其期間等）。至於發現真實乃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不能優位於法治國原則，亦不能妨害發現真實與正確適用法律。準此，關於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上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是若在基礎犯罪事實無擴張或縮減前提下，其犯罪不論在法律上被評價為數罪、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倘第一審誤想像競合犯為數罪，第二審以其適用法則不當予以撤銷時，其改判之刑度只要不逾第一審誤認為數罪之應執行刑或若不符合定應執行刑之其中一部或全部刑期相加總合，即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二)本件第一審認上訴人所犯行為時之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槍枝罪與殺人未遂罪為數罪，應分論併罰，分別各處有期徒刑3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及有期徒刑7年，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2月，原審在犯罪基礎事實不變情況下，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其犯殺人未遂罪，並量處有期徒刑7年2月，並未逾第一審就上開2罪所定應執行刑之刑期，自不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50條、第271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50條、第271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826號 | 一 | [] | 本案經本庭評議後，認本件擬採之法律見解，即：「修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依本條第1、2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仍適用本條第1、2項規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此所謂「3年後再犯」，是否僅以被告本次再犯時間，與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相距已逾3年即足，不因其間是否另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與本院先前裁判（109年度台上字3135號判決）所持見解有異，經本庭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庭徵詢後，仍未能統一見解，乃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09年11月18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宣示：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犯第10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其理由略以：㈠、87年5月20日毒品條例公布施行後之刑事政策，對於施用毒品者，已揚棄純粹的犯罪觀，雖強調「除刑不除罪」之理念，認為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惟囿於當時戒治及醫療體系均不完整、專業人員欠缺且戒毒知識尚有不足，社會大眾仍視施用毒品者為「犯人」而非「病患」，暨相關戒毒及事後之追蹤、輔導配套措施亦不完備，其刑事政策明顯將施用毒品者偏向「犯人」身分處理，導致監獄人滿為患，且施用毒品人口不減反增。為此，戒毒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開始正視施用毒品者實屬「病患」之特質。先於97年新增毒品條例第24條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制度，確立「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及「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雙軌治療模式。本次修正之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雖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惟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毒品條例第24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本次修正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重新評價前揭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㈡、毒品戒除不易，須經長期且持續之治療，施用毒品者既被視為「病患性犯人」，最佳處遇方式即為治療。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治療方式，有機構外之處遇（如自行赴醫院戒癮、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等），或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至對施用毒品者科以刑罰，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用。監獄為執行場所而非戒癮專責機構，針對施用毒品者及其再犯之特性，法務部於106年12月5日頒訂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目的即是積極引進地區醫療體系之協助，提供毒癮戒治，落實社區追蹤輔導及治療之銜接，俾修復創傷、預防再犯。惟刑罰因涉及人身自由之基本權，故於施用毒品初犯時皆以傳統之機構外或機構內處遇方式治療，如再施用毒品時，始科以刑事責任。而當刑罰處遇仍不能有效幫助施用毒品者改善惡習時，即表示無法以此方式發揮治療效果，若繼續施以刑罰只具懲罰功能，不僅無法戒除毒癮，更漸趨與社區隔離，有礙其復歸社會。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指之立法真諦。除檢察官優先適用第24條命附條件緩起訴處分處遇（不論幾犯，亦無年限）外，對於施用毒品初犯者，應適用第20條第1項、第2項為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若於上開機構內處遇執行完畢釋放後，於「3年內再犯」者，依第23條第2項規定，應依法追訴；倘於「3年後再犯」自應再回歸到傳統醫療體系機構內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治療。是對於戒除毒癮不易者，唯有以機構內、外處遇及刑事制裁等方式交替運用，以期能控制或改善其至完全戒除毒癮。㈢、綜上，對於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所謂「3年後（內）再犯」，自應跳脫以往窠臼，以「3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其規定中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等旨。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本件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法律見解拘束。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877號 | 七 | [] | （一）行為人在司法過程中，倘藉由干擾、欺騙等不法手段，影響訴訟程序之適正運行，阻礙司法偵查、審判之效能與妥適，可能造成案情更加晦暗不明之結果，阻礙事實真相的發現，不僅使司法效能降低，若因此使法庭作出偏狹之判斷，將致公平正義無法彰顯，嚴重妨害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最終也斲傷了人民對司法公正性的信賴，此屬法治國家所應極力防堵並加處罰之妨害司法公正行為（ObstructionofJustice）。我國憲法基本權中，雖無類似其他國家在憲法中直接宣示人民有受公正及適時有效審判之權利（例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日本憲法第37條第1項），然經剖析我國司法院釋字第512、530、591、639、789號等解釋，仍可得悉人民受公正、適時有效審判之權利，係涵蓋在訴訟基本權之根本內容無疑。此之公正、適時有效審判，既係要求人民因案涉訟時，國家機關即有「妥」與「速」處理之義務，相對以言，自亦不得忽視妨害司法公正之不正行為，干擾司法程序及結果，否則難符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本旨。被告在訴訟上固然享有不自證己罪特權，但也僅止於無義務自行提出證據，以證明自己罪責而已，要不能容許其可以利用不正方法，妨害司法權之適正行使，否則當屬「防禦權之濫用」；而法庭向來被諭為「正義的殿堂」（PalaceofJustice），因為訴訟原是圍繞著訟爭利益之得失所引發，而以文明、平和之方式實施攻擊、防禦的一場「不帶煙硝味的戰爭」（WarMinusTheShooting），所有訴訟參與人均不必以不正手段或武力相向，透過法庭，即能尋求公平正義的實現。為落實司法之公正、適時有效審判，若判決是以虛偽證據為基礎而作出，這就意味了毒藥已經滲透入司法的源泉（PoisonHadPermeatedTheFountainofJustice），並可能污染整體司法程序，而悖離訴訟權保障之憲法誡命（我國雖不採毒樹果實理論，但與此不同，不宜混淆）。是故，倘他人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要求證人出具書狀，或拍攝錄音、錄影等電磁紀錄，或至法庭為有利於訴訟當事人之陳述，法院為防免司法之適正行使被不正手段干預，導致虛假證據污染整體司法結果之公正性，自得駁回當事人不正證據調查之聲請。（二）第一審勘驗發現上訴人提出之甲○審判外錄製影音光碟，雖陳稱上訴人為其男友，吵架、憤而提控，及已和好，現願撤告等旨，但甲○僅5次視線短暫看向鏡頭，其餘時間均注視鏡頭旁；參以上訴人直承此光碟係由上訴人提議，專用於本案而錄製，上訴人撰稿，甲○照唸；而甲○在第一審已到庭具結，供明係遭上訴人「強迫」而錄製、「叫我幫他脫罪」、「不是我的本意」（按甲○在警詢之初，已供明彼此僅係一般朋友〈非男女朋友〉，卻遭性侵害）等語，可見上訴人有干擾司法適正審判之情形。原審審判長乃於審理程序時，諭知無必要重複傳喚甲○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之理由，經核並無不合。參考法條：憲法第16條。司法院釋字第512號、第530號、第591號、第639號、第789號。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63條之2、第379條 | 憲法第16條。司法院釋字第512號、第530號、第591號、第639號、第789號。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63條之2、第37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898號 | 二十 | [] | (一)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意義在於被告不會因害怕被第二審改判較重之刑而畏懼上訴，保障其上訴權之行使，但此原則並非禁止第二審做出任何不利於被告之變更，而是僅止於禁止「第一審判決之刑」之不利變更。依此，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其功能僅在為第二審法院劃定量刑之外部界限，只要量刑結果未超出第一審判決之刑，即無不利益變更的問題。然此原則固為保障被告上訴權而立，但發現真實乃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旨在使「罪得其罰」、「罰當其罪」，刑事上訴制度除使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外，亦有糾正違法失當判決之功能，是刑事上訴之設雖在維護被告之審級救濟權利，藉以保護人權，但所謂人權非僅專指被告之人權而言，尚應包括被害人之人權，及整體國家之社會法益在內，是上級審如發現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即不受原審判決量刑之限制。換言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一方面為了保障被告之上訴權，設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另一方面又為了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特設有例外規定（見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係採「相對不得加重主義」。又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故量刑之輕重，雖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此即所謂「罪刑相當原則」。是倘第二審認定被告之犯罪情節較第一審為輕微時，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要求，第二審固不得量處較第一審為重之刑，惟量處較輕刑期幅度之多寡，則應受「罪刑相當原則」規範，倘第二審量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其權限情事，且不悖於比例原則，即屬適法。(二)本件上訴人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認定其非法提供之土地較第一審認定之面積為小，即上訴人犯罪情節較第一審認定確為輕微，原審基於實體真實發現認第一審認定事實有誤，撤銷其判決，然因上訴人成立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在別無其他減輕其刑之條件下，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形而為刑之量定，所量處較第一審為輕有期徒刑1月之刑期，已屬其法定得裁量之最低宣告刑，自無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47條、第57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47條、第57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920號 | 八 | [] | （一）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除所犯係刑法第5條、第6條所列之罪，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無我國刑法之適用，此觀刑法第5至7條之規定甚明。又依憲法第4條、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第4條第5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75條規定，大陸地區固屬中華民國領域。然臺灣地區人民在香港、澳門犯罪，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條、第4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除所犯係上述之罪，亦不適用刑法之規定。又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並非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係於民國105年12月2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5條第11款，始規定國外犯該罪亦有刑法之適用。是中華民國人民在該條款施行前，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澳門）犯該罪，並無刑法之適用。（二）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刑法第4條定有明文。刑法第339條之4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基本構成要件，其犯罪流程包含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及他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財物、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之「結果」。是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地、他人交付財物地及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地，倘無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自不能認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該罪。參考法條：憲法第4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4條。刑法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第339條之4。刑法施行法第5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75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條、第43條 | 憲法第4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4條。刑法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第339條之4。刑法施行法第5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75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條、第4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 | 九 | [] | （一）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二）犯罪之著手，係指行為人基於犯罪之決意而開始實行密接或合於該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而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稽之附表編號1、2所示犯罪之先後時序，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先對附表編號2之被害人施用詐術，再對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施詐，縱取得附表編號1被害人之財物在先，仍應認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係先著手於附表編號2之犯行，附表編號2該次方為被告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原判決誤以附表編號1為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並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前揭說明，即難謂適法。（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此為本院之統一見解。本件原判決固認定其中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與被告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成立想像競合犯，原審為科刑時，自應具體審酌被告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主觀惡性及犯罪習性等相關因素，據以認定被告究竟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宣告強制工作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而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惟原判決就此未進一步調查釐清，並敘明其論斷之依據，遽謂基於整體性之原則，本件並無適用前揭條例規定對被告諭知刑前強制工作之餘地云云，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 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394號 | 四 | [] | (一)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得裁量、判斷之職權，此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之規定，係將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委諸法官評價，法官必需綜合當事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方法，在嚴格證明法則之下，定其取捨而形成心證。