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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台上字第462號 | 一 | [] | 按現行犯，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因搜索及扣押得開啟鎖扃、封緘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第132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受搜索人或第三人於依法實施搜索之際，倘已發生或可預見有妨害、抗拒搜索之情形，執行搜索之機關為遂行搜索目的之達成，於侵害最小程度之必要範圍內，得採取包含物理上有形力在內之適當手段，排除其妨害抗拒或預防其將來發生。又執行搜索時，依同法第145條規定，原則上固應於執行前將搜索票出示受搜索人，使其知悉應受搜索之對象、處所及應扣押物等搜索票之記載事項，以確保執行程序之公正性，並兼顧受搜索人之權利保障。然受搜索人於執行前受提示之權利，並非絕對不可侵犯，如客觀上情況急迫而有正當理由，仍容許有其例外。因此，受搜索人倘對於執行人員施暴、令狀有遭致撕毀之虞或有其他妨害、抗拒搜索（例如逃逸）等情，致執行搜索之人員無法或難以於執行前提示者，解釋上即形同權利之自我放棄主張，執行搜索人員自得在侵害最小程度之必要範圍內，逕行實施搜索，或先行採取適當手段排除其妨害或抗拒，以確保搜索之執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45條 | 刑事訴訟法第14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769號 | 二 | [] | 本院64年度第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認為裁判上一罪案件，經第二審法院就構成犯罪部分，為有罪之判決，就不構成犯罪部分，因審判不可分關係，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在主文另為無罪之諭知。如被告為其利益上訴，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而須撤銷發回者，應於判決理由載明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與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一併發回更審，受發回之第二審法院，依110年6月16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應就全部事實重為審判等旨。雖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10年1月27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明揭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確定，並非第三審審判範圍等旨，並經本院提案庭以上開大法庭裁定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為基礎，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判決為終局裁判，而為法律見解之變更。惟法律見解係指法令解釋上所持之觀點，此每因「時」而異，而終審法院裁判關於法律上之見解，由於社會現象日新月異，有時因探討法律之真義，期求適應社會情勢起見，不能一成不變，然而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持法律見解不同者，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而指前次裁判為違法。否則，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裁判有隨時搖動之虞，有礙法安定性，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解釋者為免固有秩序產生不可測之變動，因而固守原有見解，反足以阻遏法律解釋之與時俱進，故為兼顧大法庭制度統一見解之功能，及維護法安定性，自不能因後裁判與前裁判之見解不同，而使前裁判之效力受其影響。因此，在本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判決變更法律見解前，本院依64年度第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意旨所為之裁判，自屬合法有效，尚不能以其後法律見解之變更，遽指該裁判為違法而不生效力。參考法條：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 |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866號 | 一 | [] | 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司法院釋字第525、529號解釋意旨參見）。據此，不論行政或立法權，所有國家公權力，包括司法權之行使，均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限制，自國家權力行使的角度言，即要求公權力應守誠實信用，受禁反言原則之規範。刑事判決之宣示與正本之送達，均屬司法權之行使，判決正本送達後，發現正本記載之主文（包括主刑及從刑）與原本記載之主文不符，而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本旨者，不得以裁定更正，應重行繕印送達，上訴期間另行起算；正本與原本不符之情形僅「顯係文字誤寫，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者，始得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32條規定，以裁定更正之。此參諸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意旨甚明。基於公權力禁反言原則，更為保障訴訟當事人憲法上信賴保護利益，上述不得以裁定更正之事項，如誤以裁定更正，該裁定自有違法，上訴期間仍以原判決重行繕印送達日起算；反之，即令得以裁定更正之事項，法院如願以判決正本重行繕印送達，為求慎重，亦無不可，惟既具「判決書」之形式，且判決正本亦重新記載救濟教示，上訴期間即應據以另行起算，蓋當事人以法院的判決正本為信賴基礎，從而有所信賴表現，尤其對於上訴期間起算之利益，當屬值得保護的正當合法信賴，法院不能無端推翻所言，違背禁反言原則，更侵害當事人合法的信賴保護利益。查第一審判決就被告吳○燕、林○及張○慧歷次買入股票情形，分別於判決書第3、5、7頁記載：「詳細買入股票時間、張數、帳戶及價格，參見附件『第一次收購案買入股票情形』」、「詳細買入股票時間、張數、帳戶及價格，參見附件『第二次收購案買入股票情形』」、「詳細買入股票時間、張數、帳戶及價格，參見附件『合意併購案買入股票情形』」等，因第一次送達之第一審判決正本漏失附件以供參酌，遂於第二次送達包含附件之第一審判決正本。雖附件與檢察官起訴書之附表相同，惟仍屬第一審判決所引用之內容，收受該判決者（包括被害人）能否得知附件即為檢察官起訴書之附表，尚非無疑。第一次送達之第一審判決缺漏附件，是否屬正本與原本不符，僅「顯係文字誤寫，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者，而得逕以裁定更正，亦不無疑問。況第一審未以裁定更正之方式處理，而係以附具附件之第一審判決正本重行為第二次送達，自不能謂為係以裁定更正誤寫之情形。第一審既選擇以重行繕印送達判決書方式補正，且第二次送達之第一審判決正本仍附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等字樣。而所稱「本判決」自指第二次送達之判決，始符司法權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之旨，而當事人對此判決書送達的公權力行使結果既有合理信賴，其所生對於上訴期間計算之信賴利益，自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43、525、529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 | 司法院釋字第43、525、529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055號 | 六 | [] | 刑事訴訟法第7條關於相牽連案件，得予合併審判之規定，係使法院得藉由案件之合併審判，避免訴訟活動或證據調查重複之勞費，且防止裁判歧異，並能適切地確定刑罰權存在及其範圍，以實現妥速審判之目的。惟相牽連案件於客觀合併時（如一人犯數罪），被告固得受有避免反覆應訴之利益，但亦會使案件審理長期化、複雜化，而於主觀合併時（如數人共犯或同時犯罪等），複數被告利害未必一致，亦可能有權利保護欠周之疑慮，即應以分離審理為原則，是以就相牽連案件之合併審判與否，係屬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權，應視個別案件審理之進度及必要，於訴訟經濟之達成及無礙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範圍內決定，未必應受當事人主觀意見所拘束。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1第1項規定：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或辯護人之聲請，以裁定將共同被告之調查證據或辯論程序分離或合併自明。則法院決定是否合併審判，甚至於合併審判後再予分離，均屬訴訟指揮權行使之一環，如自訴訟整體程序觀察，並未濫用其裁量權限，仍難認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張○玲所犯原審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079、2997號販賣毒品案件，與本案雖係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但犯罪事實均不相同，證據並無共通性，無從因合併審判而達訴訟經濟之實益。且上訴人於本案與另案分別判刑確定以後，仍得依法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而無礙於其權益等旨甚詳，核其此部分論斷於法並無不合，自無張○玲上訴意旨所指影響其定應執行刑權益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87條之1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87條之1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 | 七 | [] | 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而論以該竊佔罪。再衡諸竊佔罪基本上屬於得利罪類型，所保護法益自然屬於不動產的使用利益。據此而言，其侵害行為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之無法使用或使用極為困難，始足該當之。上訴人基於土地共有人之身分在上開已供公眾通行使用之系爭土地闢建水溝、埋設水管以利排水、供水，為何仍具有「排他性」而符合竊佔罪之構成要件？原判決未予說明其認定之依據，已有理由欠備之違誤。又依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共有物之保存行為，自得由共有人之上訴人單獨為之，本無須徵得他共有人同意之必要。倘系爭土地已成公眾通行道路乙情屬實，則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闢建水溝、埋設水管是否僅供其一己使用？而非屬併供其他共有人或者鄰近公眾排水或據以架接該自來水管使用之具「排他性」或共有物保存行為？似有待剖析釐清。參考法條：刑法第320條第2項 | 刑法第320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143號 | 四 | [] | 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以下簡稱槍械）者，或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條例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為刑法第62條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但並非完全排斥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故行為人所為雖不合於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所規定減、免其刑之特別要件，若已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之自首規定，本非不得適用刑法一般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惟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給予犯罪行為人自首報繳「全部」槍械減、免其刑之寬典，雖主要係為鼓勵自新，然依目前實務見解，對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案件，自首一部者其效力及於全部，為防杜別有居心之犯罪行為人，藉本條例自首規定僅報繳「部分」槍械，一方面享有減、免其刑之恩典，另一方面卻仍持有未報繳之槍械，潛藏繼續危害社會治安之風險，且事後若被查獲，尚得再利用訴訟技巧主張為前案自首與既判力效力所及，藉此逃避法律制裁，自非當初立法之原意。故立法院於民國86年11月11日修正本條第1項並增列第3項（於同年11月24日公布施行），規定犯罪行為人必須報繳其「全部」槍械，方得邀減、免其刑之寬典，若有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換言之，立法者對於犯罪行為人於犯罪未被發覺前僅報繳「部分」而非「全部」槍械時，即認無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而想像競合犯，在犯罪評價上為數罪，僅在科刑上從一重處斷，就此以觀，該未為偵查機關發覺之部分犯罪事實，本屬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所稱「未發覺之罪」文義射程之範圍；是倘行為人雖被發覺本條例之輕罪部分，惟就未發覺之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主動供出並接受裁判，僅止於此，於從該重罪處斷時，始可認有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或刑法第62條自首恩典之適用，為本院已統一之見解。反之，若輕罪部分自首於前，重罪之犯罪事實發覺在後，即行為人於自首輕罪時未報繳「全部」（即重罪部分）之槍械，原即無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減、免其刑適用之餘地，倘認仍得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上開條例之特別規定豈非形同具文，於此情形亦不得適用一般自首之規定，始符法理。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雖在警方盤查尚未懷疑其持有系爭槍、彈下，自動取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子彈3顆，供警方查扣，然其所持有其餘如附表編號1、3所示槍、彈，卻是警方將上訴人帶回派出所後，懷疑其既持有子彈，亦可能藏有槍枝，而於拍打上訴人衣褲時自行查獲等情。原審因而認定上訴人不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之要件，且無刑法第62條一般自首規定之適用。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62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 | 刑法第55條、第62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216號 | 二 | [] | 刑法第2條第1項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衍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又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前刑法第283條規定：「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解釋上，就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依參與程度之不同，區分為「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傷害」二種態樣，並異其處罰，前者有獨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後者則尚需視個案具體情形，分別適用同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害致人於死、同條項後段傷害致重傷或第278條第2項重傷致人於死等罪處斷，主文仍諭知聚眾鬥毆之旨，論罪條文則併引用本條及傷害各罪條文。嗣刑法第283條修正為：「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除將原條文前段文字修正並提高其法定刑度，另刪除後段關於「下手實施傷害」部分之規定。其立法說明載稱：「本罪係處罰單純在場助勢者，若其下手實行傷害行為，本應依其主觀犯意及行為結果論罪。是原條文後段關於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之規定並無實益，爰予刪除。」即修法後聚眾鬥毆罪僅存「在場助勢」之態樣，至於「下手實施傷害」者，逕依其主觀犯意及行為結果論罪，無須審究是否符合「聚眾鬥毆」要件，主文自無庸諭知聚眾鬥毆之旨，論罪法條則逕引用傷害各罪。足見關於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其下手實施傷害者，修法前後之構成要件、罪名及適用法條未盡相同，難認屬單純文字修正、條次移列，或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又修正前刑法第283條文所定「致人於死或重傷」，固乃客觀處罰條件，行為人只需有聚眾鬥毆在場助勢或下手實施傷害事實之認識即足，並不需對致人死亡之事實有所認識。至於同法第17條之規定，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故不論修正前刑法第283條之「致人於死或重傷」，或傷害罪之（死亡或重傷）加重結果，俱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預見為必要，自難謂修正後（即逕行適用刑法第277條第2項或第278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原判決因認上開修正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且修正後之法律未較有利於被告，乃適用修正前第283條後段、第277條第2項聚眾鬥毆傷害致人於死罪論處，尚非全然無據，縱論述詳略有別，亦無理由矛盾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第277條、第278條、第283條 | 刑法第2條、第277條、第278條、第283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 | 一 | [] | (一)本件關於被告被訴貪污部分，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涉及下列二項爭議：⒈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是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得否即援引一般公務員所謂「實質影響力說」作為認定之標準？（下稱法律爭議一）⒉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是否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所稱「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之要件？（下稱法律爭議二）上揭法律爭議一、二，本院先前相同事實之裁判，已有積極歧異，經依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見解，因而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見解。(二)經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12年3月2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裁定，宣示主文：「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並於裁定理由說明：⒈法律爭議一部分：⑴貪污治罪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該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下稱受賄罪）規定之「職務上之行為」究何所指，觀察我國實務之運作，本院早期判決先例（67年台上字第473號）見解，就所謂職務上之行為，多採取必須屬該公務員實際所負擔之職務（即具體職務權限）始有受賄罪適用，且認僅具一般職務權限者，不該當職務上之行為要件，而成立圖利罪。嗣本院103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變更先前見解，闡述擴張及於公務員之一般職務權限，不以實際具體負擔之事務（內部事務分配）為限。又本院基於法之續造，於相關案例，就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迭有提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之見解，將「實質影響力之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涵攝於「職務上之行為」文義範圍內。可知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括雖非法令上所列舉之職務權限，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⑵民意代表職務性質及義務固與行使司法權、行政權之公務員有異，然倘對其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已侵害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對該職務公正之信賴，可罰性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邇來本院相關案例，參採上揭實務見解，就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肯認包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106年度台上字第283、312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2052、254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02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932號等判決參照）。由於「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具有多義性、抽象性，首應釐清者，即探究其內涵及判斷基準。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此影響力行為之態樣，包括為妥適行使職務事項而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行為，以及因職務或身分地位關係對第三人所生事實上影響力之行為，至於影響力之對象，包括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含其他受政府實質支配控制之公有民營企業）人員。再本於「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避免不當擴大受賄罪處罰範圍」要求，必須形式上又具有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始屬該當，倘具備上述條件，應認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至與職務完全無關之私人活動，則不能肯認具職務性。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自不待言。⑶綜上，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本不以法令所列舉之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⑷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實質上係運用其職權機會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而圖利，因此個案如不符上開職務性要件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尚應探究有無圖利罪之適用，併此敘明。⒉法律爭議二部分：⑴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法令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則為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謂主管事務，係指對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項而言，所謂監督事務，則指有權監察督導之權責範圍內事項，申言之，事務雖非由之所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之人之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導之權責與權限之意。至於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係指第4款所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之對稱，其意義範圍可由上反面推知。一定之國家事務，恆由特定之公務員為之主管或為之監督，而此特定之公務員以外之公務員，即屬非主管或監督之人員，範圍甚廣。本條項第4款、第5款於90年11月7日修正公布，除為使本罪構成要件明確化，修正圖利罪為結果犯外，並增訂「明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之一；復於98年4月22日再次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公布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第4款、第5款所指之「法令」概念有別，應分別適用，茲說明如下：①90年11月增訂之「明知違背法令」，於立法說明分別載明「三、加列公務員所為之圖利行為必須係違背法令之行為，始足當之。按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是正常之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利私人不法利益之行為，惟有具體指明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進一步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益之意圖。否則，公務員執行職務，完全依法令規定為之，而使人民獲得利益者，將均有觸犯圖利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福利。依目前審判實務之通說均認圖利罪之成立，必須該圖利行為違反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始足當之，惟此項『違背法令』之要件並未規定於法文之內，一般公務員並不瞭解，極易誤認給予人民『方便』及『利益』即有圖利之嫌，在行政裁量時，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另一方面，間有少部分基層之偵查人員對圖利罪構成要件之內涵未能充實認知，執法偏差，徒增公務員之訟累。如能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六、本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雖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似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但所謂『違背法令』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故此款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仍有必要。」可徵前述立法說明三、六，係分別針對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各就其所指之違背法令而為之闡述。②98年4月22日雖再次修正「明知違背法令」為現行條文，惟此僅係將前揭90年11月修正之立法說明五所稱「違背法令」略作文字修正而予以明文化而已。本次修正係由立法委員陳○德等16人提案，提案說明為「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達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信賴要求外，更避免原條文及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爰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以杜爭議。」依其提案說明所指「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等旨，顯然係針對第4款規定具有職務執行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而為，不及於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嗣經審查會審理結果則以：「現行條文關於『法令』之意義，依原立法理由解釋，本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例(決)議(亦)採相同見解，爰依委員陳○德等提案，除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中『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修正為『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外，餘照案通過。」經查，審查會所舉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決案例事實，乃係就第4款規定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為之論述。③刑法第131條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相同，兩者於90年11月7日同時修正公布，增訂「明知違背法令」此一要件，參照前述立法說明三之意旨，主要係為因應打破行政體系於施政上之困境而來，俾使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循。從而，98年4月陳○德委員等提案所指之「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對照90年11月立法說明三末段所稱「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適足證明98年4月修法說明所謂「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而不包括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法律者，應僅限於第4款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始有其適用。④普通刑法中並無規範公務員「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行為之相同規定，第5款規定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其主體為第4款主管或監督事務者以外之人，本身並無與職務執行有關之任何主管監督事務，誠如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者，其乃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自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因認：第5款所謂「違背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立法者雖認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亦有增訂「違背法令」之必要，但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違背法令之適用範圍，並不因98年4月一併將第5款之違背法令為相同之修正或其第4款採限縮法令之適用範圍，而產生質變。⑤原則上，法官在解釋法律時應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礎之立法者價值決定之拘束。解釋之目標首要應探求歷史上立法者意思，賦予「初步的優位」，以符合憲法原則。但有特別強的反對論證，則可以推翻該優位順序。在法概念個別化下，相同文字使用於同一法規，未必一定要作同辭同義之解釋。參照或增訂或修正違背法令之相續立法緣由，以及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有其本質上之差異，其行為人所應遵循法令之適用範圍自亦有不同。則第4款之違背法令，固應作限縮適用，期使公務員勇於任事，授益人民，但第5款之違背法令，仍應維持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適用範圍，始符規範意旨，而達澄清吏治之效。否則此類犯罪，終將因難覓與職務執行有關之法令，而得以脫免處罰，洵非立法旨意。⑵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違背法律①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6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第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上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②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第12條立法理由載明：「條次變更。本條未修正之理由：查本法屬於行政不法之規定，對於未達刑事不法程度或未發生具體結果之利用職務機會圖利行為具有相當嚇阻力，所欲維護者為依法行政原則。雖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有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之規範，公務員服務法亦有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然對於民意代表等許多公職人員並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且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者僅生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之法律效果，加以就各級民意代表而言，原第七條規定係較具有效力之制裁規定，監察院歷年對於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關說圖利之行為，即依本條規定裁處之。」等旨，可徵本條規範應屬「義務性道德」，而非「期待性道德」。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性之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權行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保職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及對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職人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規範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反上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註：本件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參考法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第12條、第17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刑法第131條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第12條、第17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刑法第13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21號 | 二 | []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製造」毒品罪，不僅直接將毒品原、物料提煉製成毒品外，並包括以改變毒品成分及效用為目的之非法加工、提煉、配置等行為（如以毒品以外之物為原料，提製成毒品、將毒品精煉，或使用化學或其他方法將一種毒品製成另一種毒品等）。若單純以「物理方式」將各種毒品拼裝成另一種毒品，或改變毒品使用方法（如將毒品混合、於加工過程中分裝毒品，或為方便毒品者施用所為之改變毒品型態等），除應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外，倘其行為本身已變更毒品之效果或使用方法，於過程中已造成對社會秩序或人體健康潛在威脅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且此罪性質應屬「危險犯」，以「混合毒品」為例，亦不以混合後毒品之性質改變為另一類、級「新興毒品」或「新型態毒品」為限。除此之外，無論於製造過程中或以外之如僅單一將毒品封口、包裝、打印、為增加毒品數量所為之滲雜毒品以外物質，或分裝、混合自行施用毒品等行為，則應就整體過程綜合觀察，尚難遽認皆屬毒品製造行為。再由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將混合毒品行為依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加重處罰為言，主要係以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故予加重其刑。顯然立法者認為在行為人混合多種毒品而成新興毒品之情形時，由於產生之新興毒品效用更強或更便於施用（如以錠劑或咖啡包等），施用者往往在無知情況下濫行使用，更易造成毒品之擴散，並增加使用者之危險性，故應針對此等混合型態之新興毒品製造、運輸、販賣等行為加重刑責，以遏止混合型新興毒品之氾濫。尤以近年來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或其他混合之新興毒品有日益增加趨勢，且將各種毒品混入其他物質偽裝，例如以咖啡包、糖果包、果汁包之新型態毒品不斷產生，但因該等偽裝毒品之純質淨重甚微，往往須持有近百包始達同條例第11條第5項、第6項原規定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須達20公克以上加重其刑之標準，造成查緝之困難，不利於毒品之防制，本次同時配合修正該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將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降低為5公克以上，以符實需。再鑑於現時首次施用毒品年齡有逐漸降低之趨勢，加以未成年人在娛樂場所施用新興毒品或混用他種毒品之情形日趨嚴重，「校園毒品」已成反毒政策最大隱憂，為加強對未成年人之保護，就成年人販賣毒品予未成年人者，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故同時修正同條例第9條第1項之規定。在在反映「混合」型態之新興毒品出現，已嚴重影響政府提倡打擊毒品源頭之反毒策略及國民（特別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自須藉由強力查緝製造、販賣及運輸毒品，以達阻絕及抑制毒品來源、供給之零容忍政策。