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stringlengths 11
29
| id
stringclasses 139
values | description
sequencelengths 0
0
| main
stringlengths 29
6.18k
| article
stringlengths 5
2.01k
| validity
bool 1
class | contributor
stringclasses 1
value | from
stringlengths 30
38
|
|---|---|---|---|---|---|---|---|
109年度台抗字第1313號 | 二十四 | [] | （一）考諸民國104年2月4日及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有關再審聲請事由、聲請再審程序之增訂意旨，係以再審制度之目的在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為求真實之發見，對於確定判決以有再審事由而重新開始審理，攸關聲請人權益影響甚鉅，故除大幅放寬聲請再審新證據之範圍外，對於聲請再審之程式是否合法，亦至關聲請人之時效利益等權益，諸如聲請再審書狀漏未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等情形，既非不可補正，法院自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以保障聲請人之權益。且聲請再審固應提出原判決之繕本，以確定聲請再審之案件及其範圍；惟原判決之繕本如聲請人已無留存，而聲請原審法院補發有事實上之困難，並有正當理由者，自應賦予聲請人得釋明其理由，同時請求法院為補充調取之權利，以協助聲請人合法提出再審之聲請。又如聲請人於聲請時未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但書之規定，定期間先命補正原判決繕本；經命補正而不補正，且仍未釋明無法提出之正當理由者，法院始得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而裁定駁回。而所謂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者，其是否具有正當理由之要件，非必與刑事訴訟法其他關於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未到場等規定之文義等同解釋，應衡酌客觀上之時空變遷與聲請人所處之環境變化、距聲請再審時間之久暫，依一般社會通常觀念，認其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理由是否正當。若依社會常情已難期待其始終均能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仍留存、保有原判決正本時，要求必須提出完整之判決繕本客觀上自有其事實之困難，即難認其有故違提出判決繕本之義務。是法院當應善盡補充調取之職權，以協助聲請人合法提出再審之聲請，俾符合上開修訂再審相關條文之意旨，始足以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聲請人再審訴訟權利之行使。（二）抗告人林○達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對原審97年度上訴字第156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因未釋明無法附具原確定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亦未附具任何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經原審於109年4月20日裁定命其應於7日內補正原確定判決之繕本及證據。嗣抗告人雖遵期於同月30日提出刑事聲請再審補正證據理由狀，然仍未檢附原確定判決繕本，並表示未收到判決書。惟原確定判決正本業於103年8月21日向抗告人之居所（桃園市○○區○○里00鄰○○○路000巷0號00樓）為送達，由其受僱人即社區管理員簽收，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且抗告人該時並未在監或在押，堪認該判決書已為合法送達，自難謂其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係有正當理由，乃認抗告人顯然並未依上開裁定意旨補正，其聲請違背法律程式等語。惟查，判決是否合法送達之效果，係在計算上訴期間自何時起算，尚非課予受送達人應否始終對送達之判決有完整保存之義務，自難謂聲請再審者多年前雖曾合法收受判決送達，即應對該判決負有如民事責任之善良管理人保管注意義務；況稽之原審卷附抗告人之前案紀錄表所示，抗告人於104年11月5日本案判決確定後，於同年12月21日即入監執行有期徒刑9年，迄109年3月13日始假釋出監，則揆諸前揭所述，如衡酌抗告人客觀上之時空變遷與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時間距其收受判決送達之期間，依一般社會通常觀念，是否仍能期待其始終得以完整保有留存當初之判決，而認其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理由並非正當。是抗告人既已於109年4月30日遵期於7日內向原審提出刑事聲請再審補正證據理由狀，表示本案於104年11月5日判決確定後，未收到判決書，且於同年12月21日即入監執行，並提出檢察官執行指揮書為佐，及請求原審調取之。則是否尚難認為抗告人未盡釋明其無法提出完整判決繕本之責，而認其未能提出本件判決繕本係無正當理由，容非無再研求餘地。且再依109年1月8日所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到場聽取其意見之修法意旨，乃因再審制度之目的係為發現真實，避免冤抑，故攸關當事人及被害人之權益甚鉅，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本件抗告人於109年5月19日提出之刑事聲請再審答辯理由狀所附具證物部分之原確定判決影本，是否符合同法第429條原判決之繕本定義，原審於109年6月15日提訊抗告人時未併予訊明、闡釋或給予補充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難認已盡上開修法意旨所謂應釐清聲請是否合法之程序保障。原裁定逕以前揭理由，認抗告人之聲請再審，未依裁定補正提出繕本，其聲請違背法律程式，而予駁回，依上述說明，尚嫌未臻妥洽。抗告意旨固未指摘及此，惟原裁定既有前揭可議之處，應認其抗告非無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429條、第429條之2、第433條 | 憲法第8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429條、第429條之2、第43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3.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372號 | 七 | [] | 法院依刑法第74條第1項及第2項為附負擔緩刑宣告確定，其後該緩刑之宣告，因同法第75條第1項或第75條之1第1項所定事由遭撤銷時，因該緩刑宣告原屬合法，其撤銷之效力當非如違法之宣告（如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規定而宣告緩刑）應溯及既往失效，而係自撤銷緩刑確定時起失效，亦即排除其未來之效力。準此，被告尚未履行之部分，既已失踐行之依據，自無庸再履行。至已履行之部分，則因立法者就撤銷緩刑所定之事由，分別為緩刑前因故意所犯之他罪或緩刑期內因故意更犯之新罪，而在緩刑期內受一定刑度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或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或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參刑法第75條第1項、第75條之1第1項），核均屬被告在緩刑期內或緩刑期前所為可歸責之事由，且各該事由皆屬其事前所得知悉，並可預見緩刑被撤銷之可能性。