惟其各項證據方法有得共同推論同一事實者，亦有相互排斥呈現不同事實狀況者，法官即應以綜合歸納或推理演繹之方法，判斷其證明力之高低，尤應先觀察其證據類型，是否具有客觀性（作成時未受意志決定）、穩定性（不隨外在環境變易）、明白性（無待推論直接證明）等優勢，擇為最接近事實之證據，始得謂合於證據法則。苟其此項裁量、判斷，確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再者，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在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法院並非任憑被告主張，均需逐一指駁，並說明其不採納的理由，始得謂已盡此一說理義務，鑑於歧異事實無從併立，倘法官對於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已經說明其採擇之理由，並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其他不相容證據之理由，仍屬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因該不相容之證據，顯然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仍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尚有未合。(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以違反該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為其成立要件。而「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已為該法第20條第2項所明定。依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發行人，謂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或募集有價證券之發起人。」是以「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為上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之犯罪主體；再依99年6月2日修正前（即行為時）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已依該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且依同法第14條第2項授權頒訂之「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4條第3項規定（98年12月29日修正），主要報表應由銀行負責人、經理人及主辦會計人員逐頁簽名或蓋章，則上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所指公司（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於公開發行股票之銀行，自係指銀行中有執行編製、申報與公告財務報告義務之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負責人；且因同法第20條第2項係規定：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亦應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其要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0條、第36條。公司法第8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0條、第36條。公司法第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 | 十 | [] | （一）我國為實施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以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之旨，特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該法第2條規定，本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參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第2項：「締約國應確保，於任何過程中被剝奪自由之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權獲得國際人權法規定之保障，並應享有符合本公約宗旨及原則之待遇，包括提供合理之對待」，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通過之該公約第14條準則第9點，針對身心障礙者之拘禁條件（Conditionsofdetention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進一步說明：締約方應確保拘禁機構符合無障礙（可及性）及提供合理調整，以符合人道的生活條件。換言之，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使被拘禁之身心障礙者在拘禁場所中能自立生活及充分參與生活各方面，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各公共區域、使用設施與服務，例如使用浴廁、庭院、圖書館、研讀室、工作場所，享有醫療、心理、社會與法律服務等。而我國監獄行刑法第6條第2項、第3項規定：「監獄對受刑人不得因……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而有歧視」、「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其立法目的係為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權益，乃明確規範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上開「無障礙」權益保障，屬整體性之規劃；「合理調整」，包括設備設施、處遇、管理內容或程序、流程上的調整，指根據具體需要即受刑人個別需求，於不造成監獄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得在與其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基此，我國對於身心障礙受刑人之處遇，所制定之規範已合於前揭國際公約規定，以因應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並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自難率爾認定我國監獄環境屬違反前揭國際公約規定之拘禁場所，而不得使身心障礙受刑人入監執行之情形。（二）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未諭知緩刑，致其將入監服刑，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及其準則相關規定云云，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參考法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監獄行刑法第6條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監獄行刑法第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074號 | 十一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308條所定有罪判決書應記載之犯罪事實及理由，係指法院基於調查證據結果認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其主文所生之根據而言。而判決書之所以應敘述理由，一在防止裁判者之恣意，藉以保障被告，避免不合理、不正當之裁判；其次，訴訟關係人可藉判決理由明其裁判原因，以為上訴聲明，並為上級審法院審查原判決當否之依據。是若判決所載理由已適合該二目的，即難謂有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二）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係以案發時不在現場，並非行為人等由，否認犯罪，另辯以無殺人未遂或重傷害之犯意，顯未主張自己係犯重傷害未遂罪。則原判決以前述殺人未遂之事證明確，記明其撤銷第一審此部分科刑判決，改判依檢察官起訴法條而為前述論處之理由及所憑，本無對於上訴人或檢察官未為主張之罪名，贅予說明何以未另行論究之必要。縱原判決於審理期日，為保障被告訴訟權益，就所有罪嫌充分辯論之目的，於告知所犯罪名時，除起訴法條外，併告以可能涉犯重傷害未遂等罪名，然當事人、辯護人既未主張係犯重傷害未遂罪，原判決未就此贅為論述，即無違法。（三）證人保護法第11條第4項對於依該法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明定「於偵查或審理中為訊問時，應以蒙面、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於其依法接受對質或詰問時，亦同。」乃為貫徹證人保護制度在鼓勵證人勇於檢舉及出庭作證，俾發見真實之目的，並兼顧證人人身安全與被告對質詰問權衍生之衝突，而對於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利所設之合理限制。該規定對秘密證人採取適當隔離方式等特殊之調查程序，係為維護證人人身安全，鼓勵其到庭作證所設，以免證人於被告面前輕易暴露真實身分之風險，影響其證述之意願或自由意思。則檢察官訊問秘密證人時，因被告未到庭且偵查不公開，認無於被告面前揭露證人身分疑慮者，本無採取與被告隔離之措施可言。此與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係為避免尚未訊問之證人在場，影響真實之發現，乃明定證人有數人者，由訊問權人裁量應否分別訊問，其未經訊問者，非經許可，不得在場之意旨不同。（四）本件檢察官訊問時，秘密證人A1、A2並未針對應否分別訊問或如何影響其人身安全有所主張或爭執，顯無悖於各秘密證人證述之意願或自由意思。即使檢察官根據上情裁量後，認無洩露證人身分或有礙其人身安全維護之虞，而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分別為訊問，仍不影響各證人陳述任意性之判斷。上訴意旨質疑檢察官未分別訊問證人是否影響真實發現，並泛言檢察官對於秘密證人A1、A2未分別訊問，違反證人保護法第11條第4項關於隔離訊問之規定，應無證據能力，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採證為違法，顯與前述法律規定本旨不符。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308條。證人保護法第41條 | 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308條。證人保護法第4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075號 | 二 | []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4項運輸毒品罪之「運輸」，係指基於運輸犯意，將毒品轉運輸送至異地而言。是除行為人之傳送持有行為，性質上已為其他高度犯行包含評價在內者外，不論其運輸毒品之動機與方法如何、目的係為自己或他人，均不能對其本於轉運輸送意思所為獨立運輸行為，置而不論，以免評價不足。此觀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7條第3項（因供自己施用而犯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自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於立法理由明示：本法對「運輸」毒品之行為均一律依據第4條加以處罰，對於行為人係自行施用之意圖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並無不同規範之旨亦明。而毒品交易之買賣雙方，就販賣行為本身而言，固為對向關係，但若購毒者與出賣人，除買賣意思相對立之關係外，尚就毒品之轉運輸送具有平行一致、朝同一目的之犯意聯絡，或就彼此行為相互利用分擔，達成運輸毒品至異地交付買受人（或指定之人）收取之目的，即難僅因買賣雙方內部具對向性質，而排除共同運輸之適用。此與單純由賣方一己運輸至臺灣後，方售予買受人之情形不同，應予辨明。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 | 十二 | [] | （一）按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言論不問其議題或內容，公共的、政治的或私人的皆在受保障之列。發表言論是基於理性或出自情緒也非所問，言論有無價值、是否發生影響亦不在考慮之中。但明知為與事實不符的主張，或虛構事實的言論，則屬言論自由之濫用，且因侵害公益或他人之名譽或人格權，自得依憲法第23條規定，以法律限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罪，即屬法律對於言論自由所課予之限制。本罪以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主觀上明知為虛構或不實之事，而仍決意著手以公開方式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以遂其使某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而發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即足構成。至於該候選人事後是否果真當選或不當選，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而實際發生損害，均非所問。（二）上訴人為民國107年臺中市里長選舉○○里里長候選人林○潭之支持者，詹○峰亦登記參選該里里長。明知伊與穿著詹○峰競選背心、正在「世○○華社區」停車場入口車道為詹○峰助選之劉○逢發生口角衝突當時，詹○峰並未在場，竟意圖使詹○峰不當選，在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上開社區大門前迎賓車道（迴車道）附近，接續以言詞散布謠言，高喊「詹○峰打人」2次，足以生損害於詹○峰。選民可能因而誤會詹○峰人品不佳，動輒訴諸暴力；上訴人所為非但足以損害詹○峰名譽，更有使其不當選之意圖。參考法條：憲法第23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 憲法第23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148號 | 十三 | [] | （一）刑法上之共同正犯因係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故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對該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有犯意聯絡範圍內，對於其他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即在責任上應「有難同當」，但在訴訟上未必仍能「有福同享」。僅刑事訴訟法第239條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包括共同正犯）之一人撤回告訴，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及同法第402條關於第三審上訴，為被告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含共同正犯）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等規定，乃係基於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主觀不可分之原則，對共犯之撤回告訴並無選擇權；或係為保護共同被告，避免裁判分歧，謀求第三審法律適用統一目的而設。惟均係基於刑事訴訟政策之考量，並非共同正犯之本質始然。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能翔實供出其上游供應者之具體事證，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連絡電話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以利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遏止毒品泛濫及擴散。惟被告何以願意揭發其毒品來源，或係出於真摯反省悔悟、或為謀求減、免其刑之寬典，原因諸端，皆取擇於其個人自由意志決定，若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亦係出其個人對毒品查緝之貢獻度及正確性，故而獲得減、免其刑之恩典，其效力自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是共同正犯間，除因其等提供毒品來源之情資，各自揭發不同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或同時或雖異時提供同一毒品上游之相同事證，然有調（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因其中之單一線索而發動調（偵）查者外，倘偵查機關能因其等各自線索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仍係基於共同正犯之個人功勞。只有在各共同正犯分別提供毒品上游不同之具體事證（如其中1名提供毒品上游者姓名、另1名則提供該人之連絡電話等），使有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以綜合各共同正犯間提供之情資發動調（偵）查並破獲同一毒品來源時，此時各該共同正犯始得「福禍與共」同享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寬典。（二）上訴人亦無提供任何情資查獲除「李○均」外之其他毒品來源之正犯及共犯，自不得援用共同正犯劉○琴對於毒品查緝之功勞，主張其既「有難同擔」即能「有福同享」，得同依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402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 刑法第28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402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212號 | 四 | [] | （一）刑法上之不純正不作為犯，是指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視，觀之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自明。此所稱在法律上負有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保證人地位），除法律明文規定者外，如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其中對於特定近親（如直系血親、配偶等），或存在特殊信賴之生活（如同居家屬）或冒險共同體（如登山團體）關係之人，所處之無助狀態，皆能認為存在保證人之地位。倘具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未盡防止危險發生之保護義務，且具備作為能力，客觀上具有確保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得與積極之作為犯為相同之評價。（二）本件起訴書於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於000年00月0日下午17時20分許之傍晚時分，駕車攜帶年滿70歲，且罹患燥鬱症及中度智能障礙之母親王○○○（00年0月生），前往地處偏僻之南投縣○○鄉○○村○○巷0000號下方200公尺處○○溪河床捉蝦，時至同日18時許，天色近暗時，仍未立即返回，其後王○○○則因跌落○○溪溪水中溺水窒息死亡等基本事實；原審經調查審理後，固載認：本案係因王○○○夜間在溪邊抓蝦，且入秋溪水豐沛，步道濕滑，以致發生落水溺斃之意外，尚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將母親王○○○推下溪水，或壓制母親致溺斃之舉等旨，惟原判決理由亦謂：「只是夜間帶老人、小孩去抓蝦，須顧慮安全問題，尤其溪裡石頭高低不平，且○○溪之步道有一半浸泡在水中，行走要更小心，被告可能高估母親的應變能力，導致本案意外發生。」