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9條第3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9條第3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22號 | 七 | [] | 按附條件買賣之出賣人於取回標的物後再行出賣，乃出賣人就標的物求償其價金債權之方法，因攸關買賣雙方當事人權益，為防止出賣人有所偏私及濫權，其再出賣之實施，應經5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於拍賣10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倘出賣人再出賣標的物未依此方法及程序行之，致債務人因此受損害，債務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以保護債務人（買受人）之利益，此觀動產擔保交易法第30條準用第19條第2項、第22條之規定自明。核與同法第29條第28項規定出賣人取回標的物後30日內，未再出賣標的物者，附條件買賣契約失其效力，出賣人得保有標的物，無償還買受人已付價金及向買受人為計算之義務，買受人亦不負繼續支付價金之義務，旨在避免出賣人取回占有之標的物後，任意保留未再出賣，買賣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拖延不決，二者之立法目的、規範基礎與對象均有所不同。相關法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第29條、第30條 |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第29條、第3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281號 | 三 | [] | 所謂「測謊」係利用人類無法抑制之自主神經系統之情緒反應與生理變化，加以記錄解讀，以辨明受測人語言活動之真假。惟測謊儀器畢竟只能記錄生理反應，不能夠透視人心，僅能間接研判人之「行為」之有無，且施測要件相當嚴格。至於人之主觀認知、意識、動機、注意、理解等內在思想，即無從經由測謊鑑定來呈現；且縱係對於人之「行為」進行測謊，其研判結果亦不若其他科學證據（如血跡、尿液、毛髮、指紋、藥物、筆跡、聲紋、彈道等鑑定）具備「再現性」與「普遍認同」，基於測謊鑑定之準確或可靠與否有其無法避免之侷限性，一般僅用於犯罪偵查、性侵害犯假釋與監控（參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3項第6款）、特定機關人員安全查核為主，於審判中至多僅能作為補強之間接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331號 | 一 | [] | 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互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以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下稱商品製造人)而言，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2項關於所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等規定，固得為刑法第15條第1項所指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保證人義務)之法律依據，但此並非課予商品製造人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商品製造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刑法歸責原則，此與該同法條第3項關於商品製造人之民事責任係採無過失原則迥異。從而，法院對於商品製造人是否成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除審查有否「應防止」之保證人義務外，尚應對於行為人是否「能防止」及其結果是否具「可避免性」等項，詳予調查，並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本於職權審慎認定，並於理由中妥為記載，方為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 刑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332號 | 八 | [] |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固揭示刑事罰與行政罰（罰鍰）競合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處理原則。考其規範意旨，係因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罰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依刑事法律處罰，已足資警惕，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須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惟行政罰（罰鍰）僅係刑罰之補充，非謂同一行為一經行政機關裁罰，司法機關即不能追訴處罰。倘行政機關依法作成罰鍰處分時，刑事司法程序尚未開啟或刑罰尚未確定，但其後法院已經課予罪責，因該罰鍰處分與刑罰優先原則有違，即應撤銷，難謂一經行政機關裁處，司法機關即不得審判。本件上訴人之前述違法開挖，經縣府裁處罰鍰新臺幣12萬元後，上訴人固已繳交完畢，然依上說明，原審認其違反前述水土保持法規定，而論處罪刑，即不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 |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351號 | 九 | [] | 藥事法第92條第1項規定違反同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者，係指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定，在藥品許可證上，載明須由醫師處方或限由醫師使用之藥品，除有該條第1項但書所列之3款情形外，未經醫師處方，而為調劑供應而言。至於藥事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之3款情形，既為法律所允許，自非同法第92條第1項行政罰規範之對象，亦即已將其排除在外。故行為人若為藥事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調劑行為，但非「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處方之調劑」時，因同條第1項但書已將第3款情形，排除在行政罰外，且未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自行調劑藥物，對國民健康之危害甚大，與藥事法第50條第1項前段之藥品，已經取得藥品許可證，且藥品上載明須由醫師處方或限由醫師使用，然未經醫師處方而為調劑供應之情形，不能等同論之，後者之危害相對較輕。因此，不能因其行為不符合同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要件，即可視同違反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適用同法第92條第1項之行政罰。原判決已敘明「八味地黃丸」、「清肺湯」、「止嗽散」、「辛夷散」雖均係臺灣中藥典第三版所收錄之中藥基準方，但並非藥事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之處方。且本案鎮嗽散等藥粉，係由黃芩、黃柏、丁香等中藥材研磨、摻混製成，如宣稱具有治療鼻病、咳嗽、氣喘、肺塵症等疾病之療效，應以藥品管理；行為人倘意圖販賣而研磨前揭中藥材成散劑，並將其商品化分（包）裝標示，屬於製造行為等情，業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敘明在卷。則上訴人為販售予不特定人，而在藥局內以研粉機將上揭中藥材研磨、摻混製成鎮嗽散等行為，並宣稱具有上開療效，係屬藥事法所規範之製造偽藥行為。參考法條：藥事法第50條第1項、第82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 | 藥事法第50條第1項、第82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375號 | 一 | [] | 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規定：犯罪，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不得追訴、處罰（刑事程序法定原則）。故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具體案件刑罰權有無為目的所實施之程序。案件因訴訟主體之啟動（起訴、自訴、上訴）而產生繫屬於法院之訴訟關係，並拘束法院及當事人，迄法院以終局裁判或當事人撤回訴訟而消滅。案件分別在各審級法院繫屬中，始生各該審級法院依訴訟程序審判之權力與義務；若案件已經某一審級法院為終局裁判，該審級之訴訟關係即歸於消滅，再無該審級之訴訟程序可言。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前段係規定：110年5月31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本條法文明白規定為「各級法院」，依法院組織法第1條之規定，所謂「各級法院」，自係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而言，不能限縮解釋為單指某一特定審級法院。且該條文所稱「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亦顯與「已繫屬於法院」之意義不同。前者有區分案件繫屬於各該不同審級法院之意思，而後者則單純僅指案件繫屬於某一法院而言。又依本條（程序從舊）之立法目的而論，係案件已在某一審級法院「繫屬」中，因法律修正而影響當事人上訴範圍之認定，乃基於程序安定及訴訟經濟之考量，承認該審級依修正前規定已經進行之訴訟程序效力，及律定未來在該同一審級之訴訟程序，仍依修正前規定進行至該審級終結為止，新審級之上訴範圍及訴訟程序則依修正後規定進行。而各級法院於案件繫屬後，除有特別規定可準用不同審級之程序規定外，原則上係依據各該審級不同之訴訟程序規定進行審理及終結訴訟，故不論案件經第一審判決終結後提起第二審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法院，或第二審判決終結後提起第三審上訴而繫屬於第三審法院，因舊有程序已終結，另開啟新的上訴審程序，新舊程序明顯可分，在原審級法院判決終結前，或判決終結後上訴審法院繫屬前，刑事訴訟法既已修正施行，當事人自應依據新修正關於上訴範圍之規定提起上訴或補充聲明其上訴範圍，此種情形適用新程序法規定釐定其上訴範圍，既無違程序安定原則，亦不影響上訴人之上訴權與當事人之程序利益。故於原審判決後提起上訴，自應以其提起上訴而繫屬於上訴審法院時，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是否已經修正施行，作為究應適用修正後或修正前規定以決定其上訴範圍之時點依據。更何況因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原有之訴訟程序與訴訟關係均已終結、消滅，如因該案件於第一審或第二審繫屬之時間在本條修正施行以前，即溯及既往而適用修正前規定以決定當事人第二審或第三審上訴之範圍，包含已經諭知無罪之有關係或無關係部分案件。例如，被告被訴一行為觸犯甲、乙2罪名，第二審法院就甲部分諭知有罪，乙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被告對有罪之甲部分上訴為有理由，依修正前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第三審法院審理範圍包括甲、乙二部分；如依修正後第348條第2項增訂之但書規定，第三審法院審理範圍僅及於有罪之甲部分，不另為無罪之乙部分，則不在審判範圍。故案件於修正後始繫屬於本院（亦即修正前已繫屬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如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視為被告就第二審判決全部上訴，則被告因信賴依修正後規定乙部分不能視為上訴而已確定之訴訟程序利益，將因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前規定而被剝奪，自有悖於信賴保護原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 |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443號 | 二 | [] | 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申報公告不實罪，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保護證券市場中公司財報資訊使用者（包括公司股東、債權人、交易往來對象、市場分析師乃至主管機關等），不因接觸公司所發布之不實詐偽財報資訊而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故本罪之詐偽資訊應以「足使一般理性之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是則，法文雖未有「重大性」要件之規定，惟解釋上應作目的性限縮，該項犯罪之成立，以具備「重大性」為限，而排除雖有申報公告不實但不致對資訊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者。至於「重大性」之判斷，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事證，藉由「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資以參考為綜合判斷。量性或質性指標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乃因「質性指標」具有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依目前實務及學說之發展，「量性指標」之參考因素，有依法規命令明定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應重編財務報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第8目「應收關係人款項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等相關之門檻規定；至於「質性指標」，則得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下稱美國證交會）發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StaffAccountingBulletinNo.99）所《例示》之標準，包括「一、不實陳述是否來自於某項能被精確衡量或估計之會計項目二、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三、不實陳述是否掩飾了公司未能達到分析師預期之事實四、不實陳述是否使損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五、不實陳述是否涉及到對公司營運或獲利能力而言扮演重要角色之部門六、不實陳述是否影響發行人法令遵循之要求七、不實陳述是否影響發行人遵循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八、不實陳述是否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九、不實陳述是否涉及不法交易之掩飾隱藏」等因素（資料來源https://www.sec.gov/interps/-account/sab99.htm），皆屬適例。然應辨明者，判斷不實詐偽資訊是否具有重大性，其核心關鍵，乃在於是否「足使一般理性之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至於上述「量性」及「質性」指標，僅係評價是否具有「重大性」較為具體之方法、工具，指標本身自與刑法處罰要件有間，既非屬窮盡之列舉規定，更不以此為限。進而言之：⑴、在「量性指標」方面，於個案中，或因行為人美化財報之手法，或因行為時法規之不完備，而無法直接循前述法規命令所定之量性門檻獲致結論，此時事實審法院仍得藉由其他可信之量化指標，判斷行為人錯誤陳述之數額是否足使一般理性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此與罪刑法定原則及其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規範內涵，尚屬有別。⑵、在「質性指標」方面，同理，判斷之主旨既亦在於該不實陳述是否足使一般理性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基此，前述美國證交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列載之9項質性因素僅係較具體之參考因素，然非以此為限，亦毋庸就各項因素逐一檢視判斷；觀諸「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已載明：「此（上述9項質性因子）並非窮盡的列舉清單（notanexhaustivelist）」，強調僅屬《例示》之性質。至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載敘係《列舉》因素，尚與上開公告的明文規定未致相符，容未臻周延，然尚不涉及見解之歧異，併予敘明。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 |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445、5450、5451號 | 二 | [] | 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須符合比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俾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係指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除因第一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者外，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而言。乃在保障被告上訴之決定自由，禁止第二審法院加重處罰，確保被告不因恐懼而放棄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各有其效力，前者係設定量刑的外部界限，將第一審判決之刑視為第二審量刑上限，只要第二審判決諭知之刑重於第一審，即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後者則是設定量刑的內在界限，要求法院審酌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觀點後，所為量刑結果必須罪責相當，此原則於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情形，亦有其適用。故於第二審法院以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時，所為量刑仍須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縱適用較輕之罪或情節較輕，惟倘第一審判決量刑失輕，第二審判決仍處以相同之刑，如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既未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自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可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黃○鋒發起、指揮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及其首次犯行即對曾○燕加重詐欺取財部分，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既遂罪，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以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原判決則以黃○鋒發起、指揮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其首次犯行應為對蔡○琳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係觸犯上述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以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並量處相同之刑，原審就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情節雖屬較輕，惟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之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審判決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已屬低度刑，衡諸黃○鋒發起、指揮犯罪集團，特意前往日本設立電信詐騙機房，本案經警查獲之成員即多達10餘人，規模非微，且分工細膩，以其設立境外機房進行詐騙之犯罪態樣、行為手法、所生危害，及在犯罪組織居於上層核心之地位，第一審判決對其量刑不免失輕，而原判決就此部分，以其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既無顯然失當或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業如前述，且未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揆諸前開說明，並未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相悖，自難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52號 | 四 | [] | 關於本案裁判基礎之法律問題，即「被告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男子，經依法規競合之例，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被告於警詢中供出甲基安非他命來源，因而查獲其他共同正犯，得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本院先前裁判向來採否定說之法律見解，認為旨揭行為既擇一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論處罪刑，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即無另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本庭經評議後，擬採肯定說之見解，即與本院先前裁判具有潛在性歧異，乃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規定，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受徵詢各庭回復結果，與本庭均採相同見解，主張採肯定說，已達成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應依該見解就本案此部分為終局裁判。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符合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仍應適用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本於同一法理，題旨所示依法規競合之例，雖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倘被告符合毒品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亦應適用該條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始符平等原則。參考法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557號 | 三 | [] | 中華民國人民被訴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與澳門）涉犯刑法第5條至第7條以外之罪，而無我國刑法之適用時，法院究應以行為不罰為無罪判決，抑或無審判權而為不受理判決？此一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所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557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11年5月18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557號裁定作成統一見解，認為：1.我國刑法對人、事與地的適用範圍，係以屬地原則為基準，輔以國旗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擴張我國刑法領域外適用之範圍，即依刑法第3條至第8條之刑法適用法，決定我國刑罰權之適用範圍，並作為刑事案件劃歸我國刑事法院審判之準據。2.刑法適用法之規定，就實體法面向，為可刑罰性之前提要件，即進入構成要件該當、違法及有責性審查之前提要件，決定是否適用我國刑法規定處罰。中華民國人民被訴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與澳門）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且其行為時係於105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5條增列第11款即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之前，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修正前規定，而無我國刑法之適用。就程序法面向，則定我國刑事法院審判權之範圍，決定我國刑事法院是否得予審判。亦即刑法適用法具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雙重性質，如有欠缺，即無我國刑法之適用，不為我國刑罰權所及，且為訴訟障礙事由，我國司法機關無從追訴、審判。3.法院受理訴訟之基本法則，係先審查程序事項，必須程序要件具備，始能為實體之認定，倘確認個案非屬我國刑法適用範圍時，已構成訴訟障礙，欠缺訴訟要件，不可為本案之實體判決，性質上已屬法院對被告無審判權，不能追訴、審判，在偵查中檢察官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7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若經起訴，法院應依同法第303條第6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而非為無罪判決。4.綜上所述，中華民國人民被訴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與澳門）涉犯刑法第5條至第7條以外之罪，而無我國刑法之適用時，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 |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 | 二 | [] |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檢察官就被告有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概括性規定，非謂除有罪事實之外，其他即可不必負舉證責任。此一舉證責任之範圍，除犯罪構成事實（包括屬於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時間、地點、手段、身分、機會或行為時之特別情狀等事實）、違法性、有責性及處罰條件等事實外，尚包括刑罰加重事實之存在及減輕或免除事實之不存在。累犯事實之有無，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然係攸關刑罰加重且對被告不利之事項，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就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包括遴選至外役監受刑、行刑累進處遇、假釋條件等之考量），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所稱：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指出證明方法等旨，申明除檢察官應就被告加重其刑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外，檢察官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條之客觀注意義務規定，主張被告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或否認被告主張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關於此等事實之存否，均應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之「累犯事實」，係對被告不利之事項，且基於刑法特別預防之刑事政策，此係被告個人加重刑罰之前提事實，單純為被告特別惡性之評價，與實體公平正義之維護並無直接與密切關聯，尚非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範圍，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指出證明方法之實質舉證責任。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證據資料，應經嚴格證明程序，即須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方能採為裁判基礎。如此被告始能具體行使其防禦權，俾符合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而能落實中立審判之本旨及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考法條：刑法第47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63條 | 刑法第47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63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687號 | 一 | [] | 刑法第222條的加重強制性交罪，既以犯同法第221條之罪為基本構成要件，自仍須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為前提。立法者在「違反其意願」之前，例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也就是對被害人施以不論「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或限制意願之行為，不一定為有形的強制力，祇要是足以證明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方法，即構成本罪。本罪的重點在違反意願的「方法」，而所以要證明有違反意願的方法，其實正是要保護人民不會因為無端的指控而入罪。蓋性侵案件實務，不乏別有動機的被害者，例如：因為以為找到如意郎君，但發現竟然被當作一夜情對象而怒告者；也有因為逃家與網友同居，怕家人責罵而反控男友性侵者；還有為順利取得監護權唆使孩童指證爸爸性侵者；更有兩小無猜，但女孩或男孩迫於家長的壓力，而指控對方違反其意願性侵者。而證明有無違反被害人意願而為性交，必須行為人有施以如何強制或限制的具體行為，或至少有利用既存的強制狀態，不論是對被害人形成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均屬之。另自法益保護角度而言，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除了保護「性自主決定權」外，另保護「兒少身心健康發展權」，亦即對於特定年齡的兒少，不論其有無意願的決定權，一律加以保護，此所以刑法第227條僅以「年齡」作為構成要件的原因所在，未必得一概以合意性交視之。從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的加重條件，於判斷行為人是否對之施以上述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更應該兼顧此等年齡之被害人，因其尚無行為或屬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行為人所施以或營造的強制狀態忍受力，勢較一般具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人為低，始符常情。上訴人自陳在堤防停車撫摸及以口舌吸吮B男陰莖，均未詢問其意見等情，自有違反B男之意願。以C男、A男、B男均為未滿14歲之人，上訴人利用其等心智未成熟，對於上訴人在車內或刻意均將之載往夜晚的堤防，僅能與上訴人獨處，難以向外求援之情狀，對於上訴人突如其來的撫摸性器、口交，C男、A男有以言詞或舉動表示拒絕，或B男因而驚嚇過度、不知所措及畏懼如抗拒恐遭毆打等不利之情，已對其等造成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只能屈從上訴人之要求，足認上訴人確有施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原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有如前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即與原判決所贅引之本院97年度第5次及99年度第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無涉。參考法條：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 |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715號 | 三 | []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就兒童及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於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於同條第3項另規定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等不同行為態樣。綜觀上開規定之文義、結構及其法定刑之輕重，第2項與第3項所規定行為態樣之區別，應視行為人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為斷。而該第3項所指之「詐術」，既與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並列，當然亦須達到違反被害人意願始足當之，不因民國106年11月29日修法前、後而有不同解釋。又所謂「違反本人意願」，須行為人所實施之手段達到足以妨害、壓抑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及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於行為人施用詐術之情況，若係帶有非現實人力可得支配實現之恐嚇性質詐術（如詐以神鬼力量云云），而使被害人心理陷於受強制之陰影，足以妨害被害人之自由意思及其決定者，固即該當；倘行為人施以非恐嚇性質之詐術，而被害人對於法益侵害之對價、目的雖受到欺瞞，但對於法益受侵害一事沒有誤認，此時應認被害人係動機錯誤，難認其性自主活動係受妨害、壓抑而為決定，其同意應認有效；而若行為人詐騙內容與法益侵害有關，且已嚴重影響被害人同意效力者（如欺瞞被害人所為與性行為無關者），則此同意無效，應認行為人詐騙行為仍妨害被害人性自主之意思決定，違反被害人之意願。稽之卷附A女之警詢筆錄，A女陳稱上訴人於取得其裸照後，有可能傳給他人觀看，而其之所以仍同意以裸照交換虛擬寶物，係因「我很想要這個虛擬寶物。」又其已將與上訴人之對話紀錄全數刪除，故無法提供給警員等語，A女於偵訊中再陳稱：「（妳如何決定要拍照給他？是對方做了什麼讓你決定這樣做？）他問要不要傳給他。我就拍照片給他。」等語；另A女自拍之裸體照片，似刻意未拍及其臉部。倘此無訛，則A女對於自拍身體隱私部位之裸體照片，似已知悉該等照片係法律所不容許之猥褻照片，就其身體隱私及性自主法益之可能被侵害，似無誤認，又上訴人並未對A女施以帶有何恐嚇性質之詐術，則A女同意拍攝裸體部位之猥褻照片給上訴人，似係出於交換虛擬寶物之動機而為決定，上訴人是否施以妨害、壓抑A女自由意思之詐術，進而違反A女意願製造猥褻照片，自難謂無疑。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719號 | 四 | [] | 對物之搜索扣押，其目的在於保全犯罪之證據及得沒收之物，防止遭受湮滅、偽造或變造，俾利發現真實，以有效、正確訴追刑事犯罪，並確保將來之執行。身為法治國家之執法人員，執行搜索扣押以取得證據，其執法手段自應合法正當，除為採集或保存證據之必要外，應當保留證據之原始狀態予以扣案，不得任意破壞或污染證據，方符合保全犯罪證據之目的。又參諸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刑事鑑識規範第46點所明定關於槍枝證物之處理原則：現場槍枝採取前宜先記錄其原始狀態，並以適當之方法採取放入證物袋或證物盒中保存，其目的乃確保刑事現場勘察採證品質，以提升刑事鑑識水準，並可減少破壞或污染證據之爭議發生。益見證據原始狀態之完整對於刑事鑑識結果正確、可信之重要性。基此，如證據於蒐證過程中遭破壞或污染，以致影響證據原始狀態同一性之認定，則其應受如何之法律評價、是否導致搜索扣押所得之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之效果，則應由法院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規定，依個案之具體情狀，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予以客觀權衡判斷之。至證據原始狀態之同一性如發生爭議，因係執法人員開啟搜索扣押程序，該證據既落入執法人員之實力支配範圍內，原則上應由執法人員就證據未受破壞或污染，及其執法之適法性負舉證責任，以維持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遏止違法偵查，自不待言。本件警員既未保存系爭散彈槍之原始狀態逕送鑑定，且於查獲現場除去槍管內阻塞物時，並未錄影或照相存證，亦未將阻塞物扣案留存，容有疏失，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偵查機關就證據未受破壞或污染及其執法之適法性，負舉證責任。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746號 | 五 | [] | 按刑事程序中之蒐集或保全證據方法，除了非任意性之拘提、逮捕、羈押、鑑定留置、實施通訊監察（含調取票）、搜索、扣押、強制採樣、提出命令等強制處分外，亦包括具任意性之供（證）述、自願性搜索以及自願提出證據等方法，基於有無干預人民自由意志做區別，前者因係違反人民自由意志之方法，故採取令狀原則，後者因未違反人民自由意志，故無須令狀。刑事訴訟法第143條規定：「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遺留在犯罪現場之物，或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經留存者，準用前五條之規定。」此即「自願提出證據」之明文，容許在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物證時，偵（調）查人員自可留存以保全證據，且因未違反人民自由意志，故未準用同法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關於扣押裁定（扣押令狀）之規定。是自願提出之證據，無庸取得扣押裁定即得為證據，此與人民不願提出證據，而偵（調）查人員以提出或扣押命令之方式，取得「已存在」之通信紀錄，以規避應向法院聲請核發令狀（例如扣押裁定或調取票）之情形不同。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條之1關於保全「已存在」之通信紀錄或相關通信使用者資料，應向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之規定，亦係以違反人民自由意志（蘊涵有干預隱私）為前提，性質上為非任意性之蒐集或保全證據方法，故採取令狀原則，此亦與前述自願提出證據之方法不同，不可混淆。稽之卷內訴訟資料，高○成於警詢時已供明：「（問：你是否有買賣毒品交易紀錄提供給警方？）我有提供『LINE』的對話紀錄。」等語，益徵上開「LINE」對話紀錄係高○成自願提出，員警予以留存，依上開說明，本無須取得法院核發之令狀即得為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43條 | 刑事訴訟法第143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765號 | 一 | [] | 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監聽期間，取得販賣、運輸毒品（下稱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的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是否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之「其他案件」之內容？