是上開事由既為立法者所預設，屬立法形成，復無違背憲法基本原則，且客觀上均可歸責於被告。從而，被告依緩刑宣告已履行之負擔，並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尚難謂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自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且查與所附負擔及撤銷事由幾近相同之附負擔緩起訴（參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253條之3第1項），於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就被告已履行之部分，同法第253條之3第2項明定「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另授予利益之合法附負擔行政處分，於法規准許廢止，或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而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廢止時，該行政處分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且受益人就其已履行之部分，亦無請求補償之權，此觀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125條、第126條之規定即明。本諸相同法理，緩刑之宣告經依法撤銷後，被告已履行之部分，當亦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又原刑法緩刑之規定，僅設定2至5年之觀察期間，並無附負擔之規定，欠缺在緩刑期間內對受緩刑宣告人之具體觀察手段，為落實緩刑意旨，且基於個別預防、鼓勵被告自新及復歸社會之目的，94年2月2日刑法修正時，仿刑事訴訟法緩起訴附負擔之規定，於刑法第74條增訂第2項，導入緩刑期間內附負擔之機制，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依增訂緩刑附負擔規定之立法意旨，復參以違反緩刑所定負擔，須情節重大，始構成裁量撤銷緩刑之事由，且此事由亦非撤銷緩刑之唯一原因。足見緩刑所附之負擔與撤銷緩刑間，並無絕對性之聯結，且緩刑所附之負擔，或係對於被害人關係之修復；或為賦予被告社會公益責任；或者係使被告回復身心正常之處遇；抑或為預防犯罪與保護被害人之相應舉措，皆非刑罰之替代性措施。因此，緩刑之宣告經撤銷後，被告已履行部分不予返還或賠償，亦無違反一罪不二罰原則之可言。參考法條：刑法第74條、第75條、第7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53條之3 | 刑法第74條、第75條、第7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53條之3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392號 | 二十五 | [] | （一）按非因過失，遲誤上訴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5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遲誤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若其不能遵守期限係由於自誤，即不能謂「非因過失」；而對於判決是否提起上訴，檢察官具有完全之決定權，縱告訴人或被害人請求上訴，檢察官仍有自行決定之裁量權，非謂一受請求，即應上訴。是告訴人或被害人有無請求，與檢察官遲誤上訴是否可歸責之判斷無關，檢察官基於國家公益代表人之身分與職責，本有義務於上訴期間屆滿前自己取得資訊以為上訴與否之決定依據。不得執告訴人或被害人何時知悉判決結果及有無請求上訴之情況，作為檢察官「非因過失」遲誤期間而得聲請回復原狀之理由。（二）本件原裁定以江○雀因殺人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於民國109年5月15日以108年度重訴字第1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3年，該判決書於同年月20日送達聲請人即檢察官，惟檢察官迄至上訴期間屆滿時（即同年6月9日〈星期二〉），並未提起上訴；該法院固未依規定按時送達判決書予被害人家屬，致無從於檢察官上訴期間內請求上訴，然檢察官係因未主動掌握被害人家屬對於判決結果之意見，致遲誤上訴期間，具有可歸責之過失，與上開「非因過失」之要件不合，因認檢察官聲請回復原狀，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7條。 | 刑事訴訟法第6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4.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485號 | 七 | [] | 按當事人之訴訟行為，如係要求法院為一定行為之意思表示者，為聲請或聲明；僅係將事實上之狀態或法律上之意見向法院為報告之觀念通知，則為陳述或主張。當事人單純之陳述或主張，尚不生法院對之為准、駁之問題。次按，當事人如對訴之撤回合法與否，發生中間之爭執，法院審查後認訴之撤回合法，其經當事人為續行訴訟之聲請者，應以裁定駁回當事人此項聲請，並於理由項下說明撤回合法之意旨，俾當事人得就此裁定循抗告程序救濟。又當事人向法院所為意思表示或陳述、主張，容有用語不明之情形，倘不足以推知其真意時，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行使闡明權，令其敘明之，尚不得依該真意不明之用語，遽為裁判。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 | 民事訴訟法第19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511號 | 八 | [] | （一）刑罰乃國家防止犯罪及維護社會生活秩序之必要手段，惟其為最嚴厲之制裁，對於輕微犯罪之人，一旦置諸罪犯薈聚之所，耳濡目染，未見改善，反生流弊，自宜有所節制，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刑法第41條設有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以符自由刑最後手段原則，此觀民國90年1月10日、98年12月30日修正刑法第41條之立法理由載敘：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係在替代短期自由刑之執行，避免其流弊等旨即明。而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之規定，減刑係減其宣告刑，亦不失為宣告刑，且因最終應執行之刑，仍為減得之刑，而非原宣告刑，倘其減得之刑為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既為短期自由刑，其執行仍有刑法第41條得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規定之適用，俾符防止短期自由刑流弊之立法本旨。是刑法第41條第1項、第3項關於得易科罰金及得易服社會勞動要件所定「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亦包括減刑之宣告。