等詞。若果為實情，被告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之規定，對於其母王○○○原即負有扶養（扶助、照養）之義務，竟於日落時分，駕車帶同年事已高復身罹殘疾之王○○○，至人煙罕見之荒山野溪戲水，復未隨侍在側（不作為），對於王○○○跌落溪間之無助狀態，是否存在保證人之地位？若是，被告是否已盡防止危險發生之保護義務？有無具備作為能力，且客觀上有無防止結果發生之相當可能性？縱然王○○○告稱案發當時要上廁所，被告是否仍得委請其妻陳○雅在旁照護？等各情均有未明，上開諸多疑點尚與被告在被訴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是否仍涉過失致人於死犯行攸關，猶有進一步究明釐清及剖析說明之必要，原審未予深入調查澄清並論敘明白，遽認被告並無殺人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依前揭說明，其判決尚嫌理由不備、證據調查職責未盡，難認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5條、第271條第1項、第276條 | 刑法第15條、第271條第1項、第27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 | 三 | [] | (一)判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衡酌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之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準，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會健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面的具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必須詳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查緝或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業務上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關係；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軌；授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否出現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該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所冀求之行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二)原判決已依卷證內容，敘明上訴人宴請陳○財及招待按摩之目的，係冀求陳○財進行鑽心取樣、檢查時，不要依規定行事，只要任由業者自行辦理，俾免被估驗不合格；而基於雙方平日無交情（欠缺經常送往迎來之相互交誼關係）；估驗者與被估驗者之工程業務審查關係；偏離常軌之消費地點、內容、名目；授受利益之價額；足以影響陳○財就估驗等職權行為之決定；陳○財果真實現上訴人之冀求；估驗係陳○財職權行為之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各項因素綜合判斷，認上開利益之給予，並不符合一般社會健全通念所容許之正常禮儀酬酢。因認上訴人之賄賂行為與陳○財所為違背職務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經核並無不合。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239號 | 十四 | [] | （一）基於刑法之客觀可歸責思維，欲對行為人繩以刑章，必須其行為所產生之侵害法益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所涵蓋之範圍內（即構成要件之打擊範圍內），始可歸由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俾符合行為與法益侵害間之連鎖性要求。申言之，基於「行止一身」、「罪止一身」之個人責任主義，行為人只須在自己應負責範圍內，負其刑事責任（按共同正犯及轉嫁罰等之歸責原理，法律另有規定），無須對非其所製造之風險承擔罪責。是以，倘具體個案中侵害法益之結果，係相對人或第三人參與其中且自作主張決定加以處分，並非行為人所能控制或支配，則結果之侵害即不應歸責於行為人（下稱自我負責原理）。刑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罪之特殊主觀要件「意圖散布於眾」，係指行為人意圖散發或傳布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行為人無散布於眾之意圖，而僅傳達於某特定之人，縱有毀損他人名譽，猶不足該當。至於該接收訊息之相對人員，自行決定將之散發或傳布，基於前揭自我負責原理，不能對行為人課責。（二）上訴人一方所撥打之系爭電話內容，原似僅以告訴人本人為其通話的對象，詎接通後，係告訴人自行指示陳○齊接聽及打開行動電話擴音，陳○齊始能一同聽聞內容，且嗣後陳○禾亦是應告訴人之央求，而撥電話向上訴人進行詢問，上訴人方在電話中再度口出系爭不雅話語。此事實如果無訛，則該話語縱然不雅，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但是否能逕認上訴人有對外散布陳述之意思？倘告訴人基於自主決定，先後指示第三人陳○齊、陳○禾參與對話，自行將上訴人所述不雅對話開放予外人知悉，而此種散播之結果，如非上訴人所能控制或支配，有無前揭自我負責原理之適用？原審未予深究、釐清，逕行判決，難昭折服。參考法條：刑法第310條 | 刑法第3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 | 一 | [] |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但就量刑而言，在重法之法定最輕本刑較輕法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如仍得在重法之最輕本刑以上、輕法之最輕本刑之下，量定其宣告刑，即有重法輕罰之不合理現象。因此，在別無其他減輕其刑事由時，量刑不宜低於輕法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所規定之最低法定刑，以免科刑偏失，始符衡平。參考法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249號 | 二 | [] | (一)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依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其立法目的乃為促使當事人善用鄉鎮市調解制度，使告訴乃論之罪之告訴權人，不致因聲請調解程序費時，造成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權因告訴期間屆滿而喪失，以致影響其權益。而前揭法條既未規定有告訴權之人必須在調解不成立之「同時」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亦未對該聲請設有期間之限制。如認調解不成立之次日或其後6個月內（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37條規定之法理）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仍然無法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不免過苛，已然剝奪被害人告訴權之行使。因此，凡聲請調解不成立者，無論同時或其後6個月內向調解委員會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查，均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俾符保障聲請調解之被害人猶能充分行使告訴權之立法本旨。至於為避免追訴與否懸而未定，無限聽其不安定狀態之繼續，前開向調解委員會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之時間，是否宜有期間限制？以多久為適宜？尚非審判機關所能決定，有待循立法途徑解決。(二)原判決於理由內說明：前揭規定所謂「經調解不成立時」，應指調解不成立當時而言，亦即調解不成立當時，聲請調解之有告訴權人即應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始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等旨，並以被告雖以其於同年1月8日遭周○慧駕駛之車輛倒車撞擊，致其受傷為由，於106年8月1日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按鈴申告，對周○慧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但被告於106年1月8日當日即已知悉犯人，其應於6個月內即同年7月8日前提出告訴。而被告於同年6月20日向臺中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嗣於同年8月16日調解不成立時，並未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聲請移請檢察官偵查，且按鈴申告時（106年8月1日）已逾告訴期間，而被告於同年10月13日向臺中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將上開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與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不符，亦不能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因認被告申告之事實縱屬虛偽，因國家在法律程序上已欠缺追訴條件而無從行使審判權，難認有使被誣告人周○慧受刑事處罰之危險，被告之行為顯不成立誣告罪而屬不罰。惟原判決認為告訴權人必須於聲請調解不成立之「當時」，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始生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之效果，其所持之法律見解，除與該規定之文義不符，亦與上述規定旨在特別保障聲請調解之被害人猶能充分行使告訴權之立法目的有悖，其執此理由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非適法。參考法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 |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271號 | 十五 | [] |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第2項規定，犯罪在實施中者，為現行犯，不問何人均得逕行逮捕。可見是否現行犯，係以時間點為其區辨，刻正實施犯罪中之人，即屬現行犯，與犯罪性質無關，亦不因其犯行或與犯罪有關之物品，是否業經發覺或查獲，而有不同。然為防止犯罪繼續實施，致損害擴大，及犯人逃亡或湮滅證據，不得不採取緊急處分，故犯人以外之任何人，若發現正在實施犯罪之人，均得以其為現行犯，逕行逮捕，毋須依憑法院令狀；另為防免犯人攜帶兇器危及執法人員，或湮滅隨身之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30條明文賦予執法人員於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得附帶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足見上開規定之發現而逮捕，和實施附帶搜索，均係法律許可對於現行犯所得採取之緊急處分，並非認定其人是否該當現行犯之前提要件。否則，若謂必先經持搜索票搜索，待發現犯罪事證後，該犯人始因此成為現行犯，而得加以逮捕、附帶搜索，則上開規定之逮捕及附帶搜索，豈非陷於循環論斷而失其緊急處分之意義，更與規範目的不符。（二）偵辦本件之警察，係對已涉犯非法持有本件槍、彈之上訴人，利用「釣魚」偵查技巧破獲犯情，並因事前已預知其身攜違禁物，屬現行犯，所為逮捕、查扣各情，亦有扣押筆錄、逮捕通知書為憑，踐行之程序核無不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30條 | 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3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353號 | 十六 | [] | （一）按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之刑法增訂第10條第7項、第286條第3項，並修正第286條第1項等規定，其中增訂第10條第7項「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其立法理由略以：「一、刑法第126條第1項、第222第1項第5款及第286條均有以凌虐作構成要件之規範，依社會通念，凌虐係指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二、參酌德國刑法有關凌虐之相類立法例第225條凌虐受照顧之人罪、第343條強脅取供罪、第177條之加重強制性交，有關凌虐之文字包括有：qualen即長期持續或重複地施加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以及Misshandeln即不計時間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以身體或精神上的虐待三、是以，倘行為人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以外，其他違反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不論採肢體或語言等方式、次數、頻率，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之程度，即屬凌虐行為。」是祇要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法，使他人承受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即屬凌虐行為，尚不以長期性、持續性或多次性為必要。該項關於凌虐之定義性規定，適用於刑法分則所有與凌虐構成要件有關之規定。至同法第286條第1項修正理由雖謂：「實務上認為凌虐行為具有持續性，與偶然之毆打成傷情形有異」，旨在說明增訂第10條第7項前之實務見解，自不得據此認為該條所稱之凌虐構成要件，以具有持續性為必要。又同法第286條第3項係同條第1項之加重結果犯，只要行為人主觀上對於被害人為未滿18歲之人，明知或有預見之不確定故意，而施以前開凌虐行為，因而發生死亡之加重結果，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行為人對於該加重結果之發生主觀上雖無預見，但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性，即成立該項前段之罪。倘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所預見，則屬故意犯之範疇，應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二）「被告因甲童未依其要求習字，逕自瞌睡、摸魚，又調皮不聽從其處罰甲童半蹲之指令，為處罰、管教及恫嚇甲童，先持衣架毆打甲童之手臂及背部，逼使甲童順從，再用童軍繩將甲童之雙手反綁於背後及雙腳捆綁，並將捆綁甲童手、腳之童軍繩2條連結起來，使甲童無法掙脫，亦無法自行站立，僅能坐躺在浴缸內後，開始在浴缸內注滿水，使甲童僅下巴以上部分露出水面，仰躺浮在水面上後；復於甲童緊張、啜泣並左右扭動其身體掙扎時，以手將甲童頭（臉）部壓入水面下3、4秒，致甲童因此嗆水」、「足認被告確有以強暴、違反人道之方式對甲童施以凌辱虐待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是被告對甲童施以凌虐之行為，應堪認定」。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刑法第10條、第286條、第126條、第222條、第343條、第271條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刑法第10條、第286條、第126條、第222條、第343條、第2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375號 | 十七 | [] | （一）我國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刑罰嚴格管制槍砲、彈藥（下稱槍、彈），主要目的乃為防止槍、彈流入市面，造成槍、彈泛濫，進而危害到民眾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故採「抽象危險犯」之立法保護方式，將特定之槍、彈判定對社會具有高度威脅性之風險，應予管制，並以刑罰手段達到犯罪預防之目的。且槍、彈原得自由拆卸或組裝，適合零件組裝後仍為完整槍枝，故持有完整槍、彈或其全部適合零件，不過是持有方式不同。縱經查獲時已分解成零件，則未經許可，單純持有槍、彈之主要組成零件，同條例第13條第4項猶設有處罰明文，舉輕以明重，嗣若經組合成為完整槍、彈，並經鑑定機關據此鑑定具有殺傷力，更應受同條例相關刑罰規範。故凡被告未經許可持有之槍、彈主要組成零件，若能經由組合成為完整並具有殺傷力之槍、彈，無論係經由被告親手組裝，或縱無組裝能力，因潛藏倘經由被告出借、交付他人等方式流入市面，經由他人組裝成具有殺傷力之槍、彈，仍隨時造成危害社會治安之威脅，自應分別依同條例之未經許可，持有或出借槍、彈等相關規定處罰，不因查獲非法持有槍、彈時係呈拆解或組合狀態而異其結論，以避免被告藉此化整為零，認僅成立上開未經許可，持有槍、彈主要組成零件罪，甚或以並無組裝槍、彈能力用以脫罪。（二）原審基此而於理由三、㈠內說明上訴人應成立前揭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罪。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3條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6.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458號 | 五 | [] | 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規定「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妨害秘密罪，其所謂「無故」，乃本款犯罪之違法性構成要件要素，是否該當此要素，自應為實質違法性之審查。易言之，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理由是否正當，則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參酌生活經驗法則，由客觀事實資為判斷，並應符合立法之本旨，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避免流於恣意。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規定：「監察他人之通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三、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一般認為上述規定係同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違法通訊監察罪之阻卻違法事由。然該法第29條第3款規定之「非出於不法目的」，並未授權偵辦案件人員以偵查案件為由，不顧時間、地點、對象、情狀，而得以任意、隨機發動「監察者為通訊者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之通訊監察手段。雖偵查為司法警察之職權，然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1項亦明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是司法警察及個案執行職權之地位角色等同司法警察官之檢察事務官，若執行偵查職權違反比例原則，縱其目的係為偵辦案件，評價上應認屬不法目的，自不適用上開第29條第3款之不罰規定。從而，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為上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之行為，其目的縱係在偵查犯罪而非出於不法，其所為亦非當然有法律上正當理由，仍應就上開各因素綜合判斷之。參考法條：刑法第315條之1。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 | 刑法第315條之1。