（下稱法律爭議一）以及倘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監聽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運毒品有關之對話」，而法院也據以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情形，法律爭議一之結論有無不同？（下稱法律爭議二）。對上開二項法律爭議，承辦庭經評議後，就法律爭議一部分，經徵詢其他各庭後，意見紛歧，未獲致一致見解，仍存有潛在歧異；且各該法律問題均具原則重要性。爰裁定將上開法律爭議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於民國111年8月24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號裁定，宣示主文：「（第1項）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通訊監察期間，取得販賣、運輸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通訊監察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仍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其他案件之內容。（第2項）前項情形，於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通訊監察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賣、運輸毒品有關之對話時，亦同。」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法律爭議一部分（1）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功能主要在於界定監聽活動實施之對象（人）、標的（通訊設備）與客觀事實的範圍，以為令狀保障附著之依據。是以，通保法第5條第2項乃明定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記載同法第11條之事項，其監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載明，務使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准許實施監聽之對象範圍趨於特定；並於同條第5項明定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案件或相牽連案件，得同時聲請數張通訊監察書。同法第11條復就通訊監察書之應記載事項，規定包含監察對象、案由及涉嫌觸犯之法條、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資識別之特徵與監察期間及方法等，旨在藉由具體特定執行通訊監察之對象、涉嫌之犯罪事實，及相關工具設備等，以初步界定實施監聽之主觀及客觀範圍。可知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應嚴守「一人一票」原則，多數監察對象不得共用一張通訊監察書。（2）通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第1項規定：「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稱其他案件，指與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不同者。」此技術性規範已界定祇要與原核准進行監聽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有一相異者，即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稱之「其他案件」，其相關內容即係「另案監聽」取得之內容。從而，與監察對象通話之他人，既非監察對象，則其涉嫌任何罪名犯行之通話內容，均屬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3）另案監聽之性質，與惡意之非法監聽迥然有別。說明如下：I.前揭「一人一票」原則係對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所為之限制，以避免肉粽串式監聽，並非意在限制「執行」監聽時不能偶然取得另案監聽之對話內容。蓋監聽具有隱密性（監聽對象無法察覺被監聽）、未來性（監聽之對話並非現在已存在，而是預期未來會發生）、持續性（監聽時間較長，亦不受有形空間之限制）、流刺網性（並非只蒐集監察對象之訊息，第三人使用被監聽之電話或第三人與監察對象間之對話，均有被蒐集可能性）等不確定之特性，亦即犯罪之偵查常處於浮動狀態，考慮偵查效率及刑事有效訴追等要求，與搜索之情形相同，監聽亦係對尚未確定事證之蒐集，無從自始即清楚、明確知悉通訊對象與對話內容，而可事先預測或控制監聽所可能擴及之主觀及客觀範圍，故在監聽執行階段保持一定之彈性，為偵查事理本質之必然。II.由於通保法所規範之通訊本質乃「2人以上之特定人間的意思交換」，監聽之執行本即係為了蒐集監察對象與他人間之對話內容，而基於監聽之上開特性，當國家機關鎖定特定監察對象之電話線路進行監聽時，所有與之通話或使用其電話之人，均不可避免地亦處於被監聽之狀態。是以，於監聽時偶然所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的對話內容，並未逸脫通保法所規範之通訊本質範圍，難謂已擴大侵害對話者之隱私合理期待。III.於此情形，無論基於學說「假設再次干預亦受允許」或「類似犯罪例外」之觀點，均認為監聽標的乃犯罪嫌疑人使用之特定通訊設備（例如行動電話），故凡經由該通訊設備撥出或接收而參與和監聽案由有關之通話內容，均不可避免落入實際執行監聽之範圍內。惟此際因並未進一步擴大侵害對話者合理隱私保護之範圍，故於執行機關善意執行監聽時，本案監聽之結果難免會偶然擴張至原監聽活動可及範圍之其他犯罪，此乃執行監聽活動事理本質所必然，不會導致原通訊監察令狀之濫用，並無違反法官保留而牴觸令狀原則可言。析言之，依「假設再次干預亦受允許」之觀點，前述另案監聽所得，屬於法定允許監聽之重罪範圍，且與本案監聽之主、客觀範圍具客觀關連性，若有充分理由相信，向法官聲請監聽亦會准許，即應容許是類之無令狀監聽。此即學說上所稱「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亦有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或「事實上按照個案之情況存有合法蒐證之可能」之情形。又依「類似犯罪例外」之觀點，基於對「一目瞭然法則」所衍生之「一聽即知法則」（又稱「明顯可見法則」）之運用，肯認將令狀所載監察對象擴及與之通訊對話而有上、下游或共犯關係之人，或將令狀載明涉嫌觸犯法條涵蓋「充分近似」（即具客觀關連性）之其他犯罪，符合進行中之偵查活動本應涵蓋其他具客觀關連性而充分近似犯罪之偵查本質，自應容許是類之無令狀監聽。是以，前述情形之另案監聽所得，既未擴大原監聽偵查之目的、範圍，不會使得本案監聽成為另案監聽之託辭，尚不致造成本案監聽程序之濫用，並不當然應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俾在未擴大侵害合理隱私期待之前提下，兼顧有效保全證據及避免無謂訴訟資源之耗費。IV.據上說明，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監聽期間，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仍屬另案監聽，為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其他案件」之內容。惟另案監聽與惡意之非法監聽，性質上截然不同，不當然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2.法律爭議二部分依上開說明，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應嚴守「一人一票」原則，多數監察對象不得共用一張通訊監察書。則縱然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監聽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運毒品有關之對話」，惟法院既應依「一人一票」原則核發通訊監察書，則本案監聽之範圍，自不及於原核准進行監聽之「監察對象」以外之人。是於此場合所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仍屬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1）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刑事大法庭之裁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是以，本件即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就上開法律爭議所作成統一法律見解之拘束。亦即，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監聽期間，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屬另案監聽之內容。縱於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通訊監察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運毒品有關之對話時，亦同。惟另案監聽與惡意之非法監聽，性質上截然不同，不當然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2）依上說明，執行機關若已就包括另案監聽所得在內之相關通訊資料，依通保法相關規定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雖就另案監聽所得部分，逾越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所定「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之陳報期間，惟因同屬逾期陳報之類型，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與本院已統一之見解認為逾期陳報期中報告書至該管法院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予以認定之情形（本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43號判決意旨參照），法理相同，自應一體適用。至若完全未陳報該管法院，始有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76號 | 四 | [] | 臨檢/盤查與搜索固為不同之強制處分，然衡諸犯罪之發覺，通常隨證據之浮現而逐步演變，故員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規定執行臨檢、盤查勤務工作時，若發覺受檢人行為怪異或可疑，有相當理由認為可能涉及犯罪，自得進一步依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拘捕或搜索。又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之緊急搜索，其搜索之目的雖在「發現應受拘捕之人」或阻止犯罪，但如發現犯罪或有犯罪痕跡，除得逮捕人犯，並搜索其身體及其立即可觸及之範圍，亦得扣押因此所得暨目視所及之應扣押物，除逾越逮捕人犯所必要之搜索外，其搜索、扣押所得之物，非不得為證據。員警於執行勤務之際，依憑其個人經驗，認上訴人、江○茵情跡可疑而盤查，既非出於恣意，亦未逾越必要程度，不因是否據報前往而有異，難謂有悖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或警察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且原判決已認員警所為程序先後符合臨檢/盤查及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第3款緊急搜索，依上開說明，亦無所指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 |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900號 | 十 | [] | 國家為預防犯罪，維持治安，保護社會安全，並使警察執行勤務有所依循，乃於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明文之規定，其中第2款即明定：「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下統稱盤查勤務）」。換言之，當警察於「巡邏」時發現有「形跡可疑」者，在不確定有無犯罪或違規行為時，為維持公共秩序並防止危害發生，得執行盤查勤務。所謂對「形跡可疑」盤查者，主要係指警察尚未掌握被盤查者犯某宗罪行之任何線索、證據，僅憑被盤查者之舉動、神情有異，認其行為可疑，主觀上基於常理、常情或工作經驗形成之判斷，為盤查勤務；或某特定案件雖已發生，警察只初步知悉犯罪嫌疑人之相關資訊（如性別、年齡大小、身材胖瘦、長相、穿著等），對於部分符合上開已知特徵者，懷疑其是否即為實行犯罪之人所進行之盤查勤務，就案件而言雖有部分之針對性，但與具體案件之關連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強制或其他處分之程度。在針對「形跡可疑」者執行盤查勤務時，如被盤查者表現或應答均無破綻，警察之盤查勤務即無法持續，原先所產生之懷疑會被沖淡或打消；惟若被盤查者否認犯罪，又不能以事實說明或解脫其與特定犯罪之聯繫，警察為釐清真相，勢必繼續盤查行為。是當「形跡可疑」者為警察執行盤查勤務時，無論該人是否涉案，警察應只是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此時，倘被盤查者確因犯罪並如實交代未被發覺或已被發覺但不知何人所為之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並願意接受裁判，自應成立自首。惟若被盤查者始終否認犯罪、只承認枝微末節或與犯罪構成要件無關之事實，或於警察不斷為盤查勤務（包括其後之正式詢問）後，始點滴吐實（即所謂「擠牙膏」式回答）。則警察早由一連串盤查勤務及詢問過程所透露之蛛絲馬跡，或由被盤查者隨身攜帶之物品（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衣等），或有目擊證人出面指證，經抽絲剝繭後，己逐步鞏固並建立對於「形跡可疑」者與特定犯罪間之直接、緊密及明確聯繫。對於被盤查者之犯罪已由原先之「單純主觀上之懷疑」提昇為「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縱其事後另有配合警察或自白之行為，亦與自首要件不符。參考法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刑法第62條 |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刑法第6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954號 | 三 | [] | 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原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修正後為：「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將原規定之「不行使」，修正為「未起訴」，其修正理由提及：「追訴權消滅之要件，當以檢察官或犯罪被害人未於限期內起訴為要件。爰將第一項前文『不行使』一語，修正為『未起訴』，以資明確。」參照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係將偵查、起訴與審判並列，可見修正前刑法所稱之追訴權，其範圍不限於起訴，尚包括起訴前之偵查，此觀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立法理由提及：「偵查為行使公訴權最初之手續」，足為佐證。時效已完成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應諭知免訴之判決，而同條應諭知免訴判決之其他情形，諸如：「曾經判決確定者」、「曾經大赦者」及「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亦均非屬程序事項。且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追訴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應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足徵追訴權時效確具有實體法之性質，為刑罰解除事由。惟追訴權時效，係因一定時間之經過，不再追究某特定之可罰性行為，並未影響立法者對該特定行為可罰性之決定，亦無涉該行為之社會非難，且從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觀察，為追訴不能，則具有程序法之性質，為訴訟障礙事由。因此，無從以追訴權時效規定在刑法，逕認其性質純屬實體法，而不具有程序法之性質。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既具有程序法之性質，則其所謂之偵查，自應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偵查為相同解釋。且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之追訴權，有關檢察官之偵查，並未因犯人已明或不明，而有所分別，解釋時自不應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認犯人已明之偵查，方屬於偵查。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故刑事訴訟法所謂之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時，依職權啟動之偵查或調查程序。至於偵查機關是否有偵查作為，係以實際客觀行為為判定基準。而偵查之核心有二：其一、釐清犯人，即偵查機關透過既存的犯罪事實，為確認犯罪行為人之作為均屬之，包括對犯罪嫌疑人或證人的詢問或訊問、蒐集犯罪現場或客體所遺留之生物跡證，如指紋、體液、血液、毛髮，或透過鑑識作用予以比對等；其二、釐清犯罪事實，其具體作為，則在於犯罪證據的蒐集與保全。因此，偵查機關為確認犯罪行為人及釐清犯罪事實，所為之人別釐清，及對於犯罪證據的蒐集與保全，以作為將來起訴之準備，均屬偵查之範疇。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非規定：「追訴權，經左列期間而消滅」，可見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蘊含有督促偵查機關積極行使追訴權，節制其權利行使之怠惰，避免怠於行使致舉證困難及尊重既有狀態等目的，而非僅單純期間之經過，時效即消滅。上開規定所謂之追訴權「不行使」，依文義解釋，係指追訴權於該條項所列期間內有不行使之情形。司法院釋字第138號解釋理由書亦認為：「刑法時效章內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首於第80條第1項明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可見追訴權時效之進行，係以不行使為法定之原因，行使則無時效進行之可言。」因此，適用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之犯人不明案件，若檢察官已啟動偵查程序，積極追查犯罪嫌疑人，並為犯罪證據的蒐集與保全，諸如勘驗、囑託鑑定死因或死者之DNA暨與相關人士進行比對、指揮警方偵辦或檢送查察結果、函催解剖鑑定報告等偵查作為，自應認為係對該案件之犯罪嫌疑人行使追訴權。綜上所述，適用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之刑事案件，縱犯人不明，檢察官為調查上開案件所進行之偵查程序，仍係對該案件之犯罪嫌疑人行使追訴權。參考法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83條第1項(民國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 | 刑法第80條第1項、第83條第1項(民國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960號 | 二 | [] | 證人未滿16歲者，不得令其具結，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蓋具結之作用，旨在使證人能在認識偽證處罰之負擔下據實陳述，以發見真實，若因證人年齡幼稚，無法理解具結之意義及效果，不認其有具結之能力，自得免除此項義務。又同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對於不令具結之證人，應告以當據實陳述，不得匿、飾、增、減，旨在提示、督促證人，雖不令具結，但仍應為誠實之陳述。法官或檢察官對依法不得命具結之證人，如疏未告以應據實陳述，衡以上開規範之保護目的，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雖有瑕疵，但對於證人應為真實陳述之義務，並無影響，該證人所為之證述若係本於其任意性而為，自仍具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87條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87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5984號 | 六 | [] | 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旨在確保被告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人，不致因其正當行使上訴權利以循求救濟，反而經上訴審法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俾落實憲法所揭櫫訴訟權保障之實質內涵及二重危險禁止之理念。惟在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場合，倘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者，即無上開原則之適用，此為同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例外規定。所指「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係指原審判決適用較輕罪名之法條，或未適用加重其刑之規定，或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經第二審法院認為適用法條不當，撤銷改判適用較重罪名或加重其刑之法條，或不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等情形而言。若原審適用較重罪名或加重其刑之法條，或不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而經第二審法院認為適用法條不當，撤銷改判適用較輕罪名之法條，或未適用加重其刑之規定，或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自非此「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之情形。又數罪併罰酌定應執行之刑時，依同法第370條第2、3項之規定，亦有不利益變更禁止規定之適用。是以，倘原審為數罪併罰之判決，上訴後經第二審法院撤銷改判處以較輕之刑，在其他量刑審酌條件不變之前提下，酌定應執行刑時，因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刑之基礎已有改變，該罪責程度與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刑相較，亦已變輕，故倘僅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場合，第二審法院所定執行刑之罪責評價應相對降低，始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第二審法院撤銷改判既宣告較輕之刑，其就得易刑與不得易刑之情形分別酌定應執行刑後，兩者相加之刑期，若反而超過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之刑，顯然係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之刑，自有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及不利益變更禁止之規定。原判決載敘：被告涂○文於警詢時供出其附表（下稱附表）三編號1（即附表一編號1之1）部分之毒品上手林○萍，警方因該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手林○萍，第一審未就被告此部分犯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洽。又被告如附表三編號11、12所示犯行，該當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等罪名，依法規競合之例，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惟其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該部分犯行，第一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自有不合。爰撤銷第一審關於附表三編號1、11、12所示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分別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分別處有期徒刑2年（附表三編號1部分）、4月、4月（附表三編號11、12部分）。並就附表三編號1至10所示部分（即不得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下稱甲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9月；就附表三編號11、12所示部分（即得易服社會勞動，下稱乙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惟原判決既就上開各罪係適用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定應執行刑之罪責評價應相對降低，始符罪刑相當原則。乃原審撤銷改判就附表三編號1、11、12所示部分，均宣告較輕之刑，則其就甲、乙部分分別酌定應執行刑後，兩者相加之刑期為有期徒刑6年2月，反而超過第一審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顯然係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所定應執行之刑，依上開說明，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 | 二 | [] | 肇事逃逸罪，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4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本罪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司法院對本規定為合憲審查，以釋字第777號解釋闡明「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一律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立法院因而循旨修正該規定，於民國110年5月28日總統公布後施行，修正後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首先，將原來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文字修正為「發生交通事故過失（有過失）」及「發生交通事故…係無過失」，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其次，為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區分行為情狀所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為「傷害」與「死亡或重傷」而異其刑罰效果，規定不同之法定刑（所生結果為何應以行為時點判斷），另就無過失而發生交通事故，明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以上，本次法律之修正，其中法律效果已經修改變更，至為明確；至本罪行為情狀之規定，依本院向來見解，認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死傷後逃逸，即已構成本罪，不論對於發生交通事故之原因有無過失，均非所屬，是則，關於本罪行為情狀，自「肇事」修改為「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死亡或重傷」以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實則僅係將刑法文義明確化，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惟其內涵並無不同。另關於本罪處罰之不法行為，則仍保留「逃逸」之文字，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理由書雖併予檢討建議「關於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參酌所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之作為義務範圍」，然本次修法終未變更。所謂「逃逸」，依文義解釋，係指自肇事現場離開而逸走，使人無法在肇事現場經由目視掌握肇事者與事故關聯性的行為。惟肇事者終將離開現場，殆不可能始終留在現場，究其犯罪之內涵，除了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是本罪結合學理上所稱之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職是，應進一步探究者，乃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者，於離開現場前究有何種之作為義務，此亦為上開解釋理由書曉諭釐清之面向，雖未經修法，然其釋義乃司法不可迴避之任務。逃逸之文義解釋既有分歧，則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與規範目的之客觀解釋，有其關鍵意義，審諸法規範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有別於其他案件―交通事件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此由歷次立法說明「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肇事逃逸者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等，故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通安全、釐清交通事故責任」，可知依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亦得印證。核與遺棄罪迥然有別。是故，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以上，為本院向來所採之見解，於修法前後之適用，並無不同。參考法條：刑法第185條之4 | 刑法第185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 | 四 | [] | 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3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至犯本罪所實施之強暴脅迫，而有侵害其他法益並犯他罪者，自應視其情節不同，分別依刑法第50條之規定以實質數罪併合處罰，或依競合關係論處之。原判決就檢察官起訴據以認定被告3人被訴涉犯刑法第150條聚眾騷亂罪嫌部分，固已說明：刑法第150條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成立，以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行為時，具有對於構成要件之認識為必要，則除行為人須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外，於聚集時即須對將實施強暴脅迫有所認識，方足構成本罪。如行為人原非為實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同在一處，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因，而引發三人以上同時在場實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之構成要件不符等旨。然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其聚眾犯意之形成，本非必須起於聚集之初為限，原判決未能細繹理解該條修正之立法規範目的，正確詮釋其適用之範圍，而認本件須於聚集時即對將實施強暴脅迫有所認識方足構成本罪，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50條 | 刑法第15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621號 | 八 | [] | 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此觀同條第2項準用第796條第2項之規定亦明。另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上開規定於98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又適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定之事實，依職權探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用，固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所拘束，然受訴法院所持法律見解，倘與當事人陳述或表明者不同，因將影響裁判之結果，審判長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之法律上陳述，以利當事人為充分之攻擊防禦及為適當完全之辯論，否則難謂已盡闡明之責，其訴訟程序即有瑕疵，而基此所為之判決，亦屬違背法令。經查，系爭建物確有越界建築，此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依被上訴人所陳系爭建物係98年修法以前，即興建完成，依前開物權編施行法之規定，自有現行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既陳明：願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規定，以保建物之完整，則原審以違反公共利益等詞，改判駁回上訴人拆屋還地之請求，為利紛爭一次解決，宜曉諭上訴人是否協議價購，倘價額協議不成，亦得訴請法院以判決定之，俾免於拆屋還地訴訟確定後，另生訴訟，原審未遑詳求，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容有未洽。相關法條：民法第796條之1，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民事訴訟法第199條 | 民法第796條之1，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民事訴訟法第19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880號 | 八 | [] | 按民法所稱之物雖未有定義性之明文，而於民法第66條、第67條，將物區分為不動產及動產，再就不動產區分為土地及定著物，動產則為不動產以外之物。物，如以一定形體為條件（有體物），則所謂動產之物，係指不動產以外，具有一定形體之有體物且為人力所能支配者為限，即有體物說。人力所能支配之物，當受法規範承認其為某特定權利主體享有排他性之權利，成為權利客體時，在權利享有之劃分方面，除需以法規範規定其權利享有者外，同時需就享有者對「該物」所得行使權利之範圍，亦即應就「某物」與「他物」先予區辨，據以界定權利主體所能支配「某物」之範圍，以防其將其權利範圍，延伸至他人就「他物」在性質上不能併存之支配權領域。不動產係藉由公權力登記制度，大致得以劃定「某不動產」與「他不動產」之不同。動產之劃分，原則上以其形體是否具獨立性為斷，惟在由不同成分所組成而具有獨立性、單一性之「某動產（物）」，如將組合之成分拆離，倘一般社會通念，認已不足以滿足生活之需（如冷氣機拆除冷媒成分）者，則其組合之成分是否具備，在物之概念上，具備該成分之物與不具備該成分9之物，不能認係同一之物。此外，於交易習慣或交易契約已特別約定其交易對象之物，必須具備某特定之組合成分，始能完成某特定功能者，則該組合之成分或實現「某物」之特定功能所必需具備之成分之欠缺，該欠缺特定成分之物，雖不影響其得做為「他物」之交易客體，但要難認與須具備某特定成分之物，仍屬同一之物。相關法條：民法第66條、第67條 | 民法第66條、第67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314號 | 七 | [] | 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規定，法院應就異議之聲明為裁定。因該條文並未限制法院裁定之內容，其性質與同法第416條之準抗告（對檢察官之處分聲請撤銷或變更）相同（司法院釋字第245號解釋參照），受理聲明異議之法院，得審核之範圍應及於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執行或其方法，必要時亦得變更檢察官之處分。而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故聲明異議限於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始得提起，且其審查標的為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無不當，既無陷受刑人處於更不利地位之危險及負擔，復無置受刑人於重複審問處罰的危險或磨耗之中，自與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有別。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得本於主體之地位，向法院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聲明異議之本旨，係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認有不當時之救濟方法，以撤銷或變更該不當之執行指揮，倘經法院以無理由而裁定駁回確定，聲明異議人以同一事由再行提起，除非法律明文予以限制（如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刑事補償法第17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外，即應予容忍，不宜擴大解釋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射程，而否准聲明異議再行提起。況且，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本旨，固兼有維持法安定性及確保裁判終局性之作用，然並非所有經實體裁判之事項，均不許當事人再以同一事由爭執。例如，撤銷羈押之聲請，實務上並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縱經法院以無理由駁回，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之人猶可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聲請，俾維護被告之權益，即為適例。刑事訴訟法有關聲明異議之裁定，並無明文禁止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聲明異議，自不能因其可能涉及刑之執行之實體上裁判事項，即謂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綜上所述，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之規定，就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聲明異議人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提起，法院自不得援用一事不再理原則，逕行指為不合法，而予駁回。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 | 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315號 | 六 | [] | 抗告，係不服下級法院之裁定，而請求上級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407條所定「應以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之程式，並未有如同法第361條第2項「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之規定，自僅須敘明為何不服下級法院裁定之原因，即為已足，尚無須以具體指摘下級法院裁定有何不當或違法之情形為必要。