此由向來實務對於被告所犯之罪符合得易科罰金之要件者，併於判決主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因此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10條、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本於上述刑法第41條之立法宗旨，明定減得之刑符合「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易科罰金要件者，應於為減刑裁判時，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益可瞭然。（二）受刑人行為時所犯之罪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5萬元以下罰金，經臺灣高等法院以前開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減為有期徒刑6月，符合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得易服社會勞動。檢察官援引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5號及本院103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二）決議意旨，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難謂適法。因而撤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否准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109年7月31日北檢欽持109執聲他0000字第0000000000號函），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41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10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 | 刑法第41條。中華民國八十年罪犯減刑條例第10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556號 | 八 | [] |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追加，因涉及審級利益問題，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固為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同條項但書規定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者不在此限，即無需他造同意。而第5款所稱「合一確定」，與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謂「合一確定」同義，均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原告即因此不能得本案之勝訴判決者而言。又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係原告對於多數被告提起共同訴訟，因多數被告間就不同訴訟標的在實體法上有應為一致判斷之共通事項，為確保裁判解決紛爭之實際效用，共同訴訟各人之訴訟標的當不宜割裂處理，於此情形，自可與在法律上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同視，以求裁判結果之一致性及達到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法律上未規定其中一人所受本案判決之效力可及於他人，亦非不得類推適用上開條款之規定。再者，民法第787條規定之袋地通行權，規範目的在使袋地發揮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擴張通行權人之土地所有權，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之義務，二者間須符合比例原則，是通行權人須在通行之必要範圍，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自實質觀之，包含頗強之形成要素，法院應依職權認定。法院就各被告以其供通行之共通事項情形下，法律雖未規定通行權存在之共同訴訟，對於各被告中一人之裁判效力及於他人，惟依上說明，自得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認在通行之必要範圍內，得追加周圍地之所有人為被告，以達訴訟目的。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55條、第446條，民法第787條 |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55條、第446條，民法第78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57號 | 九 | [] | （一）人民得請求受公正而獨立之法院依正當程序予以審判之權利，乃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內容。而公平法院仰賴法官執行職務之客觀中立與公正，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中段即訂明：「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對訴訟當事人而言，法官裁判事務之分配，應按法院內部事務分配所事先預定之分案規則，機械的公平輪分案件，以符合法定法官原則，形成第一層次之公平法院的機制。而法官迴避制度，是在隨機分案後，於具體個案中實質修正第一層次公平法院機制之不足，為法定法官原則之例外容許，據以構成第二層次之公平審判的防護網。至法院的分案迴避制度，則是為提升法官迴避機制的公開、透明，增進人民對公平法院的信任，於法院的分案規則，事先將法官曾參與相關裁判等應自行迴避或得聲請迴避的原因，訂定法官應否分案迴避的一般抽象規範標準，作為調和當事人無從或難以事先聲請迴避的客觀制度性之程序保障。而刑事訴訟法迴避制度，於該法第17條列舉法官當然應自行迴避之事由，同條第8款規定，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且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迴避，同法第18條第2款另設有概括規定。雖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謂，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所稱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故再審案件其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並不在該款應自行迴避之列。惟其後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認，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所稱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於再審程序，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亦應自行迴避（惟其迴避以1次為限），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以維護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正。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6款，亦將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再審前之裁判」列為自行迴避事由（但其迴避以1次為限）。