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519號 | 四 | [] | (一)依本案行為時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而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觀諸勞基法就勞動契約主要給付義務之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方式，勞務債務人受有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之限制，必須依勞務債權人所定之工作時間、時段給付勞務，而不能自由支配工作時間、時段，即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有人格上之從屬性；關於報酬之給付，勞務債務人依約給付勞務，勞務債權人即必須依約給付報酬，此勞務債務人報酬之有無，繫諸於勞務債權人經營之成敗，而非勞務債務人提供勞務之成果，即勞務債務人對於勞務債權人有經濟上之從屬性。當勞務契約具備上開類型特徵時，即應屬於勞基法所稱之勞動契約。而勞動契約中之勞、雇雙方，分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勞工，及同條第三款之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二)本件更換藝術玻璃工程，係由吳○亮負責先拆卸藝術玻璃後，被害人始進行安裝，是被害人必須在歐○公司指定之地點，親自進行工作；且因僅安裝，不包括拆卸，故項目內容需與歐○公司人員分工，時間、方式上亦需互相配合；復以被害人因安裝玻璃向歐○公司領取報酬，其用以更換之藝術玻璃則由歐○公司提供，並非連工帶料；工作是否完成，由仁○○智中心與歐○公司認定，被害人並未參與其中；另參諸上開外牆藝術玻璃原第一次之安裝工程，係由其他人員安裝，足徵該工作並不具有不可代替性之高度專業。從而，被害人就本件工程其負責之藝術玻璃安裝部分，對歐○公司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歐○公司與被害人間具有僱傭契約之性質等語甚詳。此乃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核與客觀上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尚無違背。參考法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第3條。刑法第276條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第3條。刑法第27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534號 | 五 | [] | (一)傳聞證據，係指作為認定事實基礎之事實，未經直接體驗者本人於公判庭陳述，而以其他方式提出於公判庭之證據。換言之，公判庭之供述或書面如係以公判庭外之供述為其內容，並用以證明該「供述內容」是否真實，該公判庭之供述或書面即屬傳聞證據，應依傳聞法則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反之，待證事實倘係證明該「供述本身」之存否，而非該「供述內容」是否真實，縱公判庭之供述或書面係以公判庭外之供述為其內容，亦無所謂傳聞之問題，自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二)卷查證人B姨及C友關於上訴人如何徒手猥褻A女生殖器及上訴人說不可以跟別人說一節，均屬其等以聽聞自A女在審判外之陳述而到庭轉述之證言，非其等親身之經驗見聞，性質上固屬傳聞證據，且為A女陳述之重覆或累積，而不足採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然證人B姨就關於案發時C友及A女與上訴人睡在同一張床上，及證人C友證稱：其與A女和上訴人一起睡在同一張床上，上訴人將A女抱至客廳，其察覺有異查看時，發現上訴人抱著A女躺在沙發上，上訴人躺在外側、A女躺在內側，當時就有所懷疑，因而把A女抱起來，並生氣的大聲質問上訴人，上訴人沒有回答等語，則為其等直接經驗見聞之事項，既非傳聞證據，亦與A女陳述分屬不同之獨立證據，原判決在此範圍內，採為判斷A女主要陳述內容為真實之補強證據。經核乃其認事用法之合法職權行使，既無違背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亦無證據與理由矛盾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701號 | 十八 | [] | （一）身體與健康是刑法關於傷害罪所要保護的客體，即憲法意義下的「身體權」中的「健康權」與「身體不受傷害權」。至受侵害之身體之一部分所衍生之「社會機能之正常健全狀態」（如容貌之毀損）亦應為健康權之一部分，為傷害罪之保護客體。刑法第10條第4項所列重傷害，其第1款規定「毀敗或嚴重減損1目或2目之視能」，所稱「毀敗」，係指1目或2目之視能，因傷害之結果完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所稱「嚴重減損」，則指1目或2目之視能雖未達完全喪失其效用程度，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至應「如何」及以「何時點」作為判斷1目或2目之視能毀敗或嚴重減損而達重傷害程度？以「毀敗」而言，若傷害已造成1目或2目脫離本體或根本無法治療之程度，自無須考量後續醫療之結果，直接即可認定為重傷害；至1目或2目傷害是否達於「嚴重減損」程度，則應參酌醫師之專業意見、被害人實際治療回復狀況及一般社會觀念對於被害人能否「參與社會」、「從事生產活動功能」或「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等社會功能（或是社會適應力）綜合判斷之，且不以傷害初始之驗斷狀況為標準，如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害人所受傷害已經相當診治，仍不能回復原狀或恢復進度緩慢、停滯而僅具些許視能，縱該階段已有新興治療方法或藥物提出，惟若尚在試驗階段或仍需長久時日始能判斷有無功效，法院自可即行認定被害人視能已經嚴重減損至重傷害程度，若被害人最後終因新興技術或藥物治療痊癒，僅能否依再審程序特別救濟，與現階段判斷重傷害與否無關。至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之1第1項所訂之「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主要仍係針對勞工受傷後之未來賺錢能力減損、年齡、職業潛能、興趣、技能、工作人格、生理狀況及所需輔具等項目，評估是否失去全部或一部工作能力，有無回歸職場之可能，所訂定一個明確認定標準，係為避免身為勞工之被保險人因請領失能給付之原有各種審查作業疊床架屋、導致延遲給付時間，而損害勞工權益，甚造成其經濟生活之困難。此制式化之給付標準顯不能逕行轉化或等同刑法上認定重傷害標準，僅能作為認定參考之一，自不待言。（二）告訴人左眼視力僅存0.063，且依照目前之醫療技術，無法提供有效之治療，幾難以復原或改善，堪認告訴人之左眼視能已達嚴重減損之程度等語。是原審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綜合相關醫療資料，已認定告訴人所受左眼視能所受傷害，依目前醫療技術，可以復原或改善之機會極低，因而認定上訴人成立傷害他人致重傷害罪，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於原審時既未提出更具體及新興之治療方案，說服法院可使告訴人經由最前進之醫療技術治癒或增進其左眼視能，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復未請求再就告訴人視力復元程度進行調查，均稱無證據須調查等語，迄上訴本院時始指摘原審有調查未盡及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告訴人1目視力減退，僅屬第11等級之失能，應非重傷害等語。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就相同證據資料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之1 | 刑法第10條。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702號 | 十九 | [] | （一）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16條享有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功能在使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當律師接受委託或經指定成為被告之辯護人，便取得相關決定訴訟策略之權利，包括審前之準備活動、庭審中各項辯護事項之安排及有罪判決後之救濟程序等，但關於是否為有罪答辯、是否放棄出庭審判之在場權或捨棄上訴等權利，則不能由律師單獨決定，原則上必須尊重被告，除此之外，倘非律師明顯未善盡辯護責任（如律師未為實質辯護、為不利於被告之辯護等），則被告必須接受律師辯護活動所產生一切有利或不利之法律效果。（二）一方面仍否認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另一方面又無可奈何承認犯罪，即上訴人本非完全出於真摰反省而認罪。原審辯護人基此除尊重上訴人認罪外，仍本於其專業認上訴人本件是否成立販賣罪尚有疑慮，乃提出無罪或輕罪之答辯意見請求法庭參考，自可認已善盡辯護之責任，且係遵循上訴人前揭非完全認罪之方向進行辯護，則上訴人於聽聞辯護人辯護後既未反駁或補充說明，自應承受原審辯護人為其辯護所生之一切法律效果。參考法條：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 | 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806號 | 三 | [] | (一)按背信罪的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反信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公司經營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固然不能就「行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時，職責上必須審查者，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是否已盡其應有之謹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其決定係置於一個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之，欲審究行為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為），可以其決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綜合判斷。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益）極大化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之決策內容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因素、是否兼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關係特殊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等因素，為一整體性判斷。(二)原判決已說明賴○誠3人之決策內容，只顧慮到要挽救其等所負責之合庫○○○○分行業績，卻以違反禁止放貸予人頭戶之公司規定、高估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不動產市價，及各該5件貸款案徵信、授信不實等方式，一味追求其等在該分行的業績，而不惜損及合庫日後對各該貸款案無法完全受償的整體利益，且只顧慮單一利害關係人陳○元各該貸款案的核准，而忽略合庫配合政府抑制投資客炒作房地產以健全房市的政策方針，上開因素的重要性應遠比其等業績更須優先加以考量。抑有進者，陳○元以人頭戶買賣各該房地乙情，賴○誠、黃○焱、李○淵均知情，其等亦知借款人及保證人均屬虛偽，仍在相關徵信、授信方面予以放水通過，且在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所示房地價值評估程序，未能基於其他客觀透明之地段、屋齡、坪數、屬性（公寓、華廈或電梯大樓等）、樓層、有無車位等相關資訊，而合理評估是否符合市場行情，是此種決策過程違背其等對合庫所負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等旨。原判決係基於上開各節予以綜合判斷，且此種審查不涉及商業決策之內容究否正確或應如何做（當為），尚無侵犯商業判斷可言，亦難謂有何違背法令情事。賴○誠上訴意旨⑴徒以原判決過度干涉其商業決策云云，容有誤會。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25條之2 | 銀行法第125條之2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95號 | 一 | [] | 按民國108年5月22日政府採購法第59條修正公布前，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廠商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機關依同條第3項規定，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廠商所支付之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者，不以採購契約之價款高於市價（即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為要件。相關法條：政府採購法第59條 | 政府採購法第5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 | 六 | [] | (一)對於特定類型犯罪有規定被告自白應給予司法豁免或減輕刑事責任寬典，係本於突破法院應能積極發現實體真實之理想主義傳統思維，間接承認在訴訟制度下「發現真實」有其極限，當無礙於公益與法秩序前提下，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使犯罪事實能早日釐清、追訴權可順利發動與使案件之審判及早確定，故給予相當程度之司法豁免或減刑利益。此處所謂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象，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惟若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均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自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尤以案件於偵查階段時，因其事實具有浮動及不確定性，更有隨時增減之可能，不若在審判中，因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檢察官對於犯罪事實應記載於起訴書中，已然特定且明確，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犯罪事實往往並不清晰，更遑論有些移送內容過於籠統、概括，故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檢察官起訴前就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詢）問過之起訴犯罪事實曾為認罪之表示，即應認符合自白之要件，僅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曾就起訴犯罪事實訊（詢）問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其等已曾表示認罪，但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進一步加以訊（詢）問是否願為自白，致妨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自白而可獲取司法豁免或減刑之權益時，始應例外為其等有利之認定。(二)以上訴人行為時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為例，其規定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此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其中所謂「自白」，係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於毒品案件而言，販賣毒品與無償轉讓、合資購買、幫助他人施用毒品或與他人共同持有毒品，係分屬不同之犯罪事實，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供稱係為他人購買毒品，自難認已就販賣毒品之事實為自白，要無前揭減刑規定之適用。且行為人主觀上有無營利之意圖，乃販賣、轉讓毒品、為他人購買毒品而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等犯罪之主要分際，亦為各該犯罪異其刑罰輕重之評價原因，屬販賣毒品犯罪之重要主觀構成要件事實，如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就販賣毒品犯罪之營利意圖未作供認，即難謂已就販賣毒品之犯行有所自白。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037號 | 一 | [] | 依當代刑法思潮，刑法第24條第1項「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有關緊急危難之規定，其前段、後段內容在犯罪評價上具有雙重性，前段規定阻卻違法事由之緊急避難，後段則是規定寬恕罪責事由或減輕罪責事由之過當避難。詳析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緊急避難之要件：⑴、客觀上須存有緊急之危難情狀，也就是對於行為人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法益存有緊急性的危難。所謂之「緊急」，除了迫在眼前的危難，還包括持續性的危難之範圍，即該危難雖非迫在眼前，但隨時可能轉化為實際損害（例如結構不安全而隨時有倒塌危險的房子）；⑵、主觀上避難行為須出於救助意思，行為人認知到危難情狀而出於避難之意思；⑶、避難行為具備必要性且符合利益權衡，所謂必要性，必須是為達到避難目的而採取的有效手段，且選擇損害最小的手段；另受到利益權衡之限制，就被救助與被犧牲的法益加以權衡結果，被救助法益具有優越性，並且符合手段與目的相當性。只有在符合上開緊急避難要件時，始克阻卻違法而不罰。至於雖客觀存有緊急之危難情狀，主觀上亦是出於救助意思（符合上開⑴、⑵之要件），但是避難行為超過必要性或不符利益權衡（不符合上開⑶之要件），不得阻卻違法，惟符合刑法第24條第1項後段過當避難之要件，應視可非難性高低而判斷屬寬恕罪責或減輕罪責而異其法律效果。參考法條：刑法第24條第1項 | 刑法第24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073號 | 三 | [] | 有關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本刑之規定是否合憲，司法院於108年2月22日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認為該規定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而就前開違憲部分，該號解釋並指示立法者：「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且要求法院，在法律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然就法院裁量之射程範圍及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條件，則無進一步之說明。惟參酌該號解釋理由書，首先闡明刑罰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應受嚴格之限制，且須以罪責為基礎，與罪責相對應，不得超過罪責；繼而說明立法機關以法律規定法官所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限，應與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復進一步闡釋：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仍須宣告7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得為易刑處分等旨，而有上開解釋文之結論；更特別就涉及累犯要件科刑資料之處理，作出：「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及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之指示。足徵本號解釋主軸始終聚焦在累犯規定與罪刑相當原則之衝突關係。參以刑法第59條之規定，固係立法者為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賦予法官救濟個案之量刑調節機制。