再者，原住民族歷經文化變遷，復多身處偏僻，資源較為匱乏，而成為弱勢群體，自有匡助扶持，對其各項權利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之必要，使之得與主流群體平等立足，共存共榮，由此實現大同社會之理想，此並為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所定之基本國策。而立法者為貫徹上述旨意，已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該法第30條第1項明定「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制定法律或實施司法與行政救濟程序、公證、調解、仲裁或類似程序，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族語、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原住民有不諳國語者，應由通曉其族語之人為傳譯」；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亦增列：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同條第5項則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即為國家對於原住民司法人權特予保障扶助之具體實現。而法院本於應全面注意被告利害情形之客觀性義務，自應秉持此立法精神及整體法律秩序理念，視所踐行程序影響原住民被告權利之程度，適時提供法律上協助，給予適度闡明、曉諭，善盡積極照料的責任，尤其當被告已表明原住民身分而無助求援時，更不宜徒託法無明文，吝於相助，致悖離法律意旨，使弱勢群體尋求平等對待，成為空談，人本價值，無以彰顯。定應執行刑之裁定，係與科刑判決具有同等效力之實體裁定，攸關受刑人刑罰執行之範圍，因現行法尚乏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的機會，保障稍有欠周（行政院院會業於109年12月17日通過司法院函送刑事訴訟法第477條關於保障受刑人的陳述意見權及救濟權等規定之修正草案，並已與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中），惟有藉由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書狀，方能陳述意見，以資彌補，而謀救濟。是以縱認再抗告人之抗告理由欠明，再抗告人既已表明其原住民之身分而請求扶助，依照前述說明，法院仍得行使必要之闡明權，使為完足之陳述，究明其抗告書狀之真義為何，始無違於法律對於原住民特予保障扶助之意旨。原審竟自立抗告門檻，復置再抗告人之請求於不顧，逕以其欠缺抗告理由不補正而予駁回，即難認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07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407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371號 | 七 | [] | 任何人不得保有非法所得或犯罪所得，乃普世之基本法律原則。為因應刑法沒收之規定，倘不法犯罪所得未能有效及時保全，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將之藏匿或移轉，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也無從實現，使偵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達到實現正義之目的。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關於：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又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偵查中檢察官認有非附隨於搜索之聲請扣押裁定之必要時，應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司法警察官認有為扣押之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扣押裁定。分別為刑訴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第133條之1第1項、第133條之2第1項、第2項所明定。依立法體例，各種法律多於首編章置總則，適用於其他各編章，至各編章相互間各自獨立，除有準用之規定外，不得任意援引。上開之各該條文，均係刑訴法第一編總則第十一章搜索及扣押內之條文，屬對物的強制處分手段之規範，與同編第十章所規範對人之強制處分手段之「被告之羈押」，性質上均可適用於同法其他各編章（包括第二編第一審、第三編上訴），而非僅限於同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之「偵查」程序。故法官、檢察官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就該管案件均有行使對人及對物強制處分之權利。於審判中依同法第277條規定主動對物搜索、扣押，係屬法官專有之職權，但並未因此排除代表國家執行刑罰或沒收職責之檢察官，基於保全之必要，亦可請求發動扣押，只是審判中之扣押，係屬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應依法官保留原則，回歸上開總則編應向該管法院（審判中應是本案之法官）聲請核發扣押裁定之規定。又刑訴法第163條第1項、第2項明文：當事人得聲請法院調查證據，而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限於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固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法官為保全證據、沒收、追徵，雖得親自實施扣押，但在現行加強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刑事訴訟架構下，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僅居於補充性、輔佐性之地位，實施扣押仍以受聲請為原則，且不論在庭內、外為之，除僅為保全證據之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均應依裁定為扣押，依法記載刑訴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事項，出示於在場之人，或函知登記之機關（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70點之8參照）。而不論係刑罰或沒收之執行，原則上應由檢察官為之，縱使有保全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亦應由檢察官提出釋明，指出財產所在，再聲請法院扣押，以避免法院過於職權介入引發刑事訴訟程序恐又回到職權進行主義之質疑。故上開第133條第2項所規定為保全追徵而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財產之情形，自不限於偵查中檢察官始得向法院提出聲請，即便於法院審判中，如確有保全追徵之必要，為貫徹沒收犯罪所得新制之規範目的，尚無不准其聲請之理由，法院仍應實質審酌本案有無扣押（保全追徵）之必要，為准駁之裁定。原裁定以汪○浦等人涉嫌貪污等罪，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之本案仍在法院審理中，檢察官就抗告人等7人之第三人名下系爭帳戶內資金聲請保全扣押，以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援引同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133條之2第1項規定為本件聲請，依前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亦無所謂法院許可扣押之際，即默認沒收金額之疑慮。因認檢察官聲請就上開「472,710,774.64美元」範圍內之聲請扣押，為有理由，予以准許，已詳敘其認定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經核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63條。 |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63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386號 | 十一 | [] | 刑事案件倘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時，就其犯罪所得，仍得由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此觀修正後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規定自明。此種單獨宣告沒收程序，因非以追訴犯罪行為人為目的，性質上原屬於對物訴訟之客體程序，並無刑事被告。惟此際如遇犯罪行為人死亡，犯罪所得財產發生繼承之事實時，因繼承人係自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之第三人，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仍在應予沒收之列，則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7所定關於第三人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仍有準用之意旨，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時，即應依同法第455條之13規定通知該繼承人，法院依同法第455條之12規定，亦應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命繼承人參與單獨宣告沒收程序。繼承人參與後，依同法第455條之19、第455條之24及第455條之26等規定，就沒收其財產之事項，得享有被告於訴訟上之權利，法院並應踐行實質之證據調查及充分的言詞辯論程序，而為沒收或不予沒收之諭知，始得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是以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於第三人參與後，已非純正之客體程序，其架構具有審、檢、辯（參與人）三面關係之特徵，亦有控訴原則之適用，而應恪守刑事訴訟法所採行之檢察官舉證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及證明法則。其中關於構成沒收理由之事實（即刑事不法行為〔不問有責性〕之存在），既屬單獨宣告沒收之前提，因犯罪行為人於本案訴訟中未行任何辯論或受有罪判決之認定，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仍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亦即法院須憑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程序，形成足以顯示該不法行為存在之確信心證，始能據為應沒收財產所由來之違法事實認定。進而關於犯罪所得之證據調查，則應分兩階段審查，於前階段「利得存否」，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等是否存在，即行為人有無因犯罪獲得財產增值之狀態，因涉及刑事不法行為有無、既未遂之認定，仍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予以確認，並應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以免不當限制、剝奪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固有財產權，逾越利得沒收並非刑罰之本質；其次於後階段「利得範圍」，鑑於利得沒收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為求訴訟經濟，則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之認定依據即足，倘應沒收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規定，亦得以估算認定之。惟此估算仍應符合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之要求，於充分調查估算基礎後，以合義務之裁量行之，自不待言。是以所謂估算法則之運用，僅在犯罪所得之存在得以確認後，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調查方法，應予區辨。參考法條：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 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501號 | 十二 | [] | 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對於法官的中立性，具國內法律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第2句明定：「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刑事訴訟法特設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之迴避規定，即在於維護人民受公平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予以審判之訴訟權益，並避免法院之公平性受到人民質疑，以增進人民對於司法審判的信賴。聲請再審之目的既係為推翻錯誤判決，法官曾參與刑事確定判決，再參與再審之裁定，甚難讓人民信賴法官係本於中立第三人的立場，毫無偏見地公平審查自己的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規定，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該款所稱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參照）。再審案件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固不在該款應自行迴避之列。然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認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解釋時原規定：「推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更審前之裁判或仲裁者」嗣經修正為：「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仲裁者」），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因此，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者，固應自行迴避。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其參與該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依同一理由，於再審程序，亦應自行迴避，以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訴訟權益。該號解釋雖係針對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而為解釋，然刑事訴訟對於審判公平性及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並不亞於民事訴訟。本於法律體系的一貫性，對於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者，其參與該確定判決之法官，於再審案件亦應自行迴避，以確保人民受公平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予以審判之訴訟權益。關於迴避之次數，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認為：各法院法官員額有限，參考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4款規定（嗣經移列至第19條第6款）意旨，其迴避以1次為限。基於同一考量，於法官員額編制較少之法院，對於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者，其參與該確定判決之法官，於再審案件之迴避，亦以1次為限。法院倘因此項迴避，致無其他法官得以審理該再審案件，而有不能行使審判權之情形，可依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其直接上級法院以裁定將案件移轉管轄。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 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61號 | 四 | [] | （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財案件審理法）第23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30條準用第11條第1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該條項1、2款情形者，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發秘密保持命令。考其立法目的，係為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因不許或限制他造當事人之閱覽或開示，妨礙他造當事人之訴訟防禦權之利益衝突，故明定秘密保持命令之制度，以防止營業秘密因提出於法院而致外洩之風險。而該營業秘密既係當事人或第三人所持有，是否具秘密性，該當事人或第三人知悉最詳，且有無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攸關其權益，法律乃規定依其聲請發動，法院不得依職權為之。據此，倘該當事人或第三人認訴訟資料不具秘密性，或無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法院自不宜逕為相異之認定，如有疑義，於裁定前得詢問當事人、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關係人或為其他必要之證據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3條參照）。（二）營業秘密法第14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營業秘密，經當事人聲請，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立法理由稱：「二、審判原則上應公開行之，惟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營業秘密時，如仍一律公開審判，可能造成營業秘密之二次受害，自有未宜，爰於第二項規定此種情形，如經當事人聲請，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智財案件審理法第24條亦明文：「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得依聲請不公開審判；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卷宗或證物之檢閱、抄錄或攝影。」其立法理由表明：「刑事審判除有法定事由得不予公開外，雖應公開法庭行之；被告或自訴人、告訴人之辯護人或代理人對於卷宗或證物，亦得依法檢閱、抄錄或攝影。惟第23條侵害智慧財產刑事案件，其證據或其他訴訟資料如涉及營業秘密，一旦公開審判或將全部卷宗、證物提供檢閱、抄錄或攝影，可能造成權利人受重大損害。爰參考第9條及營業秘密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訂定本條，以資兼顧。」乃允許法院對被告或辯護人限制卷宗或證物之檢閱、抄錄或攝影（下稱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此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三）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1條創設秘密保持命令，目的在禁止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與同法第24條後段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旨在避免營業秘密外洩，固均在保護營業秘密，但法律依據迥異，規範意旨未盡相同；且就發動方式，前者僅得依聲請為之，後者亦得由法院依職權為之；於救濟方面，就駁回秘密保持命令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13條第4項），准許之裁定，雖不得抗告，但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得向法院聲請撤銷（同法第14條第1項），而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裁定，原則得為抗告（同法第26條）；再衡之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5條第2項將「聲請對請求閱覽之人發秘密保持命令」及「聲請限制或不准許其閱覽」並列，暨營業秘密法第14條之立法理由揭明：參酌美國統一營業秘密法、日本通產省意見書之建議，法院為保護營業秘密得採取之合理手段，包括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保密義務）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等旨，足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與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係不同保護方法，核屬二事，不容混淆。準此，秘密保持命令及限制閱覽訴訟資料雖非不能併存，但其適用要件、救濟程序，仍應分別以觀，不因法院為求便利，將二者併載於同一裁定而受影響。又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倘同時遭限制閱覽訴訟資料，就前者得依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後者，參照同法第1條後段、刑事訴訟法第33條賦予被告及辯護人閱卷權之規定，佐以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4項允許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限制裁定之精神，基於相同解釋，自得就所受之限制聲請撤銷或變更，乃當然之理，無待明文。（四）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復揆之智財案件審理法第35條，對違反秘密保持命令者科處刑罰，具相當之拘束力，則營業秘密在已有秘密保持命令可資保護下，究有無再限制閱覽訴訟資料及其限制（或開示）之方式，法院仍應視個案情形，妥適權衡，俾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非謂一旦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即一律「有」或「無」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必要。參考法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第23條、第24條、第35條。營業秘密法第14條 |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第23條、第24條、第35條。營業秘密法第1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733號 | 十三 | [] | 行刑權係國家因被告受確定之科刑裁判而取得執行刑罰之權力，為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於裁判確定後，經過一定期間不行使，即歸於消滅，不得再對受刑人執行刑罰。關於行刑權時效之期間、時效停止之原因及其消滅，既攸關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應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法院不能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擴張之方式，增加或擴張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大對受刑人不利之行刑權適用範圍。又刑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行刑權因同項各款規定之期間內未執行而消滅。同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行刑權之時效，因刑之執行而停止進行。故行刑權時效之進行，係以刑罰權未執行為前提，如刑罰已執行或在執行中，固不生行刑權時效進行之問題。惟刑罰之執行如已遭撤銷，即回復至未執行之狀態，仍應自科刑之裁判確定之日起算行刑權時效。至於行刑權時效開始起算以後，在進行中，則僅能因同法第85條第1項規定之原因（刑之執行、依法應停止執行者、因受刑人逃匿而通緝或在執行期間脫逃未能繼續執行者及受刑人依法另受拘束自由者）而停止其進行。已經進行之時效期間，則應與停止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之時效期間合併計算（同條第3項）。受刑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致檢察官陷於錯誤，誤認本案刑罰已經執行完畢，迄嗣後發現始撤銷已經執行之指揮命令，其自執行完畢以迄撤銷執行命令所進行之期間，並無任何法律規定行刑權時效應停止進行，自非同法第85條第1項第1款所定「依法」應停止執行之原因（例如刑事訴訟法第430條但書、第435條第2項、第465條、第467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6條），亦不合於同條項第2、3款之規定，應不能認係法律漏洞而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擴張方式予以填補後扣除，而有悖於罪刑法定原則。原裁定業已敘明本件受刑人依原確定判決所宣告之刑（有期徒刑6月、5月及2月），依刑法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其行刑權時效均為7年，並應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00年10月24日起算，原已於101年9月25日因易服社會勞動而執行完畢。惟檢察官嗣後於110年5月間因發現受刑人於辦理社會勞動工作日誌上填載不實之社會勞動內容及時數，而有與楊○賢共同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行，乃於110年5月28日以系爭公函一，撤銷本件社會勞動之執行。再於同年6月9日以系爭公函二，認定受刑人實際僅履行社會勞動10小時等情。惟無論本件易服社會勞動係自始未執行，抑或是僅執行1日或2日，自判決確定日起算，檢察官所為系爭公函一、二所針對本件受刑人前揭3罪之宣告刑，既已逾行刑權7年時效，自不得再予執行。參考法條：刑法第84條、第85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10月20日裁判案由：背信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上訴人蘇柏林蔡隆儀共同選任辯護人吳任偉律師莊曜隸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背信案件，不服智慧財產法院（現改制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中華民國108年1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55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續一字第1號、107年度偵 | 刑法第84條、第85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10月20日裁判案由：背信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上訴人蘇柏林蔡隆儀共同選任辯護人吳任偉律師莊曜隸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背信案件，不服智慧財產法院（現改制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中華民國108年1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55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續一字第1號、107年度偵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804號 | 七 | [] | 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5日，自送達裁定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06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上訴等法定期間之程序，且為衡平及兼顧法安定性、真實發現與法治程序之維護，明定應於其遲誤之原因消滅後5日內為之。又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苟其不能遵守期限非由於自誤，即不能謂因過失遲誤不變期間。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針對得上訴而送達當事人之判決正本內告知之上訴期間有錯誤時，其告知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又未通知更正錯誤，致當事人遲誤上訴期間者，明定其視為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得聲請回復原狀。而行政程序法第98條針對於處分機關告知救濟期間錯誤之處理及未告知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之效果，更有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等更嚴格之規範。刑事訴訟法就此情形，雖未有類似規定，然為保障當事人訴訟權益，應本於同一法理為認定，以維程序正義。從而受裁判人若因信賴法院裁判正本錯載較長之抗告期間，致於裁判正本誤寫之救濟期間內抗告，仍因逾越而遲誤法定期間，經抗告法院以抗告期間不受該錯記影響延長，認已逾越不變期間而予駁回者，其遲誤期間即與法院裁定正本誤載抗告期間具因果關係，應認為非可歸責於抗告人，合於「非因過失遲誤期間」要件，允宜使之回復至應為訴訟行為之始點，重行計算其不變期間，方符回復原狀法制本旨。又聲請回復原狀之期間規定所指「原因消滅」，係不能遵守期間之原因完了之意，於上開情形抗告人至遲於知悉逾越不變期間之訴訟行為遭駁回確定時，已確知其抗告逾期為不合法，則其信賴法院裁判書註記錯誤抗告期間之遲誤原因已經消滅，自應於該遲誤原因消滅即收受駁回裁定正本後5日內聲請回復原狀，俾免將該法院誤寫所生遲誤法定期間內應為訴訟行為致裁判確定之不利益，全數轉由當事人承受。特別是訴訟程序無律師協助者，其訴訟程序權益既未獲充分確保，更難認該期間遲誤係可歸責或有過失。至於訴訟程序已有委任律師協助者，除因律師有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可認其係明知遲誤法定期間，或有如律師法第33條規定因懈怠或疏忽等可歸責事由致遲誤法定期間外，仍不能將法院裁判書之教示救濟期間錯載，所生遲誤法定期間內應為訴訟行為致裁判確定之不利益，轉嫁由受委任之律師或其當事人承擔，以保障當事人及律師對公平法院之信賴，而無違憲法保障訴訟權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本件相對人原委任賴○○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協助請求繼續審判，經原審法院於110年5月10日以110年度附民續字第1號裁定駁回請求後，另行委任許○○律師為共同訴訟代理人協助提起抗告。依上開說明，原裁定以相對人信任法院裁定正本誤載之10日抗告期間，致遲誤法定期間，核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要件相合，准予回復原狀，符合公平法院之精神及回復原狀法制之本旨，於法並無違誤。況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於成立訴訟上和解後請求繼續審判，暨法院裁定駁回請求後不服提起抗告救濟之程序，法院實務上本甚為少見，復因交錯適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暨訴訟上和解等程序，上開法院裁定書教示之救濟期間錯載，實難苛責相對人或其原受委任協助請求繼續審判之律師，或法院裁定後才受委任之提起抗告之律師，因信賴法院裁判書註記錯誤之抗告期間致遲誤抗告，係有可歸責之過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7條。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行政程序法第98條。 | 刑事訴訟法第67條。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行政程序法第9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94號 | 九 | [] | 按通共同訴訟，雖係於同一訴訟程序起訴或應訴，但共同訴訟人與相對人間乃為各別之請求，僅因訴訟便宜而合併提起訴訟，俾能同時辯論及裁判而已，係單純之合併，其間既無牽連關係，又係可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由共同原告所提起或對共同被告所提起之訴是否合法，應各自判斷，互不影響，其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予共同訴訟人選擇，避免有因其一人不分擔訴訟費用而生不當限制他共同訴訟人訴訟權之虞，並與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有違。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5條 | 民事訴訟法第5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1972號 | 四 | [] | 第一審關於具保停止羈押並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為法院於審理中依職權所為之強制處分，乃基於改良式當事人進行原則，仍維持起訴後由法院依職權發動並決定強制處分的規定，此等程序事項之判斷，與刑罰權有無的實體事項判斷標準，均有不同，亦與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始為決定者，法理不同。此所以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僅規定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之審核」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而不及於「審判中依職權決定強制處分案件」法官之理，否則起訴後受理審判案件的法院豈非均不得依職權為任何強制處分，或只要作成強制處分，均應迴避本案審理？從而，刑事訴訟法關於強制處分之事項，既未全面改行當事人進行原則，自不能單純以法官於審理中曾依職權發動或作成強制處分，作為應迴避之事由。據此，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明定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的規定，基於「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應解釋為立法者明示排斥適用於審判中的強制處分案件，而無類推適用之餘地。參考法條：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 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253號 | 十 | [] | 再審聲請程序，固屬於裁定程序，而裁定之審理，除法院於裁定前，認為有必要時，得調查事實者外（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參照），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到庭陳述意見。惟刑事訴訟法關於再審程序之規定，於109年1月8日修正，並於同年月10日施行，立法者基於再審制度之目的係發現真實，避免冤抑，對於確定判決以有再審事由而重新開始審理，攸關當事人及被害人權益甚鉅，乃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所謂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而言，法院原則上應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以釐清聲請再審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亦即肯認被告於原判決確定後，再審聲請程序審理中仍享有在場及陳述意見權之保障。而該次修正，並同時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第1、2項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賦予再審聲請人得釋明再審事由所憑之證據及其所在，聲請法院調查之權利，且明定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其立法意旨乃為填補再審聲請人因取證困難或取證能力之不足（諸如該證據為國家機關所持有、通信紀錄或監視錄影紀錄為業者或私人保管持有、新鑑定方法或技術出現等），以釐清確有證據證明聲請人主張之再審事由，發揮定讞後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俾平反冤抑。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通知到場及聽取意見之規定，於法院依同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亦有適用。可見立法者已肯認，被告於聲請再審案件之調查證據程序中，除顯無必要者外，得主張在場及陳述意見權。再酌以德國立法例，認法院因調查聲請再審之證據，訊問證人或鑑定人，或進行勘驗時，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皆得在場（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3項參照），賦予聲請再審案件之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有在場並陳述意見之機會。益徵聲請再審之案件，當事人於法院為證據調查時（如訊問證人或鑑定人，或實施勘驗等）之在場及陳述意見權，攸關當事人之權益，且為體現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重要一環，除當事人同意放棄、有依法得不予其在場之例外情狀或在場有妨害調查者外，應不得任意剝奪之。進而言之，通常訴訟程序之案件，倘當事人於該證據調查程序進行時並未在場，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1項、第288條之1第1項規定，法院事後應踐行法定程序，將該項證據調查之結果，向被告及其辯護人宣讀或告以要旨，並使其表示意見，始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違。而聲請再審之案件，縱法院依法未予再審聲請人在場權，然除法院應為准予開啟再審之裁定外，參酌上揭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3之立法意旨、德國立法例，暨在場及陳述意見權屬被告在訴訟法上之基本權利，法院事後仍應將該項證據調查之結果（如證人證詞、勘驗結果、鑑定報告等）告知再審聲請人，予其到場並陳述意見之機會，方得確保法治國公平法院之具體實現。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第429條之3。 | 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第429條之3。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258號 | 七 | [] | 按有破產聲請時，雖在破產宣告前，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拘提或管收債務人，或命為必要之保全處分。破產法第72條定有明文。關於保全之方法，法無明文。