因刑事再審程序雖屬同一審級更為審判，但涉及推翻原確定判決安定性的救濟程序，非僅原審級訴訟程序之續行，基於避免裁判預斷偏頗與維護公平法院的理念，原審法院分案實施要點（下稱分案實施要點）第12點第3款明訂法官迴避時的分案原則，該院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之分案，於再審案件，準用前2款規定，參與前一次原確定裁判之法官應予迴避。亦即於分案時，即制度性確保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應迴避再審案件，以維護刑事再審程序的正當及裁判的公正性。（二）本件抗告人張○仟因違反藥事法案件，對原審106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2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原審以其聲請無理由予以裁定駁回。惟參與本件裁判的審判長法官汪○卿，曾參與原確定判決的裁判並任審判長法官，有卷附該判決書影本可按。抗告人既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依分案實施要點第12點第3款規定，參與原確定判決的法官，於分案時應予迴避。然因原審法院的分案作業，是採迴避原確定判決的法官股別，而不迴避庭別，本件聲請再審案件，隨機分案由原審法院第○庭○股曾○謀法官為受命法官，該庭庭長即為合議審判的審判長法官，剛好是原確定判決的審判長法官汪○卿，其理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並依原審法院已公告排定的司法事務分配及代理順序表，由同庭其他3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判，並由資深者充任審判長法官，以期適法。乃本件曾參與原確定判決的審判長法官並未迴避，仍參與執行職務，即有可議。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178、256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 司法院釋字第178、256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58號 | 十六 | [] | 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業於民國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0日生效。修正後第429條規定：「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另修正後第433條則明定：「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是法律修正後，對程序違背規定之再審聲請，已由毋庸命補正即得逕予駁回之舊制，變更為應先依法命其補正，若仍未遵期補正，始得駁回。修法前聲請再審之案件，尚未經裁定者，修法後，因程序從新，其程序之進行，自應依修正後之新法為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前段參照）；已經裁定者，若當事人提起抗告，由於抗告法院就抗告案件程序上是否具備合法要件、實體上有無理由等事項之審查，本應依職權為之，且其範圍不以原審法院之卷證為限，併及於原裁定後所發生之情事，法律變動即屬之，故應適用修正後再審規定。參考法條：民國109年1月8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 | 民國109年1月8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5.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705號 | 六 | [] | 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法院得隨時或依聲請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該文字誤寫、誤算之情形，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於刑事訴訟得準用之。又裁判有誤寫、誤算之情形，如從裁判本身為整體觀察、理解，即可推知裁判之真意，或從卷內證據資料，有客觀、明確之事證足以證明誤寫、誤算處，應有唯一、明確之答案時，則該錯誤即屬未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本旨，而得以裁定更正。此於因法院之誤寫、誤算，致宣告沒收超出被告犯罪所得之金額時，倘沒收金額之誤寫、誤算，對被告而言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時，而更正之結果，更能保障被告之利益，從法的安定性與具體的妥當性兩者予以適當之衡量之結果，自不能不許其更正。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20條 | 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2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771號 | 九 | [] | 本案經本庭評議後，認本件擬採之法律見解，即「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三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則事實審法院就此類案件應否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本院先前裁判已有歧異，經本庭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前段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庭徵詢後，仍未能統一見解，乃以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10年3月24日以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宣示：毒品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所稱「依修正後規定處理」，就本次再犯第10條之罪，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法院得視個案情形，就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擇一適用。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前二項之規定。」對於審判中之具體案件新舊法如何適用，增訂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十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參照其立法理由所載：「二、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十條之罪者，於修正施行後究應如何處理，爰參考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施行之第三十五條規定（該條於九十二年七月九日曾修正），增訂本條過渡規定，以杜爭議。關於具體案件適用新舊法之說明如下：……(二)若該等案件於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者，為求程序之經濟，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處理，即應依職權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裁定。