惟並非所有個案於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後，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虞，此觀司法院釋字第669號、第790號解釋自明（分別揭示法院於審理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具殺傷力之空氣槍，及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個案，如遇有違法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情形，依當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之刑罰，縱使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宣告上開規定於此範圍內違憲等旨）。況若謂法院就構成累犯之個案，僅於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時，始得依本號解釋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則於行為人不符該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但有其他減刑事由之適用（例如刑法第19條第2項）時，仍得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而於僅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別無其他減刑事由之個案，法院即使認仍有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亦無不加重最低本刑之裁量空間，核非事理之平，併有邏輯上之矛盾。可見該號解釋提及刑法第59條，應僅係用以舉例說明累犯規定所構築之處斷刑下限，即使透過該規定調節，仍無法全面正當化累犯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之規定。從而法院於修法前，如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有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不論已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得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參考法條：刑法第47條第1項 | 刑法第47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099號 | 三 | [] | 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包含表現自由；且引發爭議係言論自由之功能之一，充分保障具挑釁尤其是飽含政治意味之理念性表達行為，在多元、自由社會中，確實彌足珍貴；容忍、尊重人民對觸及既有秩序之核心議題，得反其道而行，任意表達異於多數人看法之自由，不僅不削弱自由，更將彰顯言論自由之內涵，並使之屹立不搖；反之，則形同要求人民以言語或行動說謊，將斲喪得之不易之言論自由。因此，單純公開表達對國旗之輕蔑、藐視，仍在表現自由之保障範疇。國旗原僅是國家之表徵，但於當今我國之內外處境及社會氛圍下，它更具強烈之特殊角色；保護國旗已非單純維護國家之象徵性價值或藉以團結國家、鼓舞人民感情。於目前情狀，以侮辱中華民國為目的，公然焚燒國旗，其傳遞之訊息過於強烈，若因容認而形成風潮，已不是行為人對國旗之不認同、危及國旗之象徵性利益、國旗不再代表國家，或中華民國不再是團結一致國家，這類表現自由應如何保障之簡單問題，可謂與國家安全甚至生存相關，所產生之影響以及對國家利益之危害，實已超越言論自由所欲保障之原意。參考法條：刑法第160條第1項 | 刑法第160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 | 一 | [] | 就法院對於證據之審理而言，原則上於準備程序處理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於審判程序則重在證據之調查與證明力之辯論。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卻表示「對於調查證據無異議」、「沒有意見」等意思，而未於審判期日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固有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默示擬制同意傳聞證據能力之適用，惟若已於準備程序對傳聞證據爭執其不得為證據，而於審判期日審判長調查此類證據時表示「沒有意見」，乃就證據之證明力為辯明、陳述意見，除非審判長就該證據之證據能力有併為調查之處分，且為當事人等明知而有不再爭執其證據能力之表示者，否則，不能以當事人等在調查證據程序時曾表示「無意見」，逕視為當事人等已有將該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默示同意。本件證人許○明、莊○隆、陳○名等人於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接受詢問（下稱調詢）之陳述，上訴人2人於第一審民國107年1月29日刑事準備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及其等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針對有關證據能力之訊問，均明白爭執上開調詢之陳述不得為證據，第一審審判長嗣於審判期日調查證據時，僅訊問上訴人2人對上開調詢之陳述有何意見，實難認有就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一併為調查之意思，上訴人2人及辯護人既明確爭執上開調詢陳述之證據能力，自不得僅以其等於第一審審判期日調查證據時表示「沒有意見」等語，逕認其等未聲明異議，而擬制其等同意上開調詢陳述有證據能力之意。乃原判決竟謂：上訴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第一審審判調查許○明、莊○隆、陳○名等人於警詢（調詢）陳述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時，均回稱「沒有意見」等語，遽認上訴人2人於第一審已默示同意而得為證據，顯與卷證資料不符，尤不無將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程序相混淆之違誤；復謂上訴人2人於第二審不得再為爭執追復上開證據能力，並援用陳○名於警詢之證述，作為不利於上訴人2人之判斷基礎，更屬有悖證據法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第159條之5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第159條之5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26號 | 二 | [] | 按我國國家賠償之主體為國家及其他公法人，此觀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第14條規定即明。又國家為賠償主體時，為便於人民請求賠償，同法第9條始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該機關係代國家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其權利義務仍歸屬於國家，而非歸屬於機關；同法第2條3項、第4條第2項、第3條第2項規定之賠償義務機關之求償權，即應歸屬於國家。準此，倘賠償義務機關與受求償機關均為國家之行政機關，因其權利義務歸屬於同一行政主體之國家，為免國家之自我求償，自無求償之保護必要。相關法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條第2項、第4條第2項 |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條第2項、第4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7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367號 | 六 | [] | 刑事訴訟法於109年1月8日公布增訂第271條之4，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前項修復之聲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其旨在藉由具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之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之需求，並修復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即所謂「修復式正義」或「修復式司法」制度之明文化。此係基於保障被害人權利而設，本與被告訴訟權之行使無涉，除因被害人認原審量刑過輕而請求檢察官上訴，或被告已提出或釋明正在進行或已與被害人等和解、調解、修復，而法院有必要瞭解被告彌補過錯實踐情形或被害人等身心、財產等損害有無獲得撫平、回復情形，或法院裁定准許被害人聲請參與訴訟者，法院應斟酌傳喚被害人等到庭陳述意見外，若有被害人等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傳喚其到庭時（如為避免性侵害被害人受二度傷害所為之減少陳述、被害人於先前作證、陳述時顯現身心創傷或受有壓力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條所定因被害人不具有對等的談判能力，故於未確保被害人安全方式前不得進行和解或調解等），被告即不能以法院未通知被害人等或經通知而不到庭為由，指摘法院所踐行之程序違法或有損害其獲得公平量刑的機會。且法院是否移付調解，並應斟酌被告、被害人或其家屬進行調解之意願與達成調解之可能性、適當性；如被告及被害人均聲請法院轉介修復，亦應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經評估適合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後，始轉介由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並非一經被告聲請，法院即有義務將案件移付調解或進行轉介修復。案件縱經調解成立或轉介修復完成，僅供法院量刑之參考，亦無拘束法院量刑之效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 |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405號 | 四 | [] | 行為人客觀上實施違法行為，但行為人自認為行為合法，此時行為人乃欠缺不法意識（即欠缺違法性認識），即為學理上稱之禁止錯誤。又所謂不法意識，意指行為人認識或意識到其行為違反法律規範或社會規範而與社會共同生活秩序維持之要求相牴觸之意，乃獨立之罪責要素，一般而言，行為人有構成要件故意時，通常也會知道其所為乃法律規範或社會規範所不容，即推定其具有不法意識；但若發生禁止錯誤，行為人之行為於法律上究應如何評價，依刑法第16條：「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並不會直接導出排除行為人刑責之法律效果，而係應依個案情節，判斷行為人對於禁止錯誤之發生，究竟有無迴避之事由存在，倘其欠缺不法意識係出於正當理由而誤信其行為合法，且無迴避之可能性者，則依上述規定前段應免除其刑責，但若行為人可以透過更進一步的諮詢與探問，了解其行為的適法性，而得到正確的理解，此時就可以認為屬於可迴避的禁止錯誤，法院得審視個案情節，判斷迴避可能性之高低程度，於迴避可能性較低時，得於處斷刑部分減輕其刑，若迴避可能性明顯極高時，法院則不應予以減刑。至於行為人若無誤信其行為合法之事實，即無禁止錯誤可言，本無刑法第16條規定之適用，充其量僅於量刑時，審酌其犯罪動機、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質等因子，而為其宣告刑輕重之參考。參考法條：刑法第16條 | 刑法第1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47號 | 三 | [] | （一）政府採購法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為其立法目的；政府採購法第88條係明定對於俗稱「綁標行為」之處罰。行為人主觀上有獲取私人不法利益之意圖，客觀上對技術、工法、材料或設備之招標規範，為不當之限制，或對投標廠商之資格為不當之限制，因而獲得利益者，成立本罪。又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1、2項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第1項）。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第2項）」，其立法理由：「……二、技術、工法、材料、設備之規範，往往涉及廠商能否投標、得標之權益，若稍有不慎，極易流於綁標之嫌。為有效杜絕不法人員藉綁標技術、工法、材料、設備之規範，達到限制廠商投標，謀取不法利益之目的，並使承辦採購業務人員有明確之依循，爰於第1項明定該等規範之訂定原則三、第二項明定於無法依第一項訂定時之處理方式，以避免綁標，並促進競爭。」，由此可知，機關辦理採購，其功能或效益若無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規定辦理，即對於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定，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以杜絕綁標達到限制廠商投標之目的。從而，政府採購法第88條第1項所謂之「違背法令」，自包括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2項不得限制競爭規定，而為限制或審查，並不限於視個案是否違反技術、工法、材料、設備、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規格等所涉及之相關法令，以判斷是否構成限制競爭，否則，行為人縱未違反前揭技術、工法、材料、設備等所涉及之法令，卻仍以限制技術、工法、材料、設備等方式，達到綁標之目的，限制廠商自由競爭，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2項規範不得限制競爭，欲達到公平採購、確保採購品質之目的。（二）原判決認上訴人以系爭條件一、二作為系爭工程之規範圖說，而對所使用消能斜撐之材料、規格為不當之限制，致市場上僅有○○○公司所生產銷售之消能斜撐符合，屬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2項禁止限制競爭之規定，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8條第1項前段對材料、設備為違反法令之限制，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88條 | 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8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531號 | 二 | [] |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乃立法者課予檢察官偵查犯罪及提起公訴之法定義務，且檢察官為犯罪偵查之主導者，係唯一之偵查主體，又檢察官依其偵查結果若認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除法律另有明文限制外（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規定之觀察、勒戒等保安處分前置原則、或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少年刑事先議權），原則上即得依同法第264條規定之程式提起公訴，或依同法第451條之規定，聲請法院為簡易判決處刑，殊無以其他機關或民眾並未移送或提出告發、告訴，即謂檢察官不得主動追訴犯罪之理。至於藥事法第101條規定：「依本法應受處罰者，除依本法處罰外，其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其立法意旨係違反藥事法規定除依藥事法規定受罰鍰處分外，處罰機關（藥事法第100條規定參照）認有犯罪嫌疑時，具有移送偵查犯罪機關或公務員偵查犯罪之義務爾，非謂檢察官偵查、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違反藥事法之犯罪嫌疑人及犯罪事實，須經藥事法處罰機關移送，檢察官始得被動受理偵查，藥事法之上開規定，要非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51條第1項或第451條之特別規定。另依司法院釋字第808號解釋理由，行為人之同一行為已受刑事法律追訴並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如再依法處以罰鍰，始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本件原判決已敘明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51條第1項之規定，於偵查後認上訴人有共同製造偽藥之犯罪嫌疑，因而提起公訴，並無檢察官起訴違背程序之情形，復說明藥事法第46條第1項規定「經核准製造、輸入之藥物，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核准，不得變更原登記事項。」所稱不得變更原登記事項，乃指藥物製造以外之其他行政登記事項，不包含本件藥事法第82條製造偽藥之行為，因而認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所辯本件起訴違背法律程序、本件屬違反藥事法第46條第1項之規定而應依同法第92條第1項處罰云云俱無可採，而予以指駁等情，即無違法可指。上訴理由猶反覆爭執本件未經藥事法主管機關移送偵查，及雲林縣政府認內○公司違反藥事法第57條、第46條第1項已予以裁罰，故本件起訴違背法律程序且違反一事不二罰云云，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藥事法第101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 | 藥事法第101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703號 | 七 | [] |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於網路揭露不實訊息而犯罪者，係利用電腦輸入一定之訊息，藉由網路傳遞該訊息，以遂行犯罪，舉凡有網路現代科技化設備之各個處所，均得收悉其傳播之訊息，範圍幾無遠弗屆，是其犯罪結果發生地，非如傳統一般犯罪，僅侷限於實際行為之特定區域。本件公訴意旨指上訴人以手機連結至臉書「靠○○門」或「關○○○者」公開社團，散布關於告訴人不實之負面訊息，姑不論上訴人以手機連結至臉書之實際行為地所在為何，尚待進一步調查，揆諸上揭說明，○○地區有網路設備之地點，均得以接獲上訴人傳播之訊息，而為散布不實事項之結果發生地，亦屬本件上訴人被訴犯行之犯罪地。從而○○地院對於上訴人本件犯罪，不能認無管轄權。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改判諭知發回○○地院更為審理，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 | 刑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864號 | 二 | [] | 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洗錢罪，係以來源不明，但無法確認與特定犯罪具備聯結關係之金流為規範對象，藉以截堵可能脫罪之洗錢行為，因迥異於同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須以特定犯罪作為聯結之立法常態，故屬特殊洗錢罪。惟為免刑罰權過度擴張，應適度限制特殊洗錢罪之適用範圍，故此洗錢罪之成立要件，明定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產無合理來源，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取得以符合下列列舉之3種類型之一為限：「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7條至第10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而所謂「金融機構」，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1項訂有定義性規定，但僅屬事業類型範圍之框架性規定，依其文義，尚無涉依何地區法律設立之金融機構始有特殊洗錢罪適用之問題。徵諸洗錢防制法於民國98年6月10日修正增訂第11條第6項：「第1項至第3項之罪（第1、2項係同法第2條第1、2款之洗錢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適用之。」