惟衡酌破產制度之設計，係債務人陷於一般的不能清償其債務時，基於債務人之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為免債權人各別以通常之強制執行方法為滿足其債權之手段，使債權人間發生顯著不公平現象，乃利用法律上之方法，強制將債務人全部財產依一定程序為執行及分配，以使債權人可平等受償，及予債務人復甦之機會，並防止一般社會經濟恐慌。故破產法第72條之保全處分目的在維護債權人之總體利益，其保全範圍非以單一債權人之債權為限，而係以日後可成為破產財團之債務人全部財產為範圍，以期破產程序能順利進行。是有破產聲請時，雖在破產宣告前，倘法院經審酌後認宣告破產之可能性較高時，自得依前開規定為命強制執行程序停止之必要保全處分，始符破產制度維護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之用意。至有別除權之債權人，固可不依破產程序而行使其權利，但別除權之標的財產，於破產宣告後仍屬於破產財團，故此僅涉及保全處分之方法及內容，非謂破產法第72條所定保全處分僅限於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處分或變更現狀之行為。相關法條：破產法第72條、第108條 | 破產法第72條、第10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335號 | 四 | [] | 按數人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不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此為民法第293條第1項所明定。依此，不可分之債，債權人中一人非不得以自己名義為全體債權人之利益，對債務人起訴，求為法院判命債務人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依相同法理，於強制執行程序，倘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所命給付，係不可分之債者，該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人中之一人，即得以自己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不可分之債之債務人為執行，並命將執行物交付予全體債權人，殊無執行當事人不適格可言。相關法規：民法第293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 | 民法第293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353號 | 八 | [] |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此規定參加訴訟，以有兩造之訴訟繫屬中為必要。次按宣告證券無效之公示催告，為法院依該證券之原持有人因證券被盜、遺失或滅失，聲請以公示方法，催告不明之現在持有該證券之人於一定期間內向法院申報權利。如不申報，經法院為除權判決宣告證券無效，使生失權效果之特別程序。是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程序，其目的在對於不申報權利人宣告法律上之不利益，非在對聲請人與申報權利人間之實體權利為裁判。民事訴訟法第546條雖規定法院就除權判決之聲請為裁判前，得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惟此項調查無非就公示催告之程序要件、除權判決之程序要件及就利害關係人之申報權利是否合法加以調查，以定應否駁回除權判決之聲請或裁定停止公示催告程序或於除權判決保留其權利（同法第547條、第548條規定參照），法院不得就權利之實體為調查、辯論及裁判。申報權利人對於公示催告聲請人所主張之權利有爭執，須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以資解決。故除權判決程序係由聲請人一方當事人進行，並無民事訴訟之兩造間對立訴訟繫屬，自無上開訴訟參加規定之適用，須至當事人提起撤銷除權判決之訴（同法第551條第2項規定參照）時，始得參加訴訟。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546條、第547條、第548條、第551條。 | 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546條、第547條、第548條、第55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427號 | 六 | [] | 司法院於民國106年7月28日所作成之釋字第752號解釋（下稱第752號解釋），對於修正前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76條第1款、第2款所列之案件，經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法院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該初次受有罪判決之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宣告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刑訴法第376條於106年11月16日修法時，增列第1項但書、第2項之規定，由其立法意旨觀察，堪認此次修法之宗旨，在於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前段所列之案件，性質上雖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然其有該條項但書之情形時，為更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例外允許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並為顧及第三審法院係法律審之合理負荷，以同條第2項規定，將之限制為僅得上訴一次，以為救濟。因此，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案件，應係同條項前段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規定之例外。惟刑訴法第405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之規定，未因同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之增列而配合修正，致生本件法律爭議。參諸抗告與上訴同係訴訟救濟之程序，目的均在於使受裁判之當事人得有救濟之機會，則無論是由前述第752號解釋之訴訟權保障或刑訴法第376條之修法宗旨以觀，本於同一法理，自應容許第二審法院對於同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案件所為之裁定，亦有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一次之機會。而此抗告程序之救濟既係立基於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案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次之性質，自不因其通常訴訟程序中，案件是否曾提起第三審上訴或第三審上訴結果如何而有不同。即使此類案件之通常訴訟程序中，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並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撤回上訴，或經第三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或無理由予以駁回，或經第三審法院撤銷發回或自為判決等，均不影響其第二審法院所為之裁定，有一次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之救濟機會。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05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0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513號 | 五 | [] | 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應歸屬於受益人、委託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信託法第1條、第65條參照），是受託人在以自己名義為信託財產任訴訟當事人之訴訟中，信託關係消滅，依民事訴訟法第171條規定，訴訟當然停止，並應由前述受益人、委託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承受訴訟。又原告於訴狀送達後，因客觀情事變更，致原最初之聲明未能達訴訟之目的，為保障原告之利益，允原告得以他項聲明代之，而為合法訴之變更。準此，受託人在以自己名義為信託財產任訴訟當事人之訴訟中，雖經原告因情事變更而為合法訴之變更，惟該變更之訴仍係本於受託財產衍生之權義為據，倘該受託財產發生信託關係消滅時，訴訟當然停止，仍應由該信託財產之受益人、委託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承受訴訟，不因變更之訴寓有撤回原訴之效力而受影響。相關法規：信託法第1條、第65條，民事訴訟法第171條 | 信託法第1條、第65條，民事訴訟法第1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548號 | 五 | [] | 按刑事訴訟案件之被告死亡時，因法院裁判之對象已不存在，原則上即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規定自明。再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係由法院以被告分別受宣告之罪刑為基礎，予以綜合評價後，合併決定其應執行刑罰之特別量刑程序，所為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效力，本質上屬實體裁判，自應以法院量刑之對象存在為前提。是以，法院於受理檢察官聲請受刑人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後，受刑人死亡時，法院即不得更為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303條第5款。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7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4月22日裁判案由：家暴妨害性自主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 | 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303條第5款。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7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4月22日裁判案由：家暴妨害性自主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673號 | 三 | [] | 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例如：雇主之終止合法性有疑義等），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因於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項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0條第2項規定，勞工為本條聲請時，就其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應釋明之。惟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2項規定：第一審法院就前項訴訟判決僱傭關係存在者，第二審法院應依勞工之聲請為前項之處分。蓋第一審判決既已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雖尚未確定，基於利益衡量，僅以第一審判決勞工勝訴即可認其有勝訴之望已具備優越蓋然性，足認其有受權利暫時保護之必要性，雇主應無明顯之僱用障礙或將生何等重大損害之危險，不必再審查其他要件。又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6條第1項規定，定暫時狀態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得以金錢之給付達其目的，法院始得於裁4定內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免為或撤銷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之規範目的，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非單純為金錢給付即滿足勞工之本案請求，是法院依上開規定所為之處分，尚無許雇主提供反擔保後免為或撤銷該處分之餘地。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36條、第538條、第538條之4，勞動事件法第49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0條。 | 民事訴訟法第536條、第538條、第538條之4，勞動事件法第49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702號 | 十 | [] | 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項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第106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終結，在因假扣押所供擔保之情形，該擔保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因不當假扣押所受損害而設，倘執行法院已依假扣押裁定執行債務人之動產，並交由債權12人保管，嗣債權人撤回假扣押執行之聲請，執行法院除撤銷該動產之查封外，應使保管人將之返還，假扣押之執行程序方屬全部撤銷，查封之動產尚未返還前，受擔保利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既未確定，自無從強令其行使權利，即不得謂為訴訟終結。至債權人主張對所保管之動產有其他權利，而拒絕返還，如經法院判決確定該項權利存在，固可認債務人確無損害發生，而為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惟仍不得僅以債權人片面主張有拒絕返還之權利，即稱已訴訟終結。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06條 | 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0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797號 | 五 | [] | 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刑法第76條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載明，我國刑法對於緩刑制度採罪刑附條件宣告主義，認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者有消滅罪刑之效力，亦即原罪刑之宣告均為無效，而以未嘗犯罪論。惟緩刑之宣告本質上雖無異恩赦，於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者，具有消滅原罪刑之效果，然依緩刑宣告所履行之負擔，不得請求損害或賠償，且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各款、第5項亦有明文規定，受判決人仍直接受有上述法律上之不利益，而非真正等同於「清清白白」之無罪。又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項第6款則明定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其所稱得聲請再審之「有罪之判決」、「受有罪判決之人」，從上開法條文義觀之，並無排除「緩刑期滿未經撤銷之有罪判決」，且受判決人仍有回復名譽之利益與法律上之實益，此觀聲請再審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或已不受執行時，亦得為之；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案件，諭知無罪之判決者，應將該判決書刊登公報或其他報紙，刑事訴訟法第423條、第427條第4款、第440條分別定有明文，在在彰顯係對於「誤判零容忍」的堅持與救濟。況刑事再審制度，乃判決確定後，以認定事實錯誤為由而設之特別救濟程序，目的在糾正、救濟事實認定之錯誤，以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並調和法律之安定與真相之發現。故確定判決能否再審，應以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無錯誤為判斷標準，與原確定判決是否已不受執行無涉，從而對於有罪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之事後救濟制度，和於判決時一併宣告之緩刑制度，互不排斥，而可併存。隨著基本人權保障意識受到重視，我國再審制度已逐步修法鬆綁，性質上同屬已不受執行之緩刑期滿且未經撤銷之有罪確定判決，為符合修法後放寬聲請再審門檻之規範本旨，對於法條文義之解釋，更應與時俱進，發揮再審制度除了救濟受判決人之刑罰執行外，還包括已不受執行時之回復名譽功能，也就是透過再審向社會宣示先前的刑事程序及判決有誤，受判決人自始是清白無辜之人，俾與一般國民認知和法律感情相契合。從而，「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之有罪判決，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原審以原確定判決因緩刑期滿未經撤銷已不復存在，即認抗告人聲請再審程序不合法而以裁定駁回，依上開說明，其不當限縮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所規定得聲請再審之「有罪之判決確定後」之法條文義，排除「緩刑期滿未經撤銷之有罪判決」之適用，而剝奪受判決人聲請再審回復名譽及法律上利益之權利，其解釋、適用法律所持見解，尚非允洽。至於抗告人是否於撤回第三審上訴後，選擇履行附負擔之緩刑宣告，於取得消滅罪刑宣告效力之有利結果後，復提起本件再審聲請，圖取回原已履行之負擔之情，則屬聲請再審程序合法後，後續法院審酌判斷其再審事由有無理由之另一問題，不容混淆。參考法條：刑法第74條、第76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 刑法第74條、第76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838號 | 二 | [] | 按第三人撤銷之訴無停止原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但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於撤銷之訴聲明之範圍內對第三人不利部分以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揭示：「第三人撤銷之訴乃係為賦予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與訴訟之利害關係人救濟機會之特別程序，原則上並不影響該確定判決在原當事人間之效力，故原判決當事人依該確定判決聲請執行時，並不因第三人提起撤銷之訴而受影響，爰增訂第一項。惟為避免執行程序於第三人撤銷之訴判決確定前即已終結，致第三人之權益受損，爰增訂但書規定，明定受理第三人撤銷之訴之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於撤銷之訴聲明3之範圍內，以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對第三人不利部分之效力」等詞，可知此項規定乃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之立法精神而制訂，故依該條但書得裁定停止之原確定判決效力，應限於判決之執行力，故原確定判決須為給付訴訟，始有適用之餘地。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3，強制執行法第18條 | 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3，強制執行法第1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9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851號 | 十二 | [] | 監護處分之本質與目的雖在於治療，而非刑事處罰，然經檢察官指定為執行處分之精神病院、醫院，對於受監護處分人，於不妨礙其治療進行之範圍內，應施以戒護，並得依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第12條準用第5條規定施用戒具，復應施以適當管理及監視其行動，使其於治療期間，仍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性質上兼具治療保護及監禁以防衛社會安全之雙重意義，已對受監護處分者之人身自由構成重大限制，而有類似刑事處罰之拘束人身自由效果，自難純以令入精神病院、醫院住院治療，係為受監護處分人回復精神常態及基於防衛社會公共安全之角度，而忽視人身自由保障之立場，否定其有刑法第37條之2第2項羈押日數折抵保安處分日數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37條之2第2項、第87條 | 刑法第37條之2第2項、第87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931號 | 三 | [] | 按調解標的涉及第三人之權利義務時，其調解能否成立，常繫於第三人之意見，為澈底消彌訟爭，許第三人參加調解程序，實所必要，故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就調解事件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法官之許可，得參加調解程序；法官並得將事件通知之，命其參加。此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而成立調解，係以終結訴訟為目的，如調解內容與訴訟標的無關，或涉及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雖得成立調解，究與就訴訟標的所成立之調解有間，僅生是否類推適用同法第380條之1規定得為執行名義，而無與訴訟上和解同一之效力，即無既判力。是債權人已對債務人中之一人取得勝訴確定判決，該債務人再於債權人與另一債務人之訴訟中參加調解，該調解成立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僅為債權人與另一債務人之債權債務關係，債權人於成立「其餘請求拋棄」調解內容時所拋棄者，除另有意思表示外，僅限於債權人對於另一債務人之其餘請求，不包括參加調解債務人已確定之債務。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1、第412條。 |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1、第41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9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抗字第951號 | 十三 | [] | （一）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者，視為撤銷羈押；羈押期間已滿未經起訴或裁判者，視為撤銷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2項、第7項定有明文。又依此2項規定視為撤銷羈押者，於釋放前，審判中，法院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而有必要者，並得依同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但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法院就審判中案件，得依職權，逕依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前開繼續羈押之期間自視為撤銷羈押之日起算，以2月為限，不得延長。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第9項亦有明定。上揭條文中第8項至第9項係於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其增訂立法說明：「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定未經合法送達，或延長羈押期間之裁定未經宣示，而未於期間屆滿前送達被告；或羈押期滿未經起訴或裁判，依第2項、第7項規定視為撤銷羈押者，多有出於人為之疏失者，若因此造成重大刑事案件之被告得以無條件釋放，致生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殊非妥適，允宜在法制上謀求補救之道。」「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例如殺人、製造手槍、販賣第一級毒品、加重強制性交、傷害致死、妨害自由致死、搶奪致死、強盜致重傷、加重強盜、擄人勒贖等等，均屬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之罪，如僅因人為疏失而予交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在外，對社會治安及後續偵查、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進行，將有重大不利影響，爰增訂第8項但書，規定該等案件於偵查或審理中發生上述視為撤銷羈押事由，不以先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為必要，對於偵查中案件，法院得依檢察官聲請；對於審判中案件，得依職權逕依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由於此種保全措施究屬不得已之例外，於繼續羈押之同時，自應就該案件集中偵查或審理，妥速終結，一旦繼續羈押期間屆滿仍未起訴或送交管轄法院者，自應即時釋放被告，不得再行延長其羈押期間，爰增訂第9項。」等旨，明白揭示被告倘係犯上開重罪案件，將來受有罪判決確定之可能性甚高，卻因羈押期滿，未能合法送達延長羈押裁定正本，或羈押期間已滿未經起訴或裁判者，應視為撤銷羈押而釋放，對社會治安及後續偵查、審判、執行程序之進行，將有重大不利影響，乃增訂於釋放被告前，審判中得由法院訊問被告後裁定繼續羈押之例外規定，以達補救因未能合法送達延長羈押裁定正本或未能於羈押期滿前起訴或裁判之程序瑕疵，致被告羈押期間屆滿，原應無條件釋放被告之窘境，及造成社會安全防護網破口之困境。（二）99年5月19日修正公布，於101年5月19日施行之速審法第5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第2項）」「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8年。（第3項）」「前項羈押期間已滿，仍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銷羈押，法院應將被告釋放。（第4項）」此係就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次數及羈押總期間予以設限，以防被告因多次更審，羈押次數重新計算，而遭無限期羈押之情形發生，用保人權，並促進訴訟，雖屬完備刑事羈押體系，以濟刑事訴訟法第108條關於重罪羈押次數及羈押總期間之不足，而為該條相關規範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徵諸速審法第5條第4項之用語與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7項並無不同，至於其餘刑事訴訟法第108條有關羈押期間之規定，速審法並未規定，依速審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應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但書、第9項之規定自應予以適用。固然，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之立法說明雖提及：「第5項係偵查中或同一審級最長羈押期限之基本規定，依增訂第8項所為之繼續羈押，連同先前已為羈押之總期間，須受第5項偵查中或同一審級最長羈押期限之限制，乃屬當然。」等語，惟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5項之羈押期限僅就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設限，同條第8項增訂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次數或羈押總期間原本無限制規定，依立法原意及當時之時空背景以觀，前揭立法說明並未包括審判中重罪羈押次數及羈押總期間之限制，自不能以辭害意，執此逕謂速審法第5條第3項之羈押總期間規定，係立法者有意對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排除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但書規定之適用。（三）速審法第5條第3項業於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於109年6月19日施行，修正後規定：「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其立法說明固指出：「……羈押期間，自亦應確保不超過具體案件之需要，以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從統計資料顯示，……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之比率亦逐年下降，自103年以降，均已降至百分之十以下，案件整體審判期間亦相應縮短，足見審判中羈押總期間以5年為限，應足以因應實務審判上之需要，……。」然其不分犯罪輕重、案件繁雜，羈押總期間一律縮短為5年，似乎輕重失衡，確實不足以因應實務審判上之需要，已於本案體現。被告倘犯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審判程序延宕，視為撤銷羈押者，將來受有罪判決之可能性仍甚高，卻因前開規定釋放，對社會治安及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進行，將有重大不利影響，並造成社區居民惶惶不可終日，當非制定、修正速審法時之立法本意。從而，依憑法條文義、立法理由、修法歷程及意旨，並基於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兼顧案件審理之品質，就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速審法未有特別規定，法院得本於職權，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但書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而此繼續羈押以2月為限，不得延長，法院於繼續羈押之同時，應儘速審理，妥適終結，當不會產生無限期羈押之情形，亦不悖乎速審法第5條之立法本旨。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37 |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37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16號 | 十二 | [] | 按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76條第6項定有明文。故被繼承人死亡時，由先順序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於其等合法拋棄繼承權時，次順序繼承人始得繼承。惟次順序之繼承人倘於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時即已死亡，斯時其業無權利能力，無從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自不生由其繼承後，再由其繼承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繼承權之問題。相關法條：民法第1176條。14 | 民法第117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10年度台簡抗字第310號 | 八 | [] | 按暫時處分，由受理本案之法院裁定；本案裁定業經抗告，且於聲請時，卷宗已送交抗告法院者，由抗告法院裁定。家事事件法第86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同法第94條第3項規定「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於第二審為追加或反請求者，對於該第二審就家事非訟事件所為裁定之抗告，由其上級法院裁定之。」故於第二審（抗告）法院為反請求後，如對於第二審法院就家事非訟事件所為裁定提起抗告者，為保障當事人或關係人之審級利益，對於該抗告應由第二審法院之上級法院裁定，而非由少年及家事法院合議裁定之。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86條、第94條 |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86條、第9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簡抗字第97號 | 十一 | [] | 第三審上訴係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及第2項之情形外，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如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於上訴人自行委任或經法院為其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前，上訴人尚不具表明上訴理由之能力，自不得以其未於同法第471條第1項所定期間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即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駁回。又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額數，當事人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時，除別有規定外，仍適用該法第三編第二章第三審程序之規定，為同法第436條之2所明定。關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當事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第三審上訴，惟未於上訴狀記載上訴理由，亦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二審法院應否裁定命其補正訴訟代理人，未補正前得否逕以上訴狀未記載上訴理由為由，裁定駁回其上訴？業經本院110年度台簡抗徵字第97號依法定徵詢程序，徵詢13各庭統一法律見解，各庭均同意應先裁定定期補正訴訟代理人。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466條、第466條之1第471條 |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466條、第466條之1第4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10年度台聲字第1471號 | 十 | [] | 按判決之既判力，係僅關於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而生，故在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自不受其既判力之拘束。又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經法院核定，即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如認該調解有無效之原因，須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始得救濟。此項訴訟係請求法院以判決直接宣告調解無效，其性質為形成之訴，於判決確定時發生形成效力，其法律關係即因該形成判決確定而創設、變更或消滅。關於系爭備位聲明，他調訴字第1號判決係以聲請人與黃英傑就系爭調解事件代理委任關係存在，系爭調解並非無效為由而駁回，聲請人提起第二審上訴後，第131號事件認聲請人係撤回該部分上訴而告確定；惟該宣告系爭調解無效之形成效力，於第36號事件判決確定時發生，係屬系爭備位聲明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而系爭變更之訴以第36號事件宣告系爭調解無效之新事實為據，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補償費，自非系爭備位聲明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效力所及。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 | 民事訴訟法第400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10年度台非字第13號 | 四 | [] | 刑事訴訟乃針對被告具體行為，在彈劾主義訴訟制度下，經公（自）訴權之行使，於訴訟條件完備之情況下，由法院為實體之審判，以確認並實現國家刑罰權存否及範圍之程序。案經起訴由法院審判之結果，雖認定被告有被訴之行為，然倘其行為時之法律並無處罰明文，即非犯罪，亦即確認國家對被告之刑罰權自始不存在者，法院應以「行為不罰」為由，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諭知無罪之判決；倘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原有處罰明文，但因「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由於國家刑罰權在被告犯罪後既已被廢止而不再存在，則經由刑事訴訟確定並實現國家刑罰權之程序即無進行之必要，起訴權因此失所依附而歸於消滅，法院自不得為實體之審判，而應依同法第302條第4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被告被訴行為之所以不受刑事處罰，或係因行為時本無刑事處罰之法律明文，依刑法第1條前段關於罪刑法定主義即「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之規定使然，故而自始不予處罰；或係因行為雖屬犯罪，惟因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故而事後不予處罰。兩者從是否科予刑罰之結果而言，固無區別，然其原因事例、判決本旨及理由依據殊異。由立法院制定通過且經總統公布之既存法律，其規範效力之變動或喪失，常例係經立法院修正或廢止相關法律規定並經總統公布而生效，在特例之情況下，則依司法院所公布大法官解釋憲法之意旨定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而宣告刑事確定判決所依據之刑罰法律違憲，對於聲請人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例外具有溯及之效力，聲請人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茲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刑法第239條通（相）姦罪刑之規定違憲，應自解釋公布日起失效，則被宣告違憲之刑罰法律，等同於經立法院廢止，其對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具有溯及之效力，而得據為非常救濟之法制理由，無非根源於國家權力（司法權）之作用──廢止刑法第239條通（相）姦罪刑規定，並使其原則上僅向後發生之效力，例外溯及作用於上開原因案件。至於對聲請人不予論罪科刑而有類同「行為不罰」之結果，僅係該刑罰法律經廢止後之反射狀態而已，並非聲請人行為時之法律原無處罰明文。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刑法第239條通（相）姦罪刑規定，對憲法第22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之限制，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係權衡現時生活價值觀念變遷之時代性所為之利益協調整合，此觀該解釋之理由書說明略以「隨著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之發展，參諸當代民主國家婚姻法制之主要發展趨勢，婚姻關係中個人人格自主（包括性自主權）之重要性，已更加受到肯定與重視，而婚姻所承載之社會功能則趨於相對化」等旨，闡釋風移俗易，法與時轉，社會變遷導致規範調整更易之必要性即明。