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傾向者或強制戒治期滿後，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足見此係為求程序經濟之過渡條款規定。準此，事實審法院就修正施行前犯此類施用毒品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基於法律授權，依職權為觀察、勒戒之裁定，無違法條文義。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係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之規定而言。又同條規範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第1款係概括規定，其餘為列舉規定，其中第3款、第5款有屬檢察官「起訴後」始發生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判決之情形。基於相同解釋，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無須侷限於起訴時為斷，因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上之審理及實體判決者，亦屬之。毒品條例於87年修正公布時，對於施用毒品者，認其係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採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以戒除其身癮之單軌戒毒程序，嗣於97年4月30日修正公布第24條，新增「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制度，期以社區醫療處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衷心戒毒之施用毒品者得以維持正常家庭與社會生活，而確立上開2程序並行之雙軌模式。迨本次毒品條例修正，復強調「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命附條件緩起訴處遇措施與監禁刑罰間之交替運用，使之相輔相成，以助施用毒品者重生。而施用毒品者之成癮性、施用動機或生活環境各有不同，修正前就機構外處遇，僅有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單一模式，若不分個案情節、無論有否醫療必要，一律施以戒癮治療，顯然過於僵化而缺乏彈性，故除以往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及「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雙軌制處遇外，更賦予檢察官得依個案情形，以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款至第6款或第8款規定，給予施用毒品者繳納處分金、義務勞務、心理輔導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俾其能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有效並適當戒除毒癮而澈底擺脫毒品危害。從而，修法後既已賦予檢察官視個案不同而為觀察、勒戒或附條件緩起訴（含戒癮或毋庸戒癮之條件）之裁量，復涉施用毒品者人身自由之剝奪及受多元處遇之選擇，攸關其權益，故法院視個案情形，如認檢察官未及審酌被告有無不適合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等緩起訴處分之情形，而逕予裁定觀察、勒戒，顯屬不利或有失公平者，自得認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而為不受理之判決，俾由檢察官再行斟酌而為適法之裁量。毒品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係仿87年5月20日修正施行之第35條所增訂，然斯時毒品條例對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處遇方式僅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一途，與之後歷次修法已得為多元處遇，誠難相提並論，適用上自應與時俱進，且該條文第2款前段所稱「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旨在規範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是類案件，法院應按其訴訟程序進行程度，適用修正後相關規定為審認，並未明文應一律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則法院對於審判中之案件，視個案情形，分別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判決不受理，俾檢察官衡酌判斷如何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達成戒除毒癮目的，均屬「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之範疇。至於立法理由究非法律條文，且所載由法院依職權為觀察、勒戒之裁定，僅止於謀求程序之經濟，並未兼顧被告得獲多元處遇之權益保障，宜解釋為例示說明，無從執此逕謂立法者有意排除其他修正後規定之適用。準此，法院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為不受理之判決，依憑法條文義、立法理由，或基於被告利益、修法意旨，均屬有據，為求彈性適用，以期兼容並蓄，俾於程序經濟及被告利益間取得平衡，復衡以毒品條例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立法目的，暨本次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節給予適當多元處遇之修法精神，法院就此類橫跨新舊法案件（少年保護事件除外），自得斟酌個案情形，擇一適用。綜上，毒品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所稱「依修正後規定處理」，就本次再犯第10條之罪，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法院得視個案情形，就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擇一適用。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1772號 | 七 | [] |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及第2項前段規定，除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第1項第7款），或有其他情形（第1項第1款至第6款），不得為協商判決外，應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又依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上開條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之規定者，不在此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銷，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同法第455條之10第1項及第3項亦有規定。