立法理由即謂：有鑑於近年來重大罪犯，在我國境外進行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情形層出不窮，第1項至第3項之罪因不在刑法第5條至第7條適用範圍，本法亦無特別規定，目前仍適用刑法第3條之屬地原則規定。惟西元2003年聯合國反腐敗公約（UnitedNationsConventionagainstCorruption）建議各國應將洗錢罪之適用擴大至各國領域外，同時我國國民在國外之洗錢行為亦常發生，宜對我國國民在我國領域外洗錢或資助恐怖行動之行為加以處罰，爰增列第6項規定等語。且洗錢防制法於105年12月28日全盤修正，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其第1條首先揭明：「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特制定本法。」可知，其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已自單純國家對重大（特定）犯罪之追訴及處罰，擴增至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金融秩序之穩定及透明金流軌跡之建置，以強化我國洗錢防制法體質，冀與洗錢防制之國際規範接軌。同時，原第11條第6項之規定亦酌作修正移列同法第16條第3項：「前2條之罪（指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適用之。」由此可見，透明金流軌跡，遏止境外或跨境之洗錢犯罪，實乃洗錢防制法近年來修法所欲達致之立法目的。倘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金融機構」，僅以我國（臺灣地區）境內依法設立之金融機構為限，顯不足以遏止洗錢犯罪，亦與105年12月28日全盤修法之目的背道而馳，有違立法本旨。進而言之，我國人民在我國領域外，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臺灣地區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依同法第16條第3項規定，仍適用第15條第1項第2款特殊洗錢罪加以處罰。如認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金融機構」僅限於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則我國人民在我國領域內（臺灣地區），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臺灣地區以外之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卻不構成犯罪，顯然無從遏止跨境洗錢犯罪之立法目的。再者，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影響本國或國際金融市場而有不同，尤其是現今金融活動國際化與世界資本流動化，非法金流利用層層複雜之各種名目、態樣，而移轉、分散至跨國不同據點，取得形式上合法來源外觀，以躲避查緝，故追查或遏止重大（特定）犯罪已不再成為防制洗錢規範核心或唯一目的，更應著眼於金流軌跡遭破壞而侵蝕國際金融秩序、妨害全球性金流結構之互信以及資源公平分配機制崩解等面向，澈底阻斷非法金流變裝化身成合法資金之機會，以落實犯罪防制，確保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此亦為洗錢防制法修正增訂第15條特殊洗錢罪之立法目的。從而，本諸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立法意旨，於不逾越法條文字可能合理解釋之範圍內，綜合前開立法目的及法價值體系之解釋方法，應認同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金融機構」，並非侷限於我國（臺灣地區）金融機構，以期正確妥當之適用。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1項、第15條 | 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1項、第1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977號 | 八 | [] | 當事人不服原審判決得依上訴程序救濟，固為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惟對於上訴是否應具有「訴訟利益」（或稱救濟利益），法雖無明文規定，然基於上訴之目的在於糾正原判決錯誤，使承受原審判決不利益之當事人，能經由上訴程序回復其利益，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346條規定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及同法第370條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均得推論或導出上訴人提出上訴應具備上訴之利益。至有無上訴利益，應就訴訟之整體為客觀觀察，並納入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緩刑係暫緩刑之執行之意，行為人因犯罪行為而被法院論罪科刑，具有明確之刑罰宣示，但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認為給予其更生機會較為適當時，乃另設一定觀察期間延緩其刑之執行，迨其緩刑期間屆滿而未被撤銷時，其刑之宣告即失其效力。故緩刑之性質，仍屬刑罰權作用之一環，具有預防再犯罪之功能，其宣告本質上為恩赦，具有暫緩執行之效果，可避免被告被剝奪人身自由之不利益，並有消滅刑罰權之效果，無論在法律上或社會上之價值判斷，均認對於被告有利，但就預防再犯罪而言，唯有藉由對被告本身充分瞭解，例如由其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行為之動機、目的及犯後態度等推知被告對其行為看法及將來發展等，始能判斷其在緩刑期間與之後的生活中是否會再犯罪。亦即依憑前述各種因素對被告為整體評價，作為法院判斷其是否適宜宣告緩刑，以及進一步依據個案情況決定緩刑期間，及所應採取的積極協助措施，並將之作為緩刑宣告的負擔或條件。又因要求被告履行或各種事項之負擔指令，往往參雜道德教化、懲罰、保安處分或滿足被害人之損害等多種性質，必定限制被告一般行為自由或財產，則法院是否或如何宣告緩刑，對於被告之影響程度並不亞於所犯刑名及刑度。應認當事人對於法院是否宣告緩刑、其期間長短及有無附負擔或條件等事項，具有上訴之「訴訟利益」。惟被告是否適宜宣告緩刑、緩刑期間及緩刑宣告的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事項，只要非出於恣意，自不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75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 | 刑法第75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598號 | 十 | [] | （一）證人之陳述是否因揭露犯行而有自陷入罪之虞，得以行使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拒絕證言權，必須到場接受訊問後，針對所訊問之個別具體問題，逐一分別為主張，不得以陳述可能致其受刑事訴追或處罰為理由，而概括拒絕回答一切問題，以致妨害真實之發現。證人於審判中針對個別問題主張行使拒絕證言權，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83條第1項規定，將拒絕證言之原因釋明（依但書規定，得命具結以代釋明），其拒絕證言之許可或駁回，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由審判長審酌後，予以准駁（處分），非證人所得自行恣意決定，亦非謂證人一主張不自證己罪，審判長即應准許之。若審判長不察，許可證人概括行使免於自陷入罪之拒絕證言權，乃有關調查證據之處分違法，不因未異議而得視為治癒。（二）本件原審依上訴人之聲請傳喚石○樑到庭，審判長依刑事訴訟法第185條第2項、第186條第2項之規定，於踐行同法第180條一定身分關係、同法第181條免於自陷入罪之拒絕證言權告知程序後，在石○樑與上訴人並不具同法第180條之一定身分關係之情形下表示：「我因為吸毒，我已入監三年，吸毒吸到頭腦不清楚，我已經忘記了，所以我拒絕證言。」審判長詢問檢察官、辯護人對此有何意見，均答稱：「沒有意見」後，即未對石○樑詰問。此程序之瑕疵，不因當事人未異議而得視為治癒，且其拒絕證言之原因，亦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規定，則審判長未為任何裁定，即未使石○樑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並接受詰問，其訴訟程序之進行固屬有違誤。惟原判決已敘明迄至辯論終結前，石○樑未曾被查獲有販賣毒品予上訴人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之事實，且縱石○樑於原審證述其為上訴人之毒品來源，亦非屬上開說明所稱之查獲情形，況上訴人於後續審理程序亦未再就此部分聲請傳喚石○樑，則此項調查證據程序之瑕疵，於判決結果尚無影響。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3條、第380條 | 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3條、第38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614號 | 四 | [] | 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前段關於適足居住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本於基本人權保障之旨，在私有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訴請無權占有人拆屋還地訴訟中，該占有人可援引作為防禦方法，惟囿於我國就兩公約上述揭示適足居住權意旨，尚乏對私有土地所有人行使其所有權4與適足居住權間相關法律之明確規定，法院僅得在個案中於現行法規範內衡酌保障無權占有人之適足居住權之適當方法，不得逕課私有土地所有人於訴請拆屋還地前應對無權占有人行通知、協商、補償、安置措施等義務，並以土地所有人未行上述法律未明文規定之義務，排斥其所有權之行使。相關法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民法第767條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民法第76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686號 | 一 | [] | 按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其規範目的在防杜董事為牟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與公司為現實之競業行為，防制此利益衝突之情事，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董事兼任他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職務，即係董事為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他公司如非為營業性質相同或類似者，因二公司間無競爭關係，無適用競業禁止規範之必要；他公司如為經營同類業務者，因存在競爭之可能性，仍應受本項競業禁止之規範。惟二公司間如為百分之百之母子公司，或為同一法人百分之百直接或間接持股之公司，或為關係企業（公司法第369條之1參照），雖各公司獨立存在而有各別法人格，因在經濟意義上實為一體，或無利益衝突可言，則不構成競業行為。又證交法第26條之1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集股東會時，關於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之決議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所稱「說明其主要內容」，與公司法規定之「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用語雖不同，惟目的均在確保董事競業資訊之充分揭露，使股東得以決定是否許可董事競業行為。上開規定乃預防性規定，董事應於事前個別向股東會說明競業行為之重要或主要內容，並取得許可，不包括由股東會事後概括性追認解除所有董事責任。故競業董事是否已盡說明義務，應就其說明之內容是否足供股東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即是否得使股東據以合理預測公司營業今後將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於具體個案並應就各董事說明競業行為之內容，檢視是否已充分揭露。是公開發行公司擬向股東會提出許可新選任董事競業行為議案，應適用證交法第26條之1規定，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書上列舉選舉董事、許可新任董事競業行為議案，說明其新任董事競業行為之主要內容。於確有不能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說明者，始得表明於股東會討論該議案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圍與內容。不論說明或補充說明，均應依上開規定，適當而充分揭露董事競業行為之資訊，始能謂無違反證交法第26條之1規定。相關法條：公司法第209條、第369條之1，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1 | 公司法第209條、第369條之1，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742號 | 五 | [] | 按醫師法第28條所稱「醫療業務」，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而言，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非特定多數人所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且醫療業務之認定，並不以收取報酬為其要件。上述所謂醫療行為，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的總稱。在高度專業化與複雜化的現代醫療組織中，各醫療職系之醫事人員或團隊，於相同或不同醫療進程裡，依其各別專業提供醫療行為與服務，彼此分工合作，以接力完成同一個治療目標。組織醫療是一種「動態的醫療進程」，在不同進程中，參與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依其醫療組織內明確劃分之權責，各自遵守各該專屬領域內之醫療準則及其注意義務，承擔風險並負擔責任，以共同達成更專業化、精緻化之醫療目的。故組織體系內之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以醫療目的（以醫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所為之一連串、整體性之診療行為（如診察、診斷、處方、用藥、處置、施術），無法要求各別醫療人員對所有醫療行為均應事必躬親、親力親為。惟醫療行為因其高度專業及危險性，直接影響病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若非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醫師親自實施，難以期待可能產生的危害得以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故醫師法第28條規定禁止不具有醫師資格者實施醫療行為。屬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行為，因需高度專門知識與經驗始得為之，故須醫師親自執行；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本質上雖仍屬醫療行為，因其危險性較低，並未涉及上揭醫療核心行為，故可由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交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之。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執行醫療業務，依醫師法第28條第2款規定，本不在禁止之列。倘不具醫師資格而執行「醫師應親自執行之醫療行為」，或相關醫事人員未經（或逾越、違背）醫師指示或醫囑而執行醫療輔助行為，均係違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之犯罪行為。又依實際工作內容觀察，醫師如與其他相關醫事人員形成上下指示或指揮監督關係時，於指揮監督之範圍內，對受其指揮監督之醫事人員之醫療過失，亦應負責，並無適用「信賴原則」免責之餘地。另醫師如交付醫療輔助行為予不具有相關醫事人員證照或欠缺相關專業能力或經驗之人執行者，復不於執行過程中在場指示、指導或監督，並應負其因違反選任或監督義務所生責任。然該執行者雖不具醫療法第10條第1項所定之醫事人員資格，既係受醫師指示或醫囑而執行醫療輔助行為，究非醫師法第28條所指之密醫行為，自不能以該罪相繩。參考法條：醫師法第28條 | 醫師法第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 | 二 | [] | 按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所謂法理，乃指為維持法秩序之和平，事物所本然或應然之原理；法理之補充功能，在適用上包括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如基於平等原則所作之類推適用）及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即超越法律計畫外所創設之法律規範）。法律行為發生當時，縱無實定法可資適用或比附援引（類推適用），倘其後就規範該項法律行為所增訂之法律，斟酌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整體精神，認為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原則時，亦可本於制定法外法之續造機能，以該增訂之條文作為法理而填補之，俾法院對同一事件所作之價值判斷得以一貫，以維事理之平。查98年1月23日增訂之民法第764條第2項規定，拋棄物權，而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乃本於權利人不得以單獨行為妨害他人利益之法理而設，即係源於權利濫用禁止之法律原則。此項規定，斟酌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整體精神，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對於該條文增訂前，拋棄物權而有上揭法條規定之情形時，自可將之引為法理而予適用，以保障第三人利益，維護社會正義。相關法條：民法第1條、第764條 | 民法第1條、第76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95號 | 二 | [] | 按民法第1191條第1項規定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乃為確保公證人製作之公證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本其口述意旨作成。而民法第1198條第4款規定受遺贈人之「直系血親」，不得為遺囑見證人，無非因其就遺囑有間接利害關係，為免自謀利益，違反遺囑人之本意，故明文禁止之。惟於收養關係存續期間，受遺贈之養子女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關係停止，本生父母就受遺贈人純獲法律上利益之遺囑作成，已無利害關係，難認有自謀利益而違反遺囑人本意之情形，即不應受遺囑見證人之身分限制。是民法第1198條第4款所稱「受遺贈人之直系血親」，於受遺贈人之收養關係存續期間，應僅指其養父母而言，不包含其本生父母，始符立法意旨。相關法條：民法第1191條第1項、第1198條第4款、第1077條第2項前段。 | 民法第1191條第1項、第1198條第4款、第1077條第2項前段。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978號 | 四 | [] | （一）「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係經過嚴重創傷事件後，出現嚴重、持續或有時延遲發生的壓力疾患。而精神科醫師針對被害人罹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於鑑定或治療過程中所生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反應或身心狀況提出專業意見或陳述見聞事項，既與鑑定證人無殊，為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法定證據方法，自得供為判斷檢視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雖論者有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診斷與治療，並非為了判斷特定過去事件是否為事實，或決定被害者對於過去事件之描述是否正確，畢竟鑑定人或諮商師欠缺獨立的調查工具以確認受鑑定者或諮商對象所述是否屬實，諮商師之職能亦非在質疑諮商對象。