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法律違憲失效，例外對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賦予溯及效力，目的無非係使該個案可利用現有訴訟程序以為非常救濟，寓有特別獎勵意味，以肯定其對維護憲法之貢獻。故關於刑法通（相）姦罪刑規定失效之回溯射程，苟能達該個案救濟目的即可，亦即以「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為由，使該個案聲請人不受刑罰足矣，從而，應認上開規定失效之回溯射程及於該個案依非常救濟程序為裁判時，以兼顧個案救濟與法之安定性及公平性。倘認刑法通（相）姦罪刑規定之失效，應回溯至個案聲請人原因案件之行為時，甚至推溯至法律制定公布時自始無效，而以「行為不罰」為由，以使個案聲請人不受刑罰，則此不僅與91年12月27日公布而於個案聲請人原因案件行為時仍屬有效之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意旨（即刑法通﹙相﹚姦罪刑之規定不違憲）互相牴觸，且與釋字第791號解釋係鑑於時代演進，馴致性自主權利與婚姻價值觀念改變，乃為規範調節之旨趣不符。況且，相較於僅釋字第791號解釋之聲請人，始得就其據以聲請之原因案件依該解釋意旨為非常之救濟，惟其他同經法院判處刑法通（相）姦罪刑確定之眾多受刑人，於該解釋公布前未對該刑罰法律合法聲請釋憲者並不與焉之差別而言，若謂釋字第791號解釋聲請人原因案件之通（相）姦行為不罰，殊非合理，據此可窺悉採「行為不罰」見解之論點，尚不具有規範體系之合理性。刑事確定判決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本院認該判決違背法令，以非常上訴為有理由，依法應予以撤銷，且該確定判決不利於被告而應另行改判時，本係代替原審法院根據原所認定之事實，依其判決時所應適用之法律而為判決。本件被告周○慰被訴妨害家庭案件，原論罪科刑確定判決所認定被告為有配偶之人與人通姦之事實，係該當行為時刑法第239條前段通姦罪構成要件之有責行為而屬犯罪，並非行為不罰，但由於刑法通姦罪刑之規定，嗣經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違憲，應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效，亦即廢止該罪刑規定，且對被告據以聲請解釋之本件原因案件具有溯及至原審法院為判決時之效力。茲既由本院代替原審法院而為判決，依前揭說明，自應以該原因案件有「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4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4款。〈大法庭案件〉五、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判書全文）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並兼顧被告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是裁判確定後，除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者外，不得對同一行為重複追訴、審問、處罰，以避免被告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重複審問處罰之危險，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之社會規範秩序，而非絕對執行累計宣告刑，以免處罰過苛，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為一種特別量刑過程。又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判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之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關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1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大法庭案件〉 | 刑法第50條、第51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大法庭案件〉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非字第161號 | 二 | [] | 法律之解釋，始於文義解釋，終亦不能超過其可能之文義，若法文之文意明確，無複數解釋可能性時，即僅能為文義解釋。刑法第361條規定：「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依其文義，行為客體為公務機關電腦，或其內之電磁紀錄。並無文意不明確情形，應無另尋求立法解釋之必要。以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例，其侵害之對象如為公務機關電腦，並因而取得該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即應成立刑法第361條之罪，不以電磁紀錄之內容與「國家機密」有關者為限。本院前述裁判援用刑法第361條之立法說明，認為取得之電磁紀錄須與「國家機密」有關，已逾越法文文意，限縮法律所未規定之範疇。況所稱「國家機密」倘指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之國家機密，則非屬國家機密但屬「一般公務機密」之電磁紀錄被侵害時，即不能適用刑法第361條，而僅能以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論罪，甚或不能論罪，於法律規範本旨，應屬有違。依法律體系，刑法第2編第36章「妨害電腦使用罪」，係依其保護（侵害）對象之不同，分為個人（他人）之電腦（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下稱個人電腦）與公務機關電腦（刑法第361條）二類，其餘規範之要件並無不同。亦即，刑法第361條係以借犯第358條至第360條之罪，但以公務機關電腦取代個人電腦，作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並以所借之罪之基準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為其法定本刑，而屬於借罪又借刑之雙層式立法方式。換言之，公務機關電腦或個人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其公私屬性、重要與否，或有無保護必要等，容或不同，但於刑法第361條，除要求須係公務機關電腦外，並無作不同解釋之餘地。此由行政院、司法院會銜提案增訂刑法第361條之立法說明謂：「二、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最近駭客入侵我國政府機關之網站即為一例。故建議參採美國聯邦法典……規定，區別入侵政府之電腦系統與一般個人使用之電腦系統之處罰，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至於入侵金融機構電腦之行為，現行刑法第339條之3……已有規範，毋庸於本章重複規範」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9期第145、146頁），亦可印證刑法第361條與第358條至第360條規定，所不同者，僅在公務機關電腦與個人電腦之區別，無關其等電磁紀錄之內容是否與國家機密有關。至於刑法第361條之加重規定，或在突顯公務機關電腦系統應受保護之重要性，或如前述立法說明所載，係因適有我國政府機關電腦被駭之背景，與電磁紀錄內含國家機密與否無關。參考法條：刑法第361條。<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 | 刑法第361條。<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 | 十一 | [] | 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且非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非違禁物，依刑法總則之規定，原不得宣告沒收。然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義務沒收之當場財物，除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之財物外，尚包括當場陳列、存置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但非屬犯罪行為人實際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之財物在內。因賭博犯罪所在地，係屬公眾處所，當場財物，何者為實際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是否為犯罪行為人所有，皆舉證不易，難以認定。為維護社會公序良俗與經濟秩序，有效遏制賭博犯罪，故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所謂「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因賭博當場與查獲當場未必一致，只須能證明賭博當場，客觀上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者即屬之，不以「破案當場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遭查獲」為必要。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參考法條：刑法第266條第2項 | 刑法第266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10年度台非字第172號 | 三 | [] | 刑事實體法所稱之物、財物、動產或賄賂（例如刑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之違禁物及犯罪物、第121條之公務員收受賄賂、第175條之放火或失火燒燬物、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財物、第320條第1項之竊取動產、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動產、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取物、第333條第2項之準海盜掠奪財物、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使人將物交付、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使人將物交付、第349條之收受贓物等），其概念相類或內涵重疊，然均有別於刑法（指廣義刑法）上所稱之不正或不法利益（例如刑法第121條之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第328條第2項之強盜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346條第2項之恐嚇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等）。再貪污治罪條例之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所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素。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物；所謂「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且如有所得，同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既僅明文規定「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而不及於「不正利益」，則行為人犯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將其收受之全部所得賄賂（即財物）繳交扣案者，不論其所得之不法利益已否繳交，均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此外，刑罰及沒收均屬刑事法律對於犯罪或不法行為之反應，在沒收之脈絡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財）物（均含動產與不動產）、財產上（有形與無形或積極與消極）利益及其孳息，皆應澈底剝奪而予以宣告沒收，此與上揭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規定，彼此之規範目的及效果互殊，本即併行不悖。原確定判決既認定被告就本件被訴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上揭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業於偵查中自白不諱，並將其所收受之財物即賄賂6萬2,000元全數繳交扣案，則被告前揭所為已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關於「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輕其刑」之要件，而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乃原確定判決卻謂被告並未一併將其所收受價值5,000元餐飲招待不正利益繳回，不符上開減刑規定關於「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而無從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核係就該等有利於被告之減刑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要件，其理由矛盾致適用法條錯誤，而影響於判決之結果，依上述說明，自屬判決違背法令。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非字第230號 | 七 | [] |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所謂應告知或再告知之「罪名」，是否包括「罪數」在內？因本院先前裁判就此見解有所歧異，有認為不包括告知「罪數」在內，係以究屬接續犯或集合犯一罪，抑應論以數罪而併合處罰，係犯罪罪數問題，並非罪名之變更，縱未告知，亦與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無違。有認為應包括告知「罪數」在內，則以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罪名告知，植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而設，既係被告依法所享有基本訴訟權利之一，亦係國家課予法院的闡明告知及訴訟上照料之義務，縱使檢察官或被告向法院提出罪名變更之請求，皆不能免除法院告知與聽聞之義務。又所稱罪名變更者，除質的變更（罪名或起訴法條的變更）以外，自包含量的變更造成質的變更之情形（如包括的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變更為數罪），事實審法院於罪名變更時，若違反上述義務，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於法有違。本合議庭擬採包括「罪數」在內之見解，並於民國111年6月10日以110年度台非徵字第230號徵詢書，依大法庭程序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同意本庭所採取之見解。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相同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而無須提案至刑事大法庭裁判，即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茲補充理由如下：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罪名告知，除為保障被告防禦權，並課予法院的闡明告知及訴訟上照料義務外，更是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請求資訊權規定，基於憲法第8條、第16條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基本權保障核心的聽審權，具體落實於刑事訴訟程序而課予國家的憲法上告知義務，旨在使被告能充分行使訴訟防禦權，以維審判程序之公平。所謂「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除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自包含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起訴效力所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暨法院依同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後之新罪名。法院就此等新增或變更之罪名，則均應於其認為有新增或變更之時，隨時、但至遲應於審判期日前踐行告知之程序，使被告能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而確保其權益。聽審權的內涵，至少包含有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三者。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的罪名告知程序即係資訊請求權的具體實現，唯有被告知悉完整資訊後，始能對之有陳述並進而辯明的機會，尤其在對被告作出不利益決定前，更應讓被告能陳述其意見（請求表達權）；而被告的答辯及表達，法院要能實質且有效的回應，提出論理及說服的過程，被告始能得知法官有無注意，並足供上級審檢驗（請求注意權）。一般而言，數罪併罰的科刑合計及定應執行刑結果，相較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的單一科刑，在罪責評價上對於被告顯為不利，自應保障被告有預先獲知可能性，並進而就此為陳述及辯論之機會，法院始能將被告的意見充分考量及予以回應，如此方係完整的聽審權保障，以防免突襲性裁判。綜上所述，法院踐行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罪名告知義務，如認為可能自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改為實質競合之數罪，應隨時、但至遲應於審判期日前踐行再告知之程序，使被告能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而確保其權益，不致侵害被告憲法上之聽審權。至被告如已就罪名、罪數之變更，曾為實質辯論而得知悉，縱形式上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罪名告知程序再為告知罪數變更，既對被告之防禦權未造成突襲性侵害，屬無害瑕疵，如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自屬當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第267條、第300條。 |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第267條、第30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非字第27號 | 六 | [] | 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審判程序或其判決（裁定）之援用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有所違背而言。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42條規定，檢察官發見確定判決案件之審判有違背法令情形者，應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同法第443條規定，提起非常上訴，應以非常上訴書敘述理由，提出於最高法院為之。所謂敘述理由，即敘述原確定判決之案件，其審判有何違背法令之事實及證據而言，亦因其理由須為此等事項之敘述，是以於提起非常上訴時，應併將該案件與所指違背法令事項相關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又非常上訴旨在糾正原確定判決適用法令之錯誤，即就原確定判決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是否錯誤予以判斷，而替代其為適當之判決，故非常上訴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為有理由，應依法撤銷原確定判決另行改判時，乃係替代原審而為裁判，則前述卷宗及證物，自應包括該案件之審判筆錄等卷證資料，否則，最高法院將無可據以替代原審而為裁判。從而，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應將證明所指審判違背法令情形所憑證據，及該案件相關卷證資料，送交最高法院，俾得據以審判，始為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443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47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2月24日裁判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147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孫小玲被告巫文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8年度上更一字第39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巫文利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二、按無罪之判決，依法應記載其理由，是對於被告被訴之事實及其不利之證據資料，如何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均應逐一詳述其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卷查：㈠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3款規定，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縱或謂行賄者針對交付賄賂情形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所為書面陳述，而屬行賄者反覆多次陳述同一事實之累積性證據；且行、收賄對向皆成罪之雙方，若指證他方之對向犯行得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為避免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他方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危險，除透過具結或交互詰問、對質，確保其真實性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同一法理，尚須有補強證據擔保該真實性，始能憑以對被告（對向犯之他方）論處罪刑。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對於行賄者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行18賄者重複指證被告收受賄賂各情是否屬實。究不得僅以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稽之案內資料，證人A1對於交付賄款時段、起始日期、更易交付賄款地點或頻率經過等枝節性事項，縱先後所述有異，然關於交付賄賂概況、嗣後配合被告休假或避免遭查緝而改變交款地點或頻率、賄求事項與目的等主要事實所述，則大致無悖（見偵查卷六第12至18頁、第一審卷三第5至24頁、更審前原審卷五第239至240頁），並就警員勤區職掌、是否已提供查緝訊息等有利、不利被告之事項一併陳明，且據被告自陳與A1並無恩怨（見偵查卷六第139頁）。若與前述證人（行賄者）所指非預期供訴訟使用之行賄備忘紀錄併同觀察，難認A1之累積性證述有何瑕疵可指。甚且A1證述首次交付賄款地點高雄市鳥松區吉同橋附近，距被告當時任職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車程僅約4分鐘；所稱配合被告休假時間更異之交款地點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四維路口金礦咖啡店，與被告自承之住處距離僅160公尺，核與被告供承當時任職處所、住址各情（見偵查卷六第22、23、122、125頁）暨案內地圖資料（見偵查卷六第54、55頁）相符，並非毫無可佐。且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於民國106年6月3日函送之被告涉案日期值勤狀況一覽表（見更審前原審卷三第1、88頁），被告於A1所指各收賄日期（101年8月5日至104年5月3日之每月第1個星期日），除102年1月6日、8月4日、9月1日、10月6日、103年5月4日、6月1日、8月3日、11月2日、104年5月3日計9次未輪休外，其餘每月第1個星期日均為輪休（共20次），該輪休日與A1所述相符，似屬信而有徵。又檢察官既起訴認被告多次收受賄賂犯行應分論併罰，乃原判決對於上開輪休日與A1指述內容相合部分，是否足以影響前述實質證據（行賄者證述）之證明力，可否保障其所述被告各收賄犯行之真實性而非虛構，未詳細取捨論斷各不利事證不予採取之理由，即逕以本案除行賄者A1之證述及行賄備忘紀錄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以佐證，及A1所述被告收賄日期中有數日並非被告輪休日，被告復無義務提出其於非輪休日期另有阻斷收賄之不可抗力事由，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不無理由欠備之違失。㈡依A1確認係其記載無誤之扣案行事曆內容觀之，A1於西元2012年曆12月2日處，同年12月2日、6月25及26日、8月5日、11月4日桌曆備忘欄分別記載被告姓氏或姓名，並特別附記「（PM）17：00」或「（下午）17：30」之時間（見偵查卷六第41、42、44至46頁）。甚且於西元2012年6月25、26日備忘欄位記明「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合計2萬元整」、「文山所」（見偵查卷六第44頁）。如若無訛，則A1證述係按事前約定之特定時間、地點與被告見面交付賄賂，或 | 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443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47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2月24日裁判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147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孫小玲被告巫文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8年度上更一字第39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巫文利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二、按無罪之判決，依法應記載其理由，是對於被告被訴之事實及其不利之證據資料，如何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均應逐一詳述其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卷查：㈠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3款規定，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縱或謂行賄者針對交付賄賂情形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所為書面陳述，而屬行賄者反覆多次陳述同一事實之累積性證據；且行、收賄對向皆成罪之雙方，若指證他方之對向犯行得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為避免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他方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危險，除透過具結或交互詰問、對質，確保其真實性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同一法理，尚須有補強證據擔保該真實性，始能憑以對被告（對向犯之他方）論處罪刑。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對於行賄者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行18賄者重複指證被告收受賄賂各情是否屬實。究不得僅以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稽之案內資料，證人A1對於交付賄款時段、起始日期、更易交付賄款地點或頻率經過等枝節性事項，縱先後所述有異，然關於交付賄賂概況、嗣後配合被告休假或避免遭查緝而改變交款地點或頻率、賄求事項與目的等主要事實所述，則大致無悖（見偵查卷六第12至18頁、第一審卷三第5至24頁、更審前原審卷五第239至240頁），並就警員勤區職掌、是否已提供查緝訊息等有利、不利被告之事項一併陳明，且據被告自陳與A1並無恩怨（見偵查卷六第139頁）。若與前述證人（行賄者）所指非預期供訴訟使用之行賄備忘紀錄併同觀察，難認A1之累積性證述有何瑕疵可指。甚且A1證述首次交付賄款地點高雄市鳥松區吉同橋附近，距被告當時任職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車程僅約4分鐘；所稱配合被告休假時間更異之交款地點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四維路口金礦咖啡店，與被告自承之住處距離僅160公尺，核與被告供承當時任職處所、住址各情（見偵查卷六第22、23、122、125頁）暨案內地圖資料（見偵查卷六第54、55頁）相符，並非毫無可佐。且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於民國106年6月3日函送之被告涉案日期值勤狀況一覽表（見更審前原審卷三第1、88頁），被告於A1所指各收賄日期（101年8月5日至104年5月3日之每月第1個星期日），除102年1月6日、8月4日、9月1日、10月6日、103年5月4日、6月1日、8月3日、11月2日、104年5月3日計9次未輪休外，其餘每月第1個星期日均為輪休（共20次），該輪休日與A1所述相符，似屬信而有徵。又檢察官既起訴認被告多次收受賄賂犯行應分論併罰，乃原判決對於上開輪休日與A1指述內容相合部分，是否足以影響前述實質證據（行賄者證述）之證明力，可否保障其所述被告各收賄犯行之真實性而非虛構，未詳細取捨論斷各不利事證不予採取之理由，即逕以本案除行賄者A1之證述及行賄備忘紀錄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以佐證，及A1所述被告收賄日期中有數日並非被告輪休日，被告復無義務提出其於非輪休日期另有阻斷收賄之不可抗力事由，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不無理由欠備之違失。㈡依A1確認係其記載無誤之扣案行事曆內容觀之，A1於西元2012年曆12月2日處，同年12月2日、6月25及26日、8月5日、11月4日桌曆備忘欄分別記載被告姓氏或姓名，並特別附記「（PM）17：00」或「（下午）17：30」之時間（見偵查卷六第41、42、44至46頁）。甚且於西元2012年6月25、26日備忘欄位記明「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合計2萬元整」、「文山所」（見偵查卷六第44頁）。如若無訛，則A1證述係按事前約定之特定時間、地點與被告見面交付賄賂，或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 | 三 | [] | 「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紀錄畫面之翻拍照片，或列印成紙本文件）。由於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是否確實係其所主張之證據（即二者是否具同一性），乃該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要件。是於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惟若有爭議，如何確認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未經變造、偽造，即涉及驗真程序。證據唯有通過驗真，始具有作為審判中證據之資格。而驗真之調查方式，非僅勘驗或鑑定一途，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易言之，得以對於系爭證據資料有親身經驗，或相關知識之人作證（例如銀行消費借貸部門經理，可以證明與借貸有關電腦資料為真；執行搜索扣押時，在場之執法人員可以證明該複製品係列印自搜索現場取得之電磁紀錄）；或以通過驗真之其他證據為驗真（例如藉由經過驗真之電子郵件，證明其他電子郵件亦為被告撰寫或寄出）；或者於電磁紀錄內容有其獨特之特徵、內容、結構或外觀時，佐以其他證據亦可通過驗真（例如電子郵件之作者熟知被告生活上之各種細節，或所述之內容與被告在其他場合陳述之內容相同等，亦可用以證明該郵件係被告撰寫之依據）等方式查明。又證據之驗真僅在處理證據能力層面之問題，與實體事實無關，屬程序事項，是其證明方法，依自由證明為之，且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至通過驗真之證據對待證事實之證明程度，則為證明力之問題，二者不容混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043號 | 二 | [] | （一）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皆為公司負責人；董事組成董事會，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決議，以決議方式執行除應由股東會決議事項以外之公司業務；監察人則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亦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公司如有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更有應處罰鍰之規定。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202條、第218條等規定即明。是為落實股份有限公司之正常經營及確保股東之權益，凡就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人，應自就任之日起依法執行職務。（二）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固有明定，惟此規定係以原告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為免過苛及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設，尚非賦與法院就形成當事人間權利義務內容之裁量權。故法院於適用該規定時，仍應就其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所定數額之計算，說明其具體理由，尚不得逕以裁量方式行之。相關法條：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202條、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 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202條、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3年度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058 | 三 | [] | 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所定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須於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所稱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12條 | 強制執行法第1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 | 三 | [] | 按債權人對債務人聲請為強制執行，可認有行使權利之表示，其債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自其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及證明文件於法院時起中斷。又執行名義所載債務人更名或法定代理人變更，並不影響其人格之同一性。雖安○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90年5月25日由馬○隆變更為鍾○玲、公司名稱於96年11月5日變更為采○公司，惟並不失其法人格之同一性。萬○銀行、被上訴人既依序於92年9月29日、100年11月1日提出對安○公司取得之確定支付命令及以該支付命令換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證明文件，聲請對安○公司為強制執行，自已生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相關法條：民法第129條 | 民法第12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 | 四 | [] | 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五條之罪（按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考量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乃增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有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情形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參見）。又雖立法理由另指出：此項規定係就現今不同犯罪類型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等語。惟本罪僅係將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法律效果明定，仍係以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為基礎，而加重各該罪法定刑至二分之一。就此以觀，行為人既就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自白犯行，對於以一行為犯之，而客觀上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事實縱未為自白，惟立法者既明定為單一獨立之犯罪類型，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或重複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自無因科刑實質上等同從一重處斷之結果，而剝奪行為人享有自白減刑寬典之理。又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未將屬獨立罪名之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罪列入，若拘泥於所謂獨立罪名及法條文義，認為行為人自白犯該獨立罪名之罪，不能適用上開減輕其刑規定，豈為事理之平，故應視就其所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有無自白而定。原判決說明：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其基於營利意圖，價售毒品與喬裝買家的司法警察行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販賣毒品罪之構成要件，而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加重犯罪型態，亦應解為同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之犯罪類型範圍。且被告就本件混合二種毒品之加重構成要件雖辯稱並未明知，而無直接故意，但就有可能涉及不確定故意，亦即知道為毒品成分的咖啡包，至於第幾級毒品尚不在意，只要能賣出去就好，其未明確否認有販賣混合二種毒品之咖啡包的犯意，因認被告已於原審審理時自白其有販賣本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咖啡包之不確定故意，而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等旨。