再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及第23條第2項「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等規定（下或稱舊法），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將上開舊法中之「5年後」修正為「3年後」，而「5年內」則修正為「3年內」，且增訂第35條之1即「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12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10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第2款）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者，法院……應為免刑之判決」之過渡規定（包括上述修正規定，以下或稱為新法），以杜爭議，均於109年7月15日生效施行。參以上揭新法第20條第3項之修正理由略以：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乃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以協助施用者戒除毒癮等旨。故倘被告於上述新法生效施行前犯施用毒品罪之案件，係於距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之「3年後」所再犯者，縱令被告於其間曾犯施用毒品罪，且經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而未滿3年，於新法生效施行後，既不符合新法第23條第2項關於「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檢察官應依法追訴之規定，則於審判中之案件，事實審法院自應依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處理。詳言之，原則上固應由個案繫屬之各該事實審法院，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為免刑之判決。然於例外之情況下，即倘繫屬於第二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一審法院未依上述新法相關規定處理，而逕依協商程序不經言詞辯論為協商判決者，既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7款所規定應諭知免刑而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形，案經提起第二審上訴，則第二審法院覆審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第一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自應將第一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依同法第455條之10第3項規定，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始稱適法，而不得逕行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否則即有不適用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二)本件被告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案件，第一審法院於109年7月21日依協商判決程序宣示判決時，既已在前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修正施行以後，卻未依前揭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為免刑之判決，而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科刑之協商判決。原審未以第一審之協商判決違誤予以撤銷，並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誤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依前揭說明，於法自屬未合。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修正前、後)、第3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修正前、後)、第3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204號 | 十七 | [] | （一）按刑事訴訟法於108年5月24日修正增訂第八章之一「限制出境、出海」即第93條之2至第93條之6（下稱限制出境新制），並於同年6月19日經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施行法亦於同日公布增訂第7條之11，第1項明定限制出境新制自修正公布後6個月即108年12月19日起施行；第2項規定新制施行前，偵查或審判中經限制出境、出海者，應於生效施行之日起2個月內，依刑事訴訟法第八章之一規定重為處分，逾期未重為處分者，原處分失其效力；第3項則規定「依前項規定重為處分者，期間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之規定重新起算。但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連同原處分期間併計不得逾5年」。是以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有關「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之規定，在限制出境新制施行前，業經限制出境、出海而重為處分之情形下，僅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始有連同原處分期間併計不得逾5年之適用，至於所犯最重本刑非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重為處分後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乃重新起算，且未與原處分期間合併計算甚明。樓○豪、石○榮抗告意旨指其被限制出境之期間已逾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規定解除限制出境，尚有誤會。（二）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4項固規定：「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應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觀諸本條項增訂之立法理由：「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可事前審查，且不具有急迫性，則是否有延長之必要，法官除應視偵查及審判程序之實際需要，依職權審酌外，適度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意見陳述權，亦可避免偏斷，並符干涉人民基本權利前，原則上應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機會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爰增訂本條第四項。」可見該規定，係針對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原則上應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言，至於上開新法施行後法院對被告為第一次限制出境、出海處分，法院自得於審酌個案情節後依同法第93條之2第1項逕為裁定。