然被害人於審判前或審判中的各種反應，既均是協助法院判斷被害人證述可信度的指標，則藉由被害人有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相關症狀之辨識，說明被害人事件後的狀態，自可為法院綜合判斷被害人證述之實質證據憑信性之參考。且為使性侵害案件之審判重心回歸性侵害行為本身之判斷，避免流於對被害人進行各種行為反應甚至是人格的檢驗，若法院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對於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之被害人就被害經過的陳述，已認無瑕疵外，並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被害人指述之真實性，復兼採被害人受侵害後之創傷反應做為補強其指述憑信性之證據之一，經整體判斷而為論處，即無不合。（二）原判決此部分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既以乙女相關證述主要內容尚無瑕疵可指，復有前述案內其他事證資為補強，另根據相關鑑定資料或鑑定證人○○○陳證各情，針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關症狀之辨識，及鑑定過程所見乙女反應或身心狀況，就「時間順序」、「暴露在真正的或具有威脅性的死亡、重傷或性暴力」、「侵入性的回憶」、「逃避創傷事件相關刺激」、「創傷認知扭曲」、「被害人自評的創傷影響程度」等方面綜合判斷，認足以確保被害人此部分證述之真實性，而論處甲○○各該罪責，並非專以該鑑定結果或鑑定證人關於乙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成因之判斷或說明，為此部分事實認定之唯一證據，尤無僅根據乙女陳述之累積證據為其補強證據而調查未盡或採證違法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06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0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09年度台上字第979號 | 五 | [] | （一）實際上對犯罪產生助益之尋常職業、營業或商業上等行為或一般生活行為，是否因其形式上中性之色彩而得排除可罰性，端視其主觀上有無為犯罪提供助力之認知與意欲而定。倘行為人對正犯不法之主要內涵、基本特徵或法益侵害方向有相當程度或概略認識，猶提供促進犯罪遂行之助益行為，則該等主觀與客觀要素之結合，即足使上述所謂尋常職業、營業或商業上，或一般生活之行為產生犯罪意義關聯，而具備犯罪之不法性。再學說聚議之「客觀歸責」理論，乃客觀行為構成之責任歸屬理論，主要係探討某一結果或狀態可否視為行為人所為，而得以歸責於行為人之問題，且於構成要件階層中之因果關係認定上，附加規範性之要求，其實質上係從客觀立場判斷構成要件該當性之理論架構，與著眼於行為人意志之「主觀歸責」有別。又關於幫助犯對正犯之犯罪是否具有因果性貢獻之判斷，學理上固有「結果促進說」與「行為促進說」之歧見，前者認為幫助行為對犯罪結果之發生，須具有強化或保障之現實作用始可；後者則認為幫助行為在犯罪終了前之任一時間點可促進犯罪行為之實行即足，不問其實際上是否對犯罪結果產生作用。茲由於實務及學說均肯定幫助行為兼賅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助力，且從即令物質上之助力於犯罪實行時未生實際作用，仍非不得認為對行為人產生精神上之鼓舞以觀（例如提供鑰匙入室竊盜，但現場未上鎖，事後看來是多此一舉），可徵幫助行為對於犯罪結果之促進，並非悉從物理性或條件式之因果關係加以理解，尚得為規範性之觀察。換言之，若幫助行為就犯罪之實行，創造有利條件或降低阻礙，進而提升或促進結果發生之蓋然性而惹起結果，即堪認定其因果性貢獻之存在，進而可將法益侵害之結果，於客觀上歸責予提供犯罪助力之行為人，而成立幫助犯。（二）原判決以上訴人明知莊○○夥同林○○及陳○○等多人於印尼籌組電信詐欺機房從事詐欺取財犯行，於知悉款項用途之情況下，仍受託為匯款，俾利林○○及陳○○等詐欺集團成員受薪、購買生活用品或機票而得以在印尼為詐欺犯行，顯係基於幫助之意思，於犯罪實行前或進行中給予助力，使犯罪易於實行而促成其結果之發生。參考法條：刑法第30條 | 刑法第3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039號 | 二十四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關於預防性羈押規定之主要目的，在於防止被告再犯，防衛社會安全，是法院依該規定判斷應否羈押時，允由其犯罪歷程及多次犯罪之環境、條件觀察，若相關情形仍足認有再為同一犯行之危險，即可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行之虞。至羈押之必要與否，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外，應由法院依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按具體個案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與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妥為審酌認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該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二）原裁定綜合考量抗告人所涉各加重詐欺等犯罪情節非輕，透過計畫性、組織性分工，對不特定人犯罪之規模非微，且對社會治安危害之程度重大，經權衡國家社會公益及抗告人之基本權利，認有羈押之必要，而裁定延長羈押，已說明其裁定之依據及理由。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與比例原則尚屬不悖。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14條 |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1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3.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070號 | 二十五 | [] | (一)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定有明文。所謂「有必要時」，如事實已明，為訴訟經濟以免徒增無益之勞費，即應自為適當之裁定。聲明異議人抗告意旨明載：其親屬已籌得資金有能力代繳納其罰金，請毋庸再行撤銷上開2執行指揮書，以免造成司法資源虛耗之不當等語。已就本件羈押日期折抵之執行方法明確表明同意檢察官上開2執行指揮書之執行方法。原審依當時事實而為裁定固無違誤，惟聲明異議人上開抗告意旨之表明，已令原裁定形同無實益，原裁定未及審酌，而撤銷上開執行指揮書，自有未妥；聲明異議人之抗告即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且本於訴訟經濟以免徒增無益勞費之考量，爰由本院自為駁回其聲明異議之裁定。(二)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除遇有緊急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僅能於其所屬檢察署轄區內執行職務。法院組織法第61條、第62條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制度雖屬一體，但檢察官既因審級而配置，其權限自屬各別。配置各級檢察署之檢察官其執行職務或行使職權，對於法院固獨立行使職權，惟仍應依法院之管轄定其分際，故下級檢察署檢察官對於上級法院之裁判，或上級檢察署檢察官對於下級法院之裁判，均不得提起上訴或抗告。本件原審所為撤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書裁定，得提起抗告之檢察官，依上揭說明，為配置之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抗告人為第一審即下級審檢察署檢察官，自不得提起抗告，其抗告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84條、第486條。法院組織法第61條、第62條 | 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84條、第486條。法院組織法第61條、第6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4.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082號 | 二十三 | [] | （一）我國受刑人，因犯罪經外國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而受執行及應受執行者，為移交受刑人至本國執行，應依我國與移交國簽訂之條約移交；無條約或條約未定者，應依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處理；跨國移交受刑人法未規定者，則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且接收前在移交國已執行刑之日數、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身自由之日數及接收程序所經之日數，均應以1日分別折抵轉換之有期徒刑1日，跨國移交受刑人法第2條、第3條第1款、第4條第2款、第10條已有明文。至於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外國境內犯罪，嗣經遣送回國接受偵查、審判、執行者，其於國外經本案羈押期間，可否於有罪裁判確定後折抵刑期，法雖無明文，惟外國司法機關因偵查犯罪之必要，依該國法律予以羈押，嗣經個案跨國國際合作共同打擊犯罪，該國於偵查中即將被告遣送，交由我國司法機關依法進行偵查、審判與執行，此刑事司法互助合作，符合我國與國際社會之共同利益；又參照我國具有內國法效力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46條第10項、第11項明定在一締約國領域內被羈押之人，如被要求至另一締約國進行辨認、作證或提供其他協助，以利相關犯罪之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取得證據之目的者，該人在被移交前往之國家內之羈押期間，應折抵其在移交締約國應執行之刑期，易言之，為達取證目的而移交被羈押人至他國時，該人在他國之羈押期間應折抵移交國刑期。因此，適用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執行經外國法院判決確定之徒刑，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內國法化之為取證目的而移交至他國羈押期間，均可折抵徒刑刑期，參酌前揭法理，僅於外國境內羈押，而遣送回國接受偵查、審判、執行之情形，更應可以折抵刑期，方可兼顧我國司法權行使之延伸，與憲法第8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故於此情形下，自應類推適用刑法第37條之2、跨國移交受刑人法第10條之規定，將其在外國所為本案羈押期間，依法折抵徒刑之刑期或保安處分。（二）本件依卷附檢察官就被告鄭○隆等33人聲請羈押理由記載，因中國公安部刑事偵查局提供被害人匯款等相關資料予波蘭警方，於107年1月18日於波蘭境內機房逮捕受刑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48人，經波蘭盧布林地方法院認受刑人以電信方式詐欺大陸地區人民，涉犯詐欺罪嫌而予羈押，經波蘭方主動先對我方提出司法互助請求。又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在受刑人遣送回國後，亦於107年5月14日以刑事司法互助請求書向波蘭國家檢察院就偵查中相關刑事程序提出司法互助請求，有上開聲請羈押理由書、刑事司法互助請求書在卷可稽。倘屬無訛，則波蘭法院所為羈押裁定為本案羈押，似應予以折抵刑期。惟卷內未見該裁定或羈押期間之相關卷證，究竟實情為何？此攸關受刑人刑期之執行應否折抵之疑義，原審未予查明審究，遽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無違法或不當之處，駁回異議之聲明，自有未合。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46條。刑法第37條之2。跨國移交受刑人法第2條、第3條、第4條、第10條 | 憲法第8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46條。刑法第37條之2。跨國移交受刑人法第2條、第3條、第4條、第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2.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084號 | 五 | [] | 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裁判管轄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有明文規定，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件，於審核有無國際裁判管轄權時，固應就個案所涉及之國際民事訴訟利益與法庭地之關連性為綜合考量，並參酌民事訴訟管轄規定及國際民事裁判管轄規則之法理，衡量當事人間實質公平、程序迅速經濟等，以為判斷。然一國之國際裁判管轄權規範，受限於各國司法主權領域範圍，原則上祇能劃定該國裁判管轄權之合理界線，而僅得直接規定具一定之連結因素下其內國法院得裁判某一涉外爭執，尚無從以規定干涉其他國家對於該涉外爭執有無裁判管轄權限。此與民事訴訟關於內國法院之管轄規定，係立基於同一司法主權下所為管轄權之分配者不同。故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之規定，應在與國際裁判管轄規範性質不相牴觸，且具備妥當性之基礎上，始得引為法理參照。查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有關被告數人之共同訴訟，倘各被告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而有依同法第4條至第19條規定之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之規定，使該共同訴訟之管轄，排除普通審判籍規定之適用5 | 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裁判管轄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有明文規定，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件，於審核有無國際裁判管轄權時，固應就個案所涉及之國際民事訴訟利益與法庭地之關連性為綜合考量，並參酌民事訴訟管轄規定及國際民事裁判管轄規則之法理，衡量當事人間實質公平、程序迅速經濟等，以為判斷。然一國之國際裁判管轄權規範，受限於各國司法主權領域範圍，原則上祇能劃定該國裁判管轄權之合理界線，而僅得直接規定具一定之連結因素下其內國法院得裁判某一涉外爭執，尚無從以規定干涉其他國家對於該涉外爭執有無裁判管轄權限。此與民事訴訟關於內國法院之管轄規定，係立基於同一司法主權下所為管轄權之分配者不同。故民事訴訟法關於管轄之規定，應在與國際裁判管轄規範性質不相牴觸，且具備妥當性之基礎上，始得引為法理參照。查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有關被告數人之共同訴訟，倘各被告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而有依同法第4條至第19條規定之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之規定，使該共同訴訟之管轄，排除普通審判籍規定之適用5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085號 | 二十六 | [] | (一)按關於訴訟或非訟程序之停止，因攸關人民訴訟權益甚大，自應有法律依據且合於法定事由方可裁定停止，並審慎為之。又「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此觀憲法第171條、第173條、第78條及第79條第2項規定甚明。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其中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所謂『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所謂『法官於審理案件時』，係指法官於審理刑事案件、行政訴訟事件、民事事件及非訟事件等而言，因之，所稱『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自亦包括各該事件或案件之訴訟或非訟程序之裁定停止在內。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乃法官聲請釋憲必須遵循之程序。惟訴訟或非訟程序裁定停止後，如有急迫之情形，法官即應探究相關法律之立法目的、權衡當事人之權益及公共利益、斟酌個案相關情狀等情事，為必要之保全、保護或其他適當之處分。」此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第590號解釋意旨闡釋甚明。是依上開解釋意旨，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確信該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認有聲請大法官解釋之必要，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於此情形，自可參照上開解釋意旨，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如僅對法律之適用發生疑義，或單純指摘有違憲之可能，但未提出釋憲聲請，自與已提出「確信法律違憲」之要件不符，其據此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除對人民訴訟權益保障影響重大，更與上開解釋意旨所指法官聲請解釋憲法時，必須一併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意旨有違。(二)原裁定固以抗告人前於假釋期間內另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依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假釋，由檢察官執行所餘殘刑及新宣告刑，有因微罪而遭撤銷假釋後再服長期殘刑，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問題，並依憑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7年度聲字第703號案件已就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有違憲疑義，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抗告人亦適用同條規定遭撤銷假釋，有相同牴觸憲法之疑義，而為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裁定。(三)惟原裁定並未敘明應適用之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有何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亦未依此向大法官聲請釋憲，已難認符合上開解釋意旨所指裁定停止之法定事由，且在法無明文規定之情形，原裁定僅以另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7年度聲字第703號案件承審法官已就同法條為釋憲聲請，即據以裁定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不唯尚嫌速斷，且於法未合。抗告意旨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23條、第78條、第79條、第80條、第171條、第173條。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第590號。刑法第78條 | 憲法第23條、第78條、第79條、第80條、第171條、第173條。司法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第590號。刑法第78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5.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096號 | 二十七 | [] | (一)按不服法院之裁定，得提起抗告者，以「當事人」、「受裁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03條定有明文。