原判決就此已詳予調查說明，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被告僅承認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否認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難認已就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為自白，原判決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依上述說明，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17條第2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17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 | 五 | []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條開宗明義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防杜拍攝、製造兒童、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性影像，而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也就是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而刑事法上所稱之「猥褻」，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司法院釋字第407、617號解釋意旨參照）。又依民國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同年11月20日生效施行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故前揭兒童權利公約有規定者，屬刑事法律關涉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相關事項之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所列之罪，依其文義及體系解釋，乃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以及被害人自主意願之法益侵害高低程度之不同，而予以罪責相稱之不同法定刑，並於同條例第4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當調節機制以資衡平，為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是法院於具體個案審查是否屬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猥褻行為」之性影像時，自應本諸上揭保障及促進兒童、少年權利及保護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以行為人所為，是否為資源掌握者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壓榨下，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作為性剝削之判斷標準，而不侷限於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為限。上揭相同之法律用語（猥褻行為），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與刑法各自規範目的不同，為符合前者乃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本旨與價值取向，自應依循上述差異性之理解脈絡，而為犯罪概念個別化不同解釋內涵，即學理所稱之「法律概念相對性」，以調和使整體法律規範之適用結果，符合法秩序整體一致性及法價值體系間之和諧，俾利實現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核心規範保護目的，兼維護刑法之安定性。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1號 | 四 | [] | 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已，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又一般人對「污點證人」之認知，乃因隱匿性之犯罪，由共同正犯之一和檢察官等偵查者達成協議，供出全部犯罪事實及參與者，幫助偵查者破獲犯罪事實及參與者、犯罪首腦。則可以減輕或免其刑責，甚至檢察官可以對之為不起訴處分。我國亦於刑事程序訂定證人保護法。是污點證人之所以願全力配合，必獲得有（偵查）權者相當承諾給予利益。相關法條：民法第148條 | 民法第14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 五 | [] | 刑事案件輕重不一、繁簡各別，對其處理如能視案件之輕微或重大，或視被告對於起訴事實有無爭執，而異其審理之訴訟程序或簡化證據之調查，一方面可合理分配司法資源的利用，減輕法院審理案件之負擔，以達訴訟經濟之要求；另一方面亦可使訴訟儘速終結，讓被告免於訟累，以達明案速判之目的，此乃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下稱法定罪名），於前條第一項程序（即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立法意旨。是以倘案件屬於法定罪名，因不法內涵非重，且被告於準備程序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即得於保障當事人為訴訟程序主體之程序參與權後，賦予事實審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程序轉換權，此時被告獲得公正有效審判既已獲得確保，仍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再被告既為有罪陳述，已可推定放棄詰問權之保障，因此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且放寬證據調查之方法，不受通常審判程序相關規定之限制，得由審判長便宜行事，以適當之方法調查證據；且因案情明確，為合理、有效分配司法資源，依同法第284條之1規定，第一審亦不行合議審判。除此之外，與通常審判程序所遵循之控訴原則、當事人對等、言詞審理、公開審理及審級制度等，並無異同。又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後，認有「不得」或「不宜」者，應撤銷原裁定，依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者，包括被告所犯非法定罪名之案件，或被告未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等不符法定要件之情形，法院並無裁量之權。另所謂「不宜」為簡式審判程序者，依照立法理由所載及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139點之規定，除指被告雖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但其自白是否真實，仍有可疑者外；尚有如一案中數共同被告，僅其中一部分被告自白犯罪；或被告對於裁判上一罪或數罪併罰之案件，僅就部分案情自白犯罪等情形，因該等情形有證據共通的關係，若割裂適用而異其審理程序，對於訴訟經濟之實現，要無助益，此時自亦以適用通常程序為宜，惟此仍應由法院視案情所需裁量判斷。據此，應為無罪（含一部事實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形）之判決，因涉及犯罪事實存否，自係不宜為簡式審判。然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 | 二 | [] | 公立醫院固為政府機關依相關法規所設立，然其與病患間所成立之醫療關係，乃立於私法主體地位所從事之私經濟行為，與公務機關立於統治權之行政主體所為公權力行使不同。是公立醫院與病患間之醫療關係，仍屬一般私法契約之性質，自難認「公立醫院」係執行統治權而行使公權力之公務機關。從而，公立醫院基於其與病患間之私法醫療關係，自所從事之私經濟醫療行為收取之醫療費用，既非立於公務機關地位，居於統治權所為公權力行使而徵收、納用等程序取得，其單純依據醫院與病患間之一般私法醫療契約收取之款項，性質上應認與前揭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公有財物有別，而無該款罪刑規定之適用；惟服務於該機構之「身分公務員」，既具有公務員身分，自應秉於公務員所應有之忠誠、廉潔義務，不得有所違反，否則縱服務於此等機構，仍屬貪污治罪條例所規範處罰之對象。且上開條例第1條已明文規定其制定意旨係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故於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公務員於職務上竊取或侵占非公用私有器、財者，亦屬本條例所規定應予處罰之貪污行為，以嚴懲其職務上所為對公務員應保有之廉潔性及忠誠義務之破壞。是如對其因職務上密切關連行為或關係而持有之私有器、財予以竊取或侵占者，即應認屬該款規定處罰之範疇，俾符貪污治罪條例制定目的，及就「公用、公有財物」、「非公用私有財物」特予分別定其處罰要件及刑罰差距之意旨。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第3款 | 貪污治罪條例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第3款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 | 六 | [] | 搜索，除以人身為標的（即以發現應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所在為目的）之對人搜索外，以物品為標的之對物搜索，係指為發現應扣押之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為目的，而搜查檢索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之身體、物件、住宅或其他處所之強制處分。扣押，則係為取得物之占有而對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所為之強制處分（至刑事訴訟法第143條所規定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遺留在犯罪現場之物，或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經留存者，雖準用物品扣押後處置之相關規定，然非屬強制扣押範疇）。扣押通常雖係緊隨於搜索之後而來，然亦有獨立於搜索程序外之扣押，其型態若從用途或目的觀察，可分為保全證據之扣押與保全沒收或追徵之扣押；若從手段或方式觀察，則可分為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與非附隨於搜索之單獨或獨立扣押。關於非附隨於搜索之單獨或獨立扣押，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規定非附隨於搜索之單純證據保全扣押、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之扣押，以及同法第133條之2第3項規定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而有立即扣押必要所為之逕行扣押（下或從學理名為「緊急扣押」稱之）等情形即明。是搜索與扣押，本為二種性質不同之強制處分，其所干預之人民基本權亦不盡相同（搜索涉及人身自由、住居隱私及財產等權利；扣押則僅涉及財產權利），並各有其適法性之判斷準據。茲對於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苟係依上述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2規定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緊急扣押，即有其執行之法律依據，而難謂係非法扣押。再上述因緊急扣押而取得之證據，既非經搜索查獲，則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判斷，即與搜索違法與否無關，更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先經依法逮捕，而得依同法第130條關於司法警察（官）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下或稱逮捕時附帶逕行搜索）之規定不相干涉。至倘係經無令狀搜索而發現並扣押之證據，因屬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其扣押合法與否暨所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取決於搜索之適法性。苟搜索程序不合法，則附隨在後所扣押之證據，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以資權衡論斷其證據能力之有無；但若搜索係依法律規定之程序而為，並據此扣押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自不得謂該等查扣物品係違法搜索扣押之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58條之4 | 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58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 | 二 | [] | （一）按國家賠償法屬特殊侵權行為法，亦為損害賠償法體系一環。損害賠償法旨在規範被害人於何種情形，得向加害人請求如何之損害。而現今社會是風險社會，風險源一部分來自於各種現代科技，其損害具有大量性、嚴重性與科技性之特徵，各種電力設備為現代生活所不可或缺，亦為現代社會生活風險源之一。而保障人民安全係國家存在的意義及目的，尤其是保障人身自由、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自由等基本權利（參照憲法第8條以下）。因公共設施不論是供公共使用或供公務使用，均具有某種公共行政目的，且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倘設置或管理有瑕疵，均屬國家職務義務之違反，並招致人民生活空間損害風險，自須課予國家相當之風險管控義務，以國家賠償法公共設施瑕疵責任承擔因該設置或管理所帶來之公共風險，並藉此督促其積極採取防範措施，而不應受各該設施之功能、目的之侷限；即使專供行政機關公務使用、平時不對外開放供一般人民使用之設施，如人民獲允許合法進入該設施者，於當時公物之性質、狀態，已逾原2始之功能、目的，而有公共設施性質，自應將之納入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適用範圍。（二）查：系爭會議室及系爭電線均係○○縣政府所屬特教中心內部辦理公務而設置之公物，宋○傑係受其雇主普○特公司指派，前往特教中心施作維修投影機設備與安裝控制盒等工程，經特教中心人員交付系爭會議室鑰匙入內施工，為原審所認定。宋○傑係為履行其雇主普○特公司與泰○國小間之承攬契約，經特教中心人員允許合法進入系爭會議室，因系爭會議室內部系爭電線設備未妥善保管或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怠於適時修護所生之公共風險，自當依國家賠償法公共設施瑕疵國賠責任承接，而不該僅因系爭會議室或系爭電線係供特教中心內部辦理公務之用，排除國家賠償責任。相關法條：國家賠償法第3條 | 國家賠償法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9~11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352 | 四 | [] | 按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亦即以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此與債之效力，即債權人與債務人相互間所受之拘束，依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於第二編債第三節債之效力第一款給付）規定，過失之責任，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重，如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利益者，應從輕酌定之情形不同。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第220條 | 民法第184條、第22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366號 | 五 | [] | 按以婚姻關係解消為前提之親權酌定，當以兩造婚姻關係解消後，始得就親權部分為酌定。其次，處理家事事件，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著有規定。其立法理由揭明，程序監理人制度，係在統合家事事件之程序中，為當事人或關係人進行程序，保護其利益，並作為當事人或關係人與法院間溝通之橋樑，協助法院妥適、迅速處理家事事件。復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者，如未成年人在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或變更等就有關其身分之事件，雖有程序能力而能獨立行使其權利，但因受年齡、教育、心理及精神狀態等影響，事實上無法在程序上行使權利或行使有困難，應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再者，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主觀上有表達意見的意願，客觀上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時，除非有基於情況急迫，不及讓子女陳述、子女年紀幼小，尚無表達意見的能力、子女現在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讓其陳述、或法院認為依個案情形，讓子女陳述為顯然不適當，如子女畏懼表態等例外情形，法院應使其有表達意見之機會，始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機會之意旨。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如何發表意見，即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發表意見，兒童權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都應有機會直接陳述意見；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然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之間，很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則代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的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兒童的特殊情況決定方法的選擇；關於決策進程的各個方面，代表們必須具備充分的知識和瞭解，並且富有與兒童打交道的經驗；又在執行兒童表意權之步驟方面，委員會建議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轉達的信息，觀諸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2009年）第35點、第36點、第42點前段說明自明；另在執行兒童發表意見權基本要求方面，於第134點b段指出，兒童表達意見和參與的過程，絕對不能逼迫兒童表達違背自己意願的意見，並應讓其知道可以在任何階段終止參與。而一般性意見依前揭施行法第3條規定，亦有拘束力。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15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 家事事件法第15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419號 | 七 | [] | 我國少年事件，分為保護事件與刑事案件。前者，係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少年觸犯刑罰法律（即所謂「觸法行為」），或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2項各款（即所謂「曝險行為」）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由少年法院（庭）依調查及審理程序決定是否為保護處分之事件；後者，則係少年法院（庭）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觸犯刑罰法律，經調查結果，認少年所犯係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事件繫屬後已滿20歲，或雖無前2項情事，但認少年所犯之罪情節重大，經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裁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提起公訴之案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等旨，明白揭示少年司法之精神，冀以「宜教不宜罰」、「以教代罰」之理念，貫徹對少年「保護優先性」之目的。是當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時，應先由少年法院（庭）就少年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及具體行為事實等為實地調查，並經由少年調查官依據科學方法加以分析，提出調查報告（即所謂「審前調查」）供法官參考，藉以決定對少年施以保護處分或刑事處分，以達個別化處遇之目的，此即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之「先議權」制度。是在少年法院（庭）先議權發動階段，主要目的既在矯正少年之偏差行為，應無所謂「犯罪」概念，而通以「少年非行」稱之，以避免不良標籤作用造成日後之烙印效應。只有在少年法院（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或第40條規定裁定移送檢察官，或有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但書、第2項之檢察官受理一般刑事案件，發現被告於犯罪時係未滿18歲少年，但於受理時已滿20歲者，檢察官始得依刑事案件之方式予以偵查、起訴，而稱為少年刑事案件，此觀諸少年事件處理法第65條至第67條，及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至明。又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於執行職務時，知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之事件者，依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庭）。故對於少年事件，檢察官並無逕依職權偵查之權限，縱有刑事訴訟法第242條至第244條之情形，檢察官仍須先移送少年法院（庭）為調查，不得逕自啟動偵查；又司法警察官所為之調查，亦非屬受檢察官指揮之廣義偵查行為，僅認為少年法院（庭）之輔助機關（參照少年法院〈庭〉與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其等於移送前之作為，仍應歸類為少年法院（庭）行使先議權之範疇，不能認屬偵查行為。即使少年法院（庭）在先議權發動階段所為之調查或審理，亦只為充分了解少年需保護性之程度，為其決定改善非行所需之適當處遇，亦不屬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調查及審理。則少年在保護事件程序中，縱對觸法或曝險行為自白，仍須藉由少年調查官及法官就少年上開行為之成因、過程為必要調查與了解，並在法庭上由法官主導，於少年調查官、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及輔佐人共同參與之下，尋求對少年最有效之矯治、輔導方式，使每一個個案處遇方式之決定，均能符合少年之個別需求，與一般刑事程序中，被告之自白係為方便法院確定處罰條件、鼓勵自新或節省司法資源，使被告得獲邀減輕其刑典或作為量刑參考之目的截然不同。以此對照修正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謂之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者。其所稱之「偵查及歷次審判」，當指少年法院（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或第40條為裁定移送，或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但書、第2項之檢察官所為之偵查，及起訴後之法院審判；不包括之前於少年保護事件中司法警察官所為之調查，及少年法院（庭）為落實先議權所為之調查或審理。否則，無異使少年刑事案件之少年被告較一般刑事案件之被告，就在偵、審中自白能否減刑乙節，反增添更不利之限制，非但混淆少年保護事件及刑事案件之性質，且與少年事件之「保護優先性」宗旨相違。本件上訴人雖未於警詢及少年保護事件調查時之法官訊（詢）問時自白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非行，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後，檢察官於提起公訴前，並未為任何訊問、交付檢察事務官或發交司法警察（官）詢問，即上訴人在偵查中並無對是否有本件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之行為有自白之機會，嗣於第一審審判期日及原審時均自白犯罪。依據上開說明，上訴人自符合行為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原審誤未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且對上訴人不利，自無從維持。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40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4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 | 五 | [] | （一）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準此，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充任清算人為原則，但得以章程規定或由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如無法依上述方法定清算人時，並得由法院依聲請選派清算人。董事擔任清算人（下稱法定清算人），因係法定職務而當然就任，無須為就任之承諾，即與公司間發生委任契約之效力，至依章程規定或股東會選任之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須經其為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清算人產生方式雖有不同，惟清算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自均應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二）公司法就清算人得否辭職以終止委任契約，法無明文。法定清算人辭職或辭任以終止委任契約，與公司法第323條關於由股東會決議或法院解任清算人之規定，係屬兩事，不得作為法定清算人不得辭任之依據。且具有信任基礎之委任契約，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自由外，亦包括終止委任契約自由，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雙方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即本此意旨而定。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自由權）不能被剝奪，惟如因此造成契約相對人（繼續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一方）損害者，即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法定清算人既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則上得隨時向公司終止委任契約。然斟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制度之規範目的，法定清算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發生，係基於法律規定，並以處理已解散公司清算程序之團體法上之事務為標的，清算程序另受法院之監督，與一般之委任事務不盡相同。如委任關係因法定清算人之終止而消滅，將影響公司清算，致清算程序無從進行，有害公司利益之虞時，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50條、第551條規定，使法定清算人在新清算人產生就任以前，繼續執行清算人之職務，而使原委任契約延長至新清算人產生就任為止，俾清算程序得以進行，以保障公司債權人與不參與經營股東之權益。相關法條：公司法第322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50條、第551條 | 公司法第322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50條、第55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53號 | 五 | [] | 按當事人基於特定目的而訂立契約，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本應尊重，惟契約自由係當事人雙方均處於自由意志，得自由決定契約內容為前提，若一方當事人於簽約時，因有特殊情事，不得不屈服於他方意思，否則有招致名譽、身分地位、家庭幸福等人格法益之重大損害，或損及人性尊嚴之虞者，即難謂係處於自由意志下所簽立之契約。而契約相對人如係利用前揭情事，以獲取與自己承諾捨棄或作為對價之權利顯不相當之利益者，非無權利濫用之嫌。次按所謂對待給付，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以之作為對價關係之給付而言，該對待給付限於私法上之權利。而訴訟權係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訴訟並受公平審判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公法上基本權，係對國家機關（法院）之司法受益權，非私法上權利。又刑事告訴權或自訴權為行使前，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例如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告訴或自訴）外，不得預先拋棄。故人民訴訟權行使與否，不得成為私法上對待給付標的。相關法條：憲法第16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 | 憲法第16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679號 | 六 | [] | 按時效制度，攸關人民權利義務，其目的在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屬憲法上法律保留事項，應由法律明定之。但在法律未明定前，當事人有所爭執，所具該法律漏洞，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本諸相同事務作相同處理之正義要求，類推適用相同性質之相關時效期間規定，以資填補，與法律保留原則並無違背。原審本其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以移轉民營條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第3項及系爭補償金結算規定第1條第3項第1款規定，對留用人員原有年資辦理結算，係公營事業員工曾任公務人員年資退休金之先行結算，類同於勞工採行勞基法（勞動基準法）（舊制）提前計算退休金，經特別規定依「勞基法之退休金標準」計付，核屬「退休金之提前結算」性質，類推適用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9條或勞基法第58條規定，其請求權時效期間為5年。又依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第4項後段、第5項，及權益補償辦法（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移轉民營從業人員權益補償辦法）第5條第1項、第3項，暨系爭補償金結算規定第1條第3項第2款等規定，對留用人員退出原參加之公保致損失其公保投保年資，比照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之「養老給付計算標準」結算，核屬「養老給付之先行計付」性質，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74號解釋意旨，應類推適用上訴人退休時適用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9條規定，其請求權時效期間為5年，經核均無違誤。相關法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9條。勞動基準法第58條。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移轉民營從業人員權益補償辦法第5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19條 |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9條。勞動基準法第58條。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移轉民營從業人員權益補償辦法第5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1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740號 | 三 | [] | （一）被拋棄之物品，本為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廢棄物，而同法第2條之1第2、3款亦明定事業產出物違法貯存、利用，或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均視為廢棄物。因此縱令具有再利用價值之資源，若再利用機構並未依所規定再利用程序，對有再利用價值之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或違法貯存，而有任意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該有再利用價值之事業產出物亦應視為廢棄物。惟為避免再利用機構不當貯存、清除及處理事業廢棄物，而有環境污染之虞，「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類貯存二、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三、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廢棄物應分別貯存四、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因此再利用機構應檢具載明事業基本資料、原物料使用量、產品作業流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清理方式、廠區配置圖及緊急應變措施等事項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4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已分別定有明文。故再利用機構於營運後，在進行再利用程序之前，若無不當貯存、棄置或有汙染環境之虞者，尚難謂不得將所收受作為再利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置放在該機構申請核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範圍。（二）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方式分為「廠（場）內再利用」、「公告（附表）再利用」及「許可再利用」，而「許可再利用」又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其中「廠（場）內再利用」，係指事業將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料，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種類，使用於廠內之再利用用途。「公告（附表）再利用」，係指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許可再利用」，則係指若非屬廠（場）內自行再利用或公告（附表）再利用者，應經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所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此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及「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則」第1條等規定自明。因此雖屬經濟部公告（附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但與其用途規定不符者，應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9條及第10條規定載明個案或通案再利用用途之許可文件，依同辦法第5至7條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個案或通案再利用許可申請，始得進行再利用運作。「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之公告附表，其中原屬紡織污泥及漿紙污泥再利用用途之人工粒料，已於98年4月27日修正公布刪除此規定，並給予再利用機構適當緩衝期間，而於修正公布6個月後之同年10月26日生效施行。倘再利用機構擬繼續收受漿紙污泥及紡織污泥再利用作為人工粒料原料之用途，應依上開管理辦法，向經濟部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否則仍非符合再利用程序之再利用，如將不符合公告附表再利用用途之人工粒料任意堆置而拋棄者，該人工粒料自屬廢棄物清理法所規定之廢棄物，其堆置行為亦屬非法堆置廢棄物。參考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條之1、第31條、第46條第3款、第4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4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第9條、第10條 | 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條之1、第31條、第46條第3款、第4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4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第9條、第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755號 | 七 | [] | 人民之財產權，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觀憲法第15條、第23條規定自明。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號理由書）。據此，限制債務人某特定財產為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標的（即劃分非責任財產範圍），涉及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財產權保障順位權衡與選擇，應以法律明定之，俾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要求。而債務人之財產為債權人之總擔保，如債務人不清償債務時，除法律有不得扣押之特別規定或執行標的不適於執行者外，均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故債權人之債權（財產權）保障，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優先於債務人之財產權保護。