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前，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3之3第4項規定，給抗告人等及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指摘原裁定不當，尚有誤會。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3項。刑事訴訟施行法第7條之11。 |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3項。刑事訴訟施行法第7條之1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225號 | 十 | [] | （一）當事人就其在威權統治時期受司法「不法」審判之案件，可以依促轉條例聲請平復者，自「促進轉型正義」乙詞，顧名思義，即知係因攸關社會正義理念的舊時代法律思潮，已遭揚棄，演進轉變出新的法律思潮，例如德國納粹時期的優生絕育、同性戀處刑判決（見該條立法理由第3點），不合現代時宜，故當指具有還原歷史真相或促進社會和解，而富有政治性法意識型態的刑事案件。至於經普通（非軍事）法院審判之一般純粹、無政治色彩的犯罪刑案（例如非法吸金、違反銀行法，向認應受禁制，迄今未變），祇能依循再審或非常上訴途徑，尋求救濟，無該條例適用餘地。（二）司法院依上揭條例第6條第7項授權、訂頒之「法院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六條救濟案件審理辦法」（下稱審理辦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依促轉條例聲請司法平復，經促轉會駁回，而有不服，雖可向管轄法院請求救濟，但應附具該駁回處分書及相關刑事有罪判決複本，並記載「符合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之具體理由」。其中所稱具體理由，因同辦法第2條明定，準用刑事訴訟法，而參照該法第361條第2項規定，係抽象、空泛的反面，從而，當指可以彰顯司法正義、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的事由，應具客觀性，且有立論基礎及具體顯現足以支持、依憑的證據，或發生的實際事情，而非單憑片面乏據的主觀意見或看法。倘其上訴狀表面上望似已敘述理由，但其實所言並不具體者，仍屬不符上訴之法定程式；或從形式上觀察，根本係一般純粹、無政治色彩、不符合促轉條例規定的刑事案件，自得逕為程序裁定駁回，不生應先命補正之問題。參考法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6條 |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257號 | 三 | [] | 按本非實體法上權利或義務之主體，就該權利或義務具有以自己名義實施訴訟之權能者，為擔當訴訟人；因其係以自己名義成為原告或被告，為權利人或義務人在訴訟上遂行訴訟，將來本案判決之效力，自應及於該權利或義務主體，即被擔當人，始能達到訴訟經濟、統一解決紛爭及法安定性之基本要求，觀之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2項規定即明。此時，該受判決效力所及之權利人或義務人，就本案訴訟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得依同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於訴訟繫屬中，為輔助一造起見，參加訴訟，成為訴訟參加人，並得依同條第3項規定，輔助一造提起再審之訴。而如訴訟標的，對於參加人及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依同法第62條準用第56條規定，該參加人所為訴訟行為，不受同法第61條但書規定之限制，即得獨立提起再審之訴。其次，倘受判決效力所及之法律上利害關係第三人，係依己意（明示或默示）將訴訟遂行權授與擔當訴訟人，在授權時已行使其程序處分權而獲有程序權保障，即應就該授權負自己責任，不再該當於「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之情形，固不得對該確定終局判決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以免有違意定（或任意）訴訟擔當制度之本旨。惟該第三人如未曾參加訴訟，卻須受其擔當訴訟人所獲確定判決效力之不利擴張，而該須合一確定之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時，自應賦與其非常聲明之再審訴權，始足以保障其財產權及訴訟權。即該再審訴權，不應因本案訴訟係自己遂行或授權他人遂行而有所不同。準此，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意定（或任意）訴訟擔當被擔當人，對於該確定判決，自得類推適用前揭參加人之規定，獨立提起再審之訴。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2項、第58條、第62條。 | 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2項、第58條、第6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7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 | 十一 | [] | 按民國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同月10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增訂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其立法意旨係為釐清聲請再審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故除顯無必要者外，如依聲請意旨，從形式上觀察，聲請顯有理由而應裁定開始再審；或顯無理由而應予駁回，例如提出之事實、證據，一望即知係在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法院審酌後捨棄不採，而不具備新規性之實質要件，並無疑義者；或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例如聲請已逾法定期間、非屬有權聲請再審之人、對尚未確定之判決為聲請、以撤回或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等，其程序違背規定已明，而無需再予釐清，且無從命補正，當然無庸依上開規定通知到場聽取意見之必要，庶免徒然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反之，聲請再審是否合法、有無理由尚未明朗，非僅憑聲請意旨即可一目瞭然、明確判斷，例如是否為同一原因之事實仍待釐清；提出之事實、證據是否具有新規性容有疑義；或雖具備新規性，惟顯著性之審查，涉及證據資料之評價究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或有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規定調查證據，以判斷應否為開始再審之裁定仍非明確等，除聲請人已陳明不願到場者外，均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再審法院憑判之參考。從而究否應通知上揭人員到場，當因具體個案情形之不同而有別。