該法抗告編之第419條雖設有「抗告，除本章（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同法第三編第一章關於上訴規定」之例；而同法第三編即上訴編第一章「通則」內之第346條前段，雖規定原審之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規定；但關於「抗告權人」，在該法第四編內之第403條既有明文，即不能更準用同法第346條前段，准許原審之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抗告，此觀諸同法第419條所載抗告以無特別規定為限，始得準用上訴規定之旨甚明。(二)本件抗告人雖曾委任律師黃○○為代理人（委任狀載稱「再審辯護人」、陳○○律師部分則於原審裁判後始提出委任狀）向原審聲請再審，然黃○○益等律師於109年6月12日以林○○之名義具狀提起抗告時，抗告狀內僅以打字方式記載「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林○○」、「具狀人即抗告人：林○○」，全無林○○簽名或蓋章，僅有黃○○律師蓋章及陳○○律師簽名；然則陳○○、黃○○律師皆非當事人，亦非受裁定之人，刑事訴訟法既無「被告之原審代理人提起之抗告，視為被告提起」之規定，則黃○○律師為再審聲請人林○○所提起之抗告，核無法律依據，縱使係為林○○之利益而提起抗告，亦於法不合。(三)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增訂第429條之1，規定：「聲請再審，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其立法理由稱：為應實務上之需要，並期以律師之專業學識協助聲請人聲請再審。是自該條增訂施行之日起，再審聲請案之代理人需具備律師資格。該條雖未明定再審抗告案件之代理人資格，然聲請再審經法院以無理由駁回者，其抗告理由，須就該駁回之裁定有何違誤，具體指摘；申言之，再審抗告理由狀之專業性，絕不亞於再審之聲請，本其增訂意旨，倘聲請人欲委任代理人提起抗告，自仍以律師為限。(四)莊○○並非律師，自無從許可為抗告人林○○之代理人，本件當事人欄爰不予列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6條、第403條、第419條、第429條之1。 | 刑事訴訟法第346條、第403條、第419條、第429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122號 | 二十一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規定，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其立法理由略以：被告於審判中之卷證獲知權，屬其受憲法訴訟權保障所應享有之防禦權，自得親自直接行使而毋庸經由辯護人輾轉獲知，且不應因被告有無辯護人而有差別待遇。又刑事案件之卷宗及證物，係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除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予以限制外，自應使被告得以獲知其被訴案件卷宗及證物之全部內容，俾能有效行使防禦權。爰明定被告有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權利，以利其防禦權之行使，並規定得由法院就閱卷範圍及方式為合理之限制。(二)民國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增訂：「第33條之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情形，準用之。」其立法理由略以：聲請再審無論基於何種事由，接觸並瞭解相關卷證資料，與聲請再審是否有理由，以及能否開啟再審程序，均至關重要。原法並未明文規定聲請權人之卷證資訊獲知權，致生適用上之爭議，規範尚有未足，爰增訂本條第3項，俾聲請權人或代理人得以聲請再審為理由以及在聲請再審程序中，準用第33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獲知卷證資訊。明定判決確定後，為聲請再審，得準用同法第33條之規定。(三)稽諸原審卷宗，並未調閱原審確定判決偵審全卷，則附表編號2、3所示之物，是否存於該案偵審全卷？如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33條但書之限制事由？本院即無從審核。又稽諸電腦列印之原審確定判決，於理由欄壹、三敘載略以：「黃○○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附表二各編號購毒者、受轉讓毒品者之通話譯文，係合法實施通訊監察轉譯所得，有原審法院核發之……105年度聲監「續」字第……、381號通訊監察書在卷」等語，則原審確定判決似有以監聽譯文為證據資料，雖抗告人聲請書狀記載通訊監察書為105年度聲監字第381號，是否抗告人誤繕，原審未予究明，遽予駁回此部分聲請，亦有未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429條之1 | 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429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0.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16號 | 十四 | [] | 刑事訴訟法於民國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增訂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關於交付審判制度之規定，就檢察官駁回不起訴、緩起訴再議之處分，告訴人不服者，賦予其得委任律師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之權，由法院介入審查檢察官不起訴、緩起訴處分之當否。法院受理交付審判之程序，除法律別有規定外，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有關審判程序之規定，是以交付審判程序，是一種起訴前之外部監督程序，而阻斷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之確定，固非延續檢察官之偵查，究其實質仍具有類似偵查之性格，為保障被告及關係人之隱私，並貫徹偵查不公開之原則，倘法無明文，告訴人委任之律師即無法透過閱卷瞭解案情及證據資料，難以提出理由狀。從而，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增訂第2項規定：「律師受前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採取原則容許告訴人委任之律師閱卷而例外禁止之規定。固然，該條項法文並未明定由法院抑或檢察官為審核准駁、限制或禁止受任律師之偵查閱卷權，但檢察官係偵查主體，熟知卷證與偵查動態，由檢察官權衡是否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有其他依法應予保密等情事，定其准駁或閱卷之範圍，自屬允當。其立法理由即載明檢察官得予以限制或禁止受任律師之偵查閱卷權，立法者已隱約表示係由檢察官為准駁。再觀諸同條第3項增訂規定：「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於前二項之情形準用之。」亦即為律師受任聲請交付審判及檢閱偵查卷證，均須提出委任狀之程序規定，其立法理由更明白揭示：「委任律師聲請法院將案件交付審判，應向法院提出委任書狀，受委任之律師聲請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亦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委任書狀，以便查考」，因提出委任書狀乃對法院、檢察署之訴訟行為，發生選任之效力，受委任之律師如欲行使偵查卷證之閱卷權，既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委任書狀，顯係另一獨立之訴訟行為，自非附隨於交付審判之程序權，亦非對檢察官為事實上通知而已，由此可知，受委任之律師聲請檢閱偵查卷證，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為之，乃係無待法條明文規定之當然解釋。酌以配合上開增訂條文而修正之司法院發布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5點規定：「律師受告訴人委任聲請交付審判，如欲檢閱、抄錄或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不論是否已向法院提出理由狀，均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之」，及法務部發布之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2點亦配合修正：「律師因受委任聲請交付審判、再審或非常上訴，得就駁回處分、判決確定之刑事案件及相關聯之不起訴、緩起訴處分確定案件向保管該案卷之檢察機關聲請閱卷。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均同此意旨，係依循法律之當然結果，不待煩言。至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係檢察官提出載明羈押理由之聲請書及有關證據，向法院聲請裁准之程序，檢察官為當事人之一方而與被告對立，本應開示聲請羈押之理由及證據，並檢附相關卷宗及證物移送法院，作為法院是否裁准羈押以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之依據，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法院自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認為可揭露之卷證，俾得有效行使防禦權，具體規定見於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1、第93條，此與交付審判程序之本質上係聲請人（告訴人）與被告（嫌疑人）之對立，要求予以提起公訴，檢察官並不具有當事人之地位，其持有、保管之偵查卷證係經法院調閱，均截然有別，是以二者之閱卷權規定不容類推或比附，不可不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1、第93條、第258條之1 | 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1、第93條、第258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185號 | 二十二 | [] | (一)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因遲誤上開期間而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狀向原審法院為之；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並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第6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原審法院」，係指原裁判之法院而言，如遲誤第二審上訴期間者，該原裁判之法院即為第一審法院，而由該第一審法院管轄。又依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於回復原狀之聲請，由受聲請之法院與補行之訴訟行為合併裁判之，此「受聲請之法院」，即為前述之「原審法院」；而「合併裁判」，係指同歸一法院裁判而言。因此，當事人遲誤上訴或抗告期間聲請回復原狀之有無理由與補行之訴訟行為是否合法，依同法第68條、第69條第1項規定，須由原審法院分別審查。如認其遲誤上訴、抗告期間之回復原狀聲請應許可者，應即繕具意見書將該上訴或抗告案件送交上級法院合併裁判；如認不應准許者，其補行之訴訟行為，亦非合法，當可一併予以駁回。另回復原狀乃除去遲誤不變期間之失權效果，使之回復未曾喪失為該訴訟行為之原有狀態，此與判決書正本記載錯誤，或有缺漏，而重行繕印送達，另行起算上訴或抗告期間有別，自當應先予辨明。(二)依再抗告人於108年5月20日所提「刑事聲請更正錯誤及聲明上訴狀」記載，其係以第一審判決書正本缺漏該判決附表丙所示共同行使偽造準公文書罪而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部分，並陳明「因為本案判決書正本缺少第41頁到第44頁，導致這份判決書已經影響全案案情及判決本旨，懇請鈞院重新繕印判決並送達本人，上訴期間亦應重新起算，以便保障本人之權益」、「上訴人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2793號判決，特於法定期間內就原判決全部提出上訴，上訴理由於收到鈞院更正過的判決書之後，會立即提出」、「由於本人是在108年5月18日上網列印本案判決書才知道本人有遭到判有期徒刑，因此本人立刻聲明上訴，並沒有遲誤上訴期間，希望鈞院能保障本人之權益」，似以第一審法院應重新繕印判決書正本送達再抗告人，並重新起算上訴期間等語而為爭執，而未主張其上訴已逾期限。則再抗告人是否以其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期間為由而聲請回復原狀？尚非明確。原裁定未究明此節，逕自維持第一審以再抗告人聲請回復原狀為無理由之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自有未洽。(三)第一審法院收受再抗告人提起之「刑事聲請更正錯誤及聲明上訴狀」後，於108年0月0日以中院麟刑仁106訴2793字第0000000000號函，以再抗告人不服判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檢卷送交第二審法院辦理，有該函文可證。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1355號審理期間，因認第一審法院以上訴合法而檢送上訴時，未依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規定同時繕具意見書併送；且再抗告人之上訴已逾期，其於108年5月20日提出上開「刑事聲請更正錯誤及聲明上訴狀」，向第一審法院聲請回復原狀暨聲明上訴等節，函送第一審法院，有該院109年0月0日109中分道刑蒼108上訴1355字第00000號函文可稽，第一審法院並據以裁定駁回再抗告人回復原狀之聲請，復由原審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然依前揭說明，倘認再抗告人已提出回復原狀之聲請，此項聲請之管轄法院，為本件第一審法院，則併為聲明上訴部分，自應同歸第一審法院審理裁判。惟再抗告人上訴部分，仍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1355號審理中，未移併由第一審法院辦理，顯與刑事訴訟法第69條第1項之規定有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68條、第69條 | 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68條、第6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1.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221號 | 三 | [] | 於修正前刑法第56條所定連續犯等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受判決人可否為其利益，僅就其中部分犯罪事實，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本庭依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221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110年4月21日以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221號裁定，認為刑事再審制度，乃判決確定後，以認定事實錯誤為由而設之特別救濟程序，是有無再審事由，應以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酌。關於裁判上一罪，其中部分不能證明犯罪者，本應諭知無罪判決，惟因裁判上一罪關係，僅於理由敘明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旨。是以，裁判上一罪之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依新事實或新證據如足認不能證明其中部分犯罪，該部分雖毋庸顯示於判決主文，仍不影響其本係應受無罪判決之本質。基此，無論其主文之罪名變更與否，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均已因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不能證明其中部分犯罪而有所不同。隨著基本人權保障意識受到重視，我國再審制度已逐步鬆綁，對於法條文義之解釋，誠有與時俱進之必要。對於複數刑罰權之數罪，如認其中一罪或數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應受無罪判決」，即得聲請再審。然對於實質上亦係數罪之裁判上一罪而言，卻因法律規定以一罪論或從一重處斷，而認不得以不能證明部分犯罪事實為由聲請再審，與同為數行為之複數刑罰權數罪為相異處理，自難謂公允。故受判決人為其利益，就裁判上一罪之部分犯罪事實，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事由，該不能證明犯罪部分，不論有無於主文為無罪之宣示，均已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內容及範圍，即得依上開規定聲請再審。因而宣示主文：「受判決人為其利益，就連續犯裁判上一罪之部分犯罪事實，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不能證明該部分犯罪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而取得一致見解。參考法條：修正前刑法第56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 修正前刑法第56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29號 | 十五 | [] | 按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被告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民國108年12月19日修正施行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第1項）。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第2項）。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第3項）。對於前2項之但書所為限制，得提起抗告（第4項）。持有第1項及第2項卷宗及證物內容之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第5項）。」明文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權利，以利其防禦權及各項訴訟權之行使，並於第2項但書針對特別列舉之事由，規定得由法院就閱卷範圍及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外，原則上即應允許之。而此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情形，準用之，109年1月8日增訂公布，同年月10日施行之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參酌其立法理由說明「聲請再審無論基於何種事由，接觸並瞭解相關卷證資料，與聲請再審是否有理由，以及能否開啟再審程序，均至關重要。現行法並未明文規定聲請權人之卷證資訊獲知權，致生適用上之爭議，規範尚有未足，爰增訂本條第3項，俾聲請權人或代理人得以聲請再審為理由以及在聲請再審程序中，準用第33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獲知卷證資訊。」依此，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卷證資訊獲知權自不應解為限於「審判中」被告始得行使，尚及於判決確定後之被告。至於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固得依檔案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相關規定，向檔案管理機關或政府資訊持有機關申請閱卷，如經該管機關否准，則循一般行政爭訟程序處理；惟因訴訟目的之需要，而向判決之原審法院聲請付與卷證影本，實無逕予否准之理，仍應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應予限制之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429條之1第3項 | 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429條之1第3項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