依老人福利法、社會救助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老人福利法第12條之1、社會救助法第44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立法者基於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俾維持其基本生活，所設債權人就債務人（即受照護者）該特定財產強制執行之限制，自不及於非該債務人之財產。參考法條：憲法第15條、第23條。老人福利法第12條之1。社會救助法第44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 | 人民之財產權，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觀憲法第15條、第23條規定自明。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號理由書）。據此，限制債務人某特定財產為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標的（即劃分非責任財產範圍），涉及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財產權保障順位權衡與選擇，應以法律明定之，俾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要求。而債務人之財產為債權人之總擔保，如債務人不清償債務時，除法律有不得扣押之特別規定或執行標的不適於執行者外，均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故債權人之債權（財產權）保障，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優先於債務人之財產權保護。依老人福利法、社會救助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老人福利法第12條之1、社會救助法第44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立法者基於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俾維持其基本生活，所設債權人就債務人（即受照護者）該特定財產強制執行之限制，自不及於非該債務人之財產。參考法條：憲法第15條、第23條。老人福利法第12條之1。社會救助法第44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769號 | 二 | [] | 為貫徹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以實現公平正義之理念，並遏阻犯罪誘因，刑法對於犯罪所得係採「義務沒收」原則，沒收之對象並及於獲有犯罪所得之第三人，惟不論對被告或第三人之沒收，均以刑事違法（或犯罪）之行為存在為前提。從而，於實體法上，倘法院依審理結果，已認定被告有違法行為存在，而第三人取得之財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定之要件時，即有宣告沒收之義務；在程序法上，刑事訴訟法設有沒收特別程序，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參與刑事程序及尋求救濟之機會。惟此特別沒收程序，性質上係附麗於刑事犯罪本案之審理程序，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既非法院確定刑罰權有無之對象，僅得就是否符合沒收之法定要件及應沒收所得之範圍等與沒收其財產相關之部分參與程序，行使權利。是以法院倘已確定被告刑事違法事實存在，於附隨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特別程序，祇需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審查參與人是否因被告違法行為獲取利得，及其相關利得內容、範圍，進而認定應否宣告沒收犯罪所得及其數額，縱因上訴結果，致脫離本案審理程序，亦無二致。否則，倘事實審法院於沒收特別程序重新審查犯罪事實之有無，逕為足以動搖本案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非唯造成裁判矛盾之結果，更悖離參與沒收程序僅係刑事犯罪本案附隨程序之性質，難謂合法。本案判決業已認定參與人公司確屬逾期完工，因被告郭○○等人之違法行為，受有免支付違約金之財產上利益，而發生圖利之結果，依上述說明，被告刑事違法（或犯罪）事實之存在，既經本案判決確定，對於附隨之參與沒收程序，應生裁判之拘束力，乃原審竟以參與人公司並未逾期完工，即無受有免支付違約金之財產上利益云云，諭知不予沒收犯罪所得，而與本案判決犯罪事實為相異之認定，並未調查、審酌參與人公司是否因被告郭○○等人之違法行為獲取利得，及其相關利得內容、範圍，進而酌定應宣告沒收之犯罪所得數額，自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 | 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 | 五 | [] | 按緩刑目的旨在對於初犯、偶發犯、過失犯及輕微犯罪者，於一定期間內，暫緩（猶豫）其刑之執行，以促使被告改過自新，並避免被告因入監執行短期自由刑而沾染獄中惡習之流弊。故現行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始符合緩刑之要件。本條所謂「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被告於本案如係犯單純一罪、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者，固係指所宣告或處斷上一罪之宣告刑而言；然本案如係數罪併罰，則係指依各罪宣告刑所定之執行刑。換言之，被告於本案犯數罪併罰之案件，除各罪之宣告刑均未逾越有期徒刑2年以外，必須數罪併罰所定之執行刑亦未超過2年，始得宣告緩刑。若非如此解釋，則法文對於短期自由刑之限制，恐將淪於虛設，而有悖於緩刑制度之立法意旨。舊例固曾有：「緩刑以宣告刑為標準，而非以執行刑為標準。故同時宣告數個4等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亦得緩刑」（大理院統字第334號解釋）；「若數罪之刑均在2年以下，其一罪經宣告緩刑者，該緩刑之宣告如撤銷時，自應依刑法第72條定其應執行之刑」（司法院院字第781號解釋）等見解，與本條之立法目的未合，為本院所不採。故數罪併罰案件，法院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於同一判決內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縱未定其應執行之刑，檢察官因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之，固不能認為違法。然法院如同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者，仍應依法先定其應執行之刑，必以其各罪之宣告刑及執行刑均在有期徒刑2年以下，其緩刑之宣告始為適法。本件原判決撤銷改判及維持第一審論處張○瑋加重詐欺取財共23罪刑，其各罪之宣告刑雖均在有期徒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10月至有期徒刑1年2月之間），惟並未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尚無法反映張○瑋本件整體犯罪情節、不法程度及其罪責之輕重，遽行宣告張○瑋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共23罪，每罪均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其附表三所示調解筆錄之內容，依上述說明，尚有未洽，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1條、第74條。 | 刑法第51條、第7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 | 九 | [] | 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載稱：「……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2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等語，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限於「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基於「其他正當目的」之意圖所為遷徙戶籍行為；而行為人是否形式上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係屬客觀事實之判斷，自應由代表國家之檢察官基於實質舉證責任，以嚴格證據證明之；至遷徙戶籍行為之主觀意圖，亦非不能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與攻防，依遷徙時間與選舉起跑時點之關連、行為與目的間之關連強度、行為人與新戶籍地址聯繫因素、行為人與新戶籍地選舉區候選人之關係等之客觀事實，由法院本於罪疑惟輕、無罪推定等刑罰原則，依一般生活經驗，為綜合判斷。尚難僅因刑法未明文「居住」、「戶籍」之定義，即謂上開條文所稱「虛偽」遷徙戶籍之要件，違反憲法法律明確性原則及刑法構成要件明確性。自不生牴觸憲法所揭示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參政權之意旨，而有所謂違憲之問題。參考法條：刑法第146條第2項 | 刑法第146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 | 六 | [] | 按公證法第36條規定，民間之公證人依本法執行公證職務作成之文書，視為公文書。是民間之公證人所製作之公證書，效力與法院之公證人作成者無殊，其內容自有相當之公信力及證據力，如無與公證書記載內容相反之明確事證，即不得任意推翻。相關法條：公證法第36條 | 公證法第3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900號 | 一 | [] | 按民法總則及債編規定之撤銷權，於撤銷權人死亡後，是否具有繼承性而移轉於其繼承人，須統合考察法律規範意旨，視其是否依特殊關係而產生或涉及公益，判斷行使該撤銷權是否具有專屬性。例如：⒈基於暴利行為（第74條）、被詐欺或被脅迫（第92條）、錯誤（第88條）、誤傳（第89條），或因詐害債權（第244條）而產生撤銷權，因當事人間不具有特殊關係或涉及公益，不具有高度屬人性之權利，得由繼承人繼承而行使，並應依被繼承人之事實情況而受有限制。⒉贈與人因民法第416條第1項所取得之撤銷權，原則上乃因受贈人對其自身或親屬之忘恩背義行為而產生，並得因贈與人對於受贈人宥恕而消滅（同條第2項參照），此係受贈人與贈與人之特別關係，性質上具有高度屬人性之權利；例外情形，始由贈與人之繼承人基於獨立之身分取得撤銷權（民法第417條規定參照），兩者均具有專屬性，不得為繼承之標的。⒊附負擔之贈與，因受贈人負有一定給付義務，其負擔與對價有相似之處，發生類如雙務契約、有償契約之效力（民法第413條、第414條規定參照），與一般贈與不同。故民法第412條規定關於附負擔贈與之撤銷，祇須受贈人就負擔之不履行具有歸責事由，贈與人即可撤銷，並無贈與人個人之人格因素考量。如贈與人生前未及行使該撤銷權，或受贈人於贈與人死後始不履行負擔，因贈與契約當事人間尚有權利義務待履行，贈與人之繼承人不僅繼承已發生之撤銷權，而係概括繼承贈與契約之權利義務，即非不得撤銷該贈與。相關法條：民法第412條、第413條、第414條、第416條、第417條 | 民法第412條、第413條、第414條、第416條、第417條 | true | Aaronfong | 113年度3-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91號 | 三 | [] | 在COVID-19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關於刑事案件之處理，除符合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之條件，或就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得以遠距視訊科技設備等各種因應防疫措施而仍得開庭外，為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享有之健康權，並維護其合法權益，在無法避免及確保被告不致染疫之情況下，法院自不得以其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對其為缺席判決。本件原審定於110年7月21日下午4時30分對本案行審判程序，斯時全國仍處於COVID-19疫情第三級警戒期間，亦未見本案有何具有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之特殊情形，法院須為實體開庭，而原審除在該院第10法庭請資訊室等相關單位為開庭而為延伸法庭之準備外，並無在上訴人所在地設置與原審法院間之遠距視訊開庭設備，或為實體開庭而告知上訴人其已作足確保健康無虞等防疫措施，卻無任何說明即以上訴人於審判期日經合法通知而未到庭，即認其不具正當之理由，乃不經其陳述，逕行判決，所踐行之程序難謂合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 | 二 | [] | 本院刑事大法庭已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924號裁定作成統一見解，認為：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者，於嗣後同一案件之審判，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規定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其理由如下：㈠控訴原則（即彈劾主義）係公平審判之基石，公平審判則為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憲法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請求受公正而獨立之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審判之權利，且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16條、第8條）。而刑事訴訟制度設置之目的在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是刑事訴訟程序，應貫徹控訴原則，落實審檢分立及法定法官原則，非由法院以外之訴追者（即檢察官及自訴人，下同）起訴或自訴，法院不能對未經起訴或自訴之被告或犯罪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268條、第319條），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法官對於受理之案件，負有合法、公正、妥速處理之義務，基於公平法院原則，則應立於客觀、公正、超然地位，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法官如兼為同一案件之訴追者及審判者，顯與控訴原則及其應公正執行審判職務之旨意有悖，自應迴避該案件之審判，不得執行職務（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又法官對於案件之審判應否自行迴避，攸關人民訴訟權及受公正審判之憲法上權利保障，法官於該管案件如存有主觀預斷成見或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疑慮，客觀上顯難期其能公正執行審判職務，雖法律規範密度不足，司法者尚非不能基於合憲性及合目的性之思維予以填補，認為法官仍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審判職務，以發揮法的續造功能，俾能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而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㈡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在實質效果上等同已執行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職務：刑事訴訟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開始，而追訴必須由自訴人依法提起自訴，或由檢察官依法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我國現制以檢察官為偵查之主體，對於法院獨立行使其職權，請求法院為法律正當之適用，並於判決確定後負責指揮監督判決之適當執行（法院組織法第60條、第61條）。而法官之審判係出於被動，即所謂控訴、彈劾或不告不理原則，與檢察官之主動偵查，提起公訴，性質上截然有別。然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則法官依上揭規定裁定准予交付審判，並於裁定中敘明被告涉嫌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等起訴書法定應記載事項，與檢察官之提起公訴，同具有使案件繫屬法院發生訴訟關係及特定審判範圍之主動性功能。此外，被告原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上級檢察署檢察長亦認告訴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偵查程序至此本已終局終結，復因法院得就偵查中所發現之證據為必要之調查，而裁定准予交付審判，顯與審判權正義性、被動性、公正第三者性及獨立性之特徵不符，反而近似於檢察權之具有公益性、主動性及當事人性質。又交付審判程序，雖在偵查程序終結以後，固非屬偵查程序或其延伸程序；但一經裁定准予交付審判，則法律擬制視為提起公訴，而開啟審判程序對被告所涉犯罪嫌疑進行審判。其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形式上雖非檢察官，但所為之交付審判裁定，實質效果上已等同於執行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法定職務，倘猶參與其後之審判，無異集起訴與審判職權於一身，形成類似「自己起訴、自己審判」之糾問現象，違反控訴原則之精神。縱使該案件嗣後於審判程序，仍應經檢察官踐行舉證、調查證據及辯論等嚴格證明程序，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亦能保持客觀中立而不致有所偏頗，然該法官實際上既已等同於執行檢察官之起訴職務，客觀上自足以使一般人懷疑法官已經具有主觀預斷成見，而難以維持公平審判之外觀及裁判之公信力，自應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此參諸立法者為維護法官中立性功能，貫徹公平審判之法官迴避制度本旨，乃於105年6月22日增訂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就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審核之法官，規定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而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對於被告涉嫌犯罪預斷成見之程度，顯較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審核之法官為強，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本件尤應為相同之處理。㈢刑事訴訟法現制未規定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者，應自行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係屬法律漏洞，本於同法第17條第7款規定法官曾執行檢察官職務應自行迴避之相同法理，自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自行迴避：我國交付審判制度，依其立法理由，係參考德國「強制起訴」及日本「付審判（準起訴）」制度而設。然德國強制起訴制度規定由邦高等法院管轄，如聲請有理由，則應為提起公訴之裁定，檢察官有義務執行強制起訴之裁定，故須提出起訴書向對應管轄之下級審法院提起公訴，並無違反控訴原則之問題（參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第4項、第175條）。日本立法例雖與我國同規定由地方法院合議庭管轄，但同時規定法官曾參與准予付審判裁定時，應自行迴避執行職務（參見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第20條第7款）。我國刑事訴訟法既參考德、日立法例而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增訂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關於交付審判制度之條文，復於92年2月6日修正第258條之1規定，在制度設計上更接近於日本法制，但並未同時規定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應自行迴避本案之審判，或在第17條增訂上述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倘係立法者有意為之，應見其特別說明與德、日立法例不同考量之意見，但上述相關條文之立法過程或立法說明均未見對此有所討論敘述，應係明顯之法律漏洞，並非立法者有意排除。而法官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解釋上雖不能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規定以自行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但基於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及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考量，在法律未修正增訂前，本於相同法理，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之規定，自行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㈣結論：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旨在避免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因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職務，而生主觀預斷或違反控訴及無罪推定原則之疑慮，以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而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因此，法官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職務者，固應依上述規定自行迴避。而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在實質效果上既等同於執行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法定職務，倘仍參與其後同一案件之審判，顯已違反審檢分立、控訴原則及公平法院等憲法保障訴訟權之規定，本於同一法理，及合憲性與合目的性之觀點，自應類推適用本條款規定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若未自行迴避而仍參與審判者，其判決自有同法第379條第2款所規定之當然違背法令。註：本件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16條、第80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第258條之3第4項、第266條、第268條、第319條、第379條第2款。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第60條、第61條 | 憲法第8條、第16條、第80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第258條之3第4項、第266條、第268條、第319條、第379條第2款。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第60條、第6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2056號 | 二 | [] | 關於涉外刑事案件之境外取證，就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基於尊重國家主權原則，關於證據之取得，原則上應由取證機關依據取證地之法律為之，例外於審判地之法律對於被告權利保障優於取證地之法律，且兩地域關於司法互助協議並無其他明文或約定排除者，則適用審判地法律決定。至法院就證據於司法程序得否容許使用之判斷，基於法治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被告享有公平審判之訴訟權保障，審判地法院應依據國際普遍認同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基準，例如無罪推定、禁止不正訊問，以及對於被拘捕被告之罪名與緘默權告知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參見），並參酌審判地之相關法規範以為決定。亦即倘取證地法因法治水平過於落後，導致對於被告訴訟權之程序保障，低於國際人權公約所揭示之最低限度保障時，仍不得因而允許依取證地法所取得之事證而為判斷基礎。參考法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刑法第5條、第339條之4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刑法第5條、第339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 | 三 | [] | 按民國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前段依序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敷設前，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提出異議時，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調；協調不成時，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前項通知，如確有困難者，得以公告代之。第一項管線之敷設，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予以修護或補償；前條經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通過之土地或建3築物，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因正當理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時，得請公用天然氣事業遷移管線。上開規定於該法公布施行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之管線，非不得以之為法理而予適用。相關法條：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 | 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9~11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 | 十 | [] | 按審判筆錄，應於每次開庭後3日內整理之；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5、47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修正理由並略載：「二、惟如判決之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亦應成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三、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爰增訂本條第三項，作為第二項之例外規定，以資適用。」可見該條第3項為第2項關於有關係部分之例外規定，其修正旨在尊重當事人設定上訴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自應優先適用，而不受第2項之限制。惟刑罰法規除依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與相應之法定刑外，立法者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之需要，明文規範加重、減輕、免除法定刑之具體事由，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而形成刑罰裁量的處斷範圍，為處斷刑；法院於具體案件之量刑過程，則從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確定其刑罰種類及欲予科處之刑度，而具體形成宣告刑。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係屬法院裁量減輕事由，影響於處斷刑之範圍。究其本質，與法院在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所為關於形成宣告刑之量刑判斷，俱屬與犯罪情狀有關之科刑事項，而具有不可分之關係。是第一審判決後，倘檢察官未上訴，祇被告明示就判決之刑一部上訴者，其上訴效力自及於罪責以外之法院應適用或不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當否。本件第一審判決後，僅被告上訴主張第一審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後，其最低本刑減為有期徒刑3年6月，第一審仍判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5萬元，尚嫌過重，並說明係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之規定，明示祇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固係不服第一審關於刑法第57條、第58條宣告刑之量刑判斷，提起上訴，然揆諸上開說明，原審審判對象仍包括與科刑事項有關之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裁量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 |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 | 十一 | [] | 為打擊跨國性之毒品犯罪，偵查機關於發現入、出國境之毒品違禁物時，當場並不予以查扣，而於控制監視下，容許該毒品繼續通過海關並搬運，俟到達相關犯罪嫌疑人時始加以查獲及逮捕之偵查手段，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32條之1所規定之「控制下交付」，本係一種針對隱匿於國境內之幕後操控者一網打盡之有效偵查模式。因控制下交付必須經由合法程序聲請、執行（毒品條例第32條之1、第32條之2參照），有時在無情資、臨時或時間緊迫之下，偵查機關固可選擇不採取控制下交付模式而改以直接查扣毒品後，再依報關聲請人、收件人之資料而循線查緝犯罪嫌疑人，此時相關之如海關、海巡、移民、檢疫等作業人員，雖負有查扣毒品之作為義務（例如海關緝私條例第8條至第12條、懲治走私條例第9條），但因無取得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所核可之控制下交付指揮書，原則上不應配合偵查機關以虛偽方式，將該毒品通關放行而誘使提領貨物之人前來提領；仍宜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所核發之偵查指揮書協調事項，依法執行控制下交付，將各該案件有關之毒品、人員及其相關人、貨輸入、出境等指揮書所述之事項將之放行（參照依毒品條例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入出境協調管制作業辦法」、「海關執行毒品控制下交付作業要點」）。蓋因上述之特殊偵查方式具有隱密性，對於人民之隱私權有侵害之疑慮，且易生稽延、包庇、毒品外流等弊端（參照毒品條例第3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第12條），本應循正當合法程序為之，不宜便宜行事。相對於「控制下交付」，同屬隱密型偵查之「誘捕偵查」，係指偵查機關以誘餌唆使相對人實行犯罪並藉此予以逮捕、追訴之偵查手段。又可分為「創造犯意型誘捕」及「提供機會型誘捕」兩種模式。其中「提供機會型誘捕」，因行為人原本即有犯罪之意思，其從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犯意，並非他人所創造，偵查機關或受其唆使之人，僅係利用機會加以誘捕，此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為法所允許。反之，「創造犯意型誘捕」（又稱「陷害教唆」），因行為人原無犯罪意思，係受他人之引誘、創造，始生犯意，進而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偵查機關則以此方式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加以逮捕偵辦。「控制下交付」與「陷害教唆」最大的差異，以運輸毒品而言在於「控制下交付」之偵查機關在為監控前，毒品犯罪已在實行中，偵查機關在整個毒品運送過程中，原則上並未主動積極參與，而僅係消極地對於業已發生之運輸毒品案件，從旁監視犯罪之動向，不致發生國家機關對於犯嫌施以唆使或協助其犯罪行為，係就已掌握之犯罪按兵不動，故具有正當性及合法性；反之，偵查機關在為「陷害教唆」時，因相關犯罪尚未發生，係國家機關主動並積極參與而誘發犯嫌之犯意，進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此與國家機關之任務在於追訴已發生之犯罪，而非製造人民犯罪，更不應蓄意挑唆人民犯罪後再予追訴等旨不合，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自應予以禁止，以保障人民在憲法上之基本人權。為因應各種新興精神活性物質快速推陳出新之情勢，我國對於毒品列管及分級制度，係以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3個月定期檢討，於經審議通過後，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的方式行之（參照毒品條例第2條第2項、第3項）。換言之，現行毒品條例將毒品分級、品項授權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補充。惟對此空白構成要件部分，何種類型之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應為毒品條例所應禁止與誡命，非如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一望即知，復存在無可避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及明確性之疑慮（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22、680號解釋意旨）。若單由行政機關決定後依法公告，卻別無其他宣導、教示等措施，實難期待一般民眾得於授權之法規命令中普遍周知而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則空白刑法既屬於立法之例外，基於例外規定應從嚴解釋之法理，對於行為人主觀上之認知同應採取較嚴格之認定標準，以符憲法及刑法上之明確性原則，並落實罪刑法定主義之精神。對照運輸毒品罪，倘該物件從起運輸送至入境國內時尚未經公告為毒品或僅屬較低級之毒品，其間因國家機關之積極主動介入，未能依原先正常流程送抵收貨人，卻於行政院公告為毒品或更高級毒品後，始由偵查機關依據物件收貨人資料及地址偽裝運輸業者將毒品交付收件者，與偵查機關製造收貨人犯意，或為引誘原即具有運輸較低級毒品犯意者為此暴露無異。是為避免國家機關濫用偵查手段，並兼顧刑法上罪刑法定之不溯及既往及明確性原則，自應依具體個案，從嚴認定收貨人於接受物件當時其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收受者為毒品，或係何種級別及列管之毒品，尚不能僅因收貨人於簽收時，該貨件已經公告為毒品或更高級毒品，即遽認成立運輸毒品或屬較高級之毒品罪（至有無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另當別論）。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項、第32條之1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項、第32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 | 十二 | [] |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之告知義務（下稱告知義務），旨在使被告得適切行使法律所賦予的防禦權，以達刑事訴訟為發現真實，並顧及程序公正的目的。詳言之，被告的供述是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其供述內容在訴訟上既得作為查明事實的方法，亦得作為認定犯罪的證據，可想見國家機關會希望能多取得被告的供述。而被告並非熟知法律的專家，對自己在訴訟上所享有的權利不見得均能瞭解。故國家機關本訴訟上的照料義務，於訊問前，應保障被告在充分瞭解自己的處境與權利（特別是緘默權與選任辯護權）後，以決定該如何行使防禦權，並接受訊問。又告知義務的規範目的，既在保護不知法律的被告訴訟上的防禦權，從而，若經由各個程序階段第一次訊問被告時，已踐行告知義務，之後相同的訊問主體再次訊問被告時，倘未變更罪名，由於被告的權利與程序處境並未產生變化，可期待被告因第一次的訊問而知悉自己在訴訟上的權利，因此無庸重複告知。準此，司法警察於第一次詢問犯罪嫌疑人、檢察官於第一次訊問被告、法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分別第一次訊問被告（案經發回時，因程序更新，應重新踐行）時，倘已踐行告知義務，之後縱未重複踐行，所行程序亦無違法。本件依卷證資料，檢察官前於107年12月4日已告知上訴人有關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各款權利，使上訴人知悉並得以行使其訴訟上之防禦權。則檢察官於108年1月18日偵查中未重複告知前開權利，依前所述，對上訴人訴訟上之防禦權行使，不生影響。並無違法可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11年度台上字第2177號 | 十三 | [] | 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以不實之事項已使公務員登載於其所掌之公文書，並足以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為構成要件。又繼承人有無合法繼承權，與其於辦理繼承登記手續時，有無使用不實資料，係屬不同之事實。如繼承人雖有合法之繼承權，但於辦理繼承登記時，曾使用不實資料，該資料並經該管公務員採取，編列於所掌之公文書，此時該資料即已成為該公文書之一部，該管公務員僅係以「編列」代替「登載」而已，不得以形式上該管公務員並未將該不實資料內容「轉載」於所掌公文書上，即謂並無為不實登載。亦不得僅因該繼承人有合法之繼承權，率認「係依法所應為之行為」，並不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查「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3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文件（即提出登記申請書，已登記者，提出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外，並應提出下列文件：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三、繼承系統表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67條第1款、第119條第1項第1至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辦理繼承登記者，除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第1項第1至4款所載相關繼承文件外，如不動產已登記者，應提出其權利書狀，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檢附切結書，原未能提出之權利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則若不能提出權利書狀，復不願出具切結書者，無法辦理繼承登記。依上說明，行為人使用之不實切結書辦理繼承登記時，該管公務員將該不實切結書以「編列」方式納入所掌公文書，即屬將上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所掌公文書，至其後依上開不實切結書辦理繼承登記、核發以繼承為原因之新的權利書狀、公告註銷舊的權利書狀，均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結果。參考法條：刑法第214條 | 刑法第21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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