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 | 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387號 | 十六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2項本文規定，被告及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金之第三人，得聲請退保，法院或檢察官得准其退保。準此，是否准予退保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法院自得依前揭規定審酌具保之被告或第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侵害法益之大小、逃亡之可能性等因素，重新裁量而准許其全部或一部退保。其此項裁量、判斷倘與法律規定無違，且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抗告之適法理由。又具保為羈押之替代處分，以財產權之具保處分替代人身自由之羈押處分，被告固有權選擇退保而接受羈押之處分，而於具保人係第三人非被告，不願續任具保人而選擇退保時，基於具保目的在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若具保人於法院或檢察官得採取適當措施，以保全審判進行及刑罰執行之際，為退保之聲請，其聲請即非不具正當性及合理性，而得允許，俾能於國家刑事審判程序、刑罰權執行之保全外，亦確實兼顧被告及第三人基本權之保障。再者，就聲請退保之原因是否存在，因與犯罪構成要件無涉，於證據法則上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而僅須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已足。（二）原裁定對於何以認定本件聲請人之退保聲請應予准許，已詳敘其依憑及得心證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及裁量，並未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亦無逾越比例原則或有恣意裁量之違法情形。（三）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2項於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將「被告預備逃匿情形，於得以防止之際報告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而聲請退保者，法院或檢察官得准其退保，但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修正為：「被告及具保證書或繳納保證金之第三人，得聲請退保，法院或檢察官得准其退保。但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修正後條文放寬准許退保範圍，於第三人聲請退保時並未加諸任何限制，由法院或檢察官裁量是否准許。至於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2項修正之立法理由，由原提案委員於提出法律修正案後，復提出修正動議，其案由謂：「為明確原提案修正意旨及考量實務作業，特提修正動議酌予文字調整，詳說明欄」，顯示該修正動議之說明欄意在說明提出修正動議之理由，而非取代原法律修正案之立法理由。提案委員於提出修正動議後，尚強調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2項放寬退保限制之修正，考量及於具保人財務發生問題之情形，以上俱有立法院公報第103卷第2期委員會紀錄可稽。因此，刑事訴訟法第119條第2項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中所載：「於受准許具保停止羈押之裁定後，被告本得自由選擇是否接受，於具保停止羈押後，倘因個人因素或其他考量（例如家庭因素、財務因素等），被告無力負擔具保金或面臨具保金之返還義務，被告應亦得選擇退保而接受羈押之處分，…第三人聲請退保者亦同」等語，並非誤植。（四）抗告人以原裁定引用誤植之立法理由作為裁判基礎，復誤用舉重明輕法理云云，指摘原裁定違法，自屬無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19條 | 刑事訴訟法第11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5.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506號 | 十一 | [] | （一）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為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所明定，此項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於刑事訴訟程序亦在準用之列。惟此所稱之「同居人」，雖不必有親屬關係，亦無庸嚴格解釋為須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然須與應受送達人居住在一處，且繼續為共同生活者，方為相當。若送達之處所，雖為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而代為收受送達者，並非共同居住生活之人，自不能認為已合法送達。於此情形，其送達之效力應以代收判決書之人，將判決書實際轉交於應受送達人之時間為準。（二）本件判決正本係於109年2月7日，送達至抗告人之住所地，因不獲會晤抗告人，而由吳○○收受，雖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稽。惟抗告人堅稱：其與吳○○既非親屬，亦無共同生活之同居關係，吳○○收受文書更未轉送予抗告人等情。則若吳○○實際並非與抗告人共同居住生活，其代收送達自非合法送達。核閱卷內資料，吳○○於109年2月7日收受本件判決時，簽署「伯父代」，然於109年3月20日收受原裁定時，簽署「叔」，已有不同，則吳○○與抗告人是否確有親屬關係？是否為同居住一處且繼續共同生活之同居人？並非無疑。乃原審法院對於吳○○究竟是否為抗告人之「同居人」？及如吳○○並非抗告人之「同居人」時，其代為收受原判決正本後，實際轉交予抗告人之確實日期如何？均未調查審認，並為必要之說明，即以抗告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已逾期為由，裁定駁回其之上訴，自嫌率斷，難昭折服。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2條。 | 刑事訴訟法第6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524號 | 十七 | [] | （一）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之規定，查係再審聲請人得準用同法第33條之規定，有向法院聲請獲知相關卷證資料之卷證資訊獲知權之明文，並未規定受理該聲請時，即應停止審理，或縱該再審之聲請範圍部分業經詳查，仍不得終結之。（二）原審既以本件提出聲請再審之相關新證據或所謂新事實之範圍，經其審理結果，認一部分重為聲請而不合法，一部分並無理由，均予駁回，於理由均予詳為敘明，未就其取得卷證影本資料予以准駁，即以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429-1條 | 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429-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58號 | 十一 | [] | （一）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規定，分別採吸收原則（第1款至第4款、第8款）、限制加重原則（第5款至第7款）及併科原則（第9款前段）。而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屬強制規定，目的在使被告（或受刑人；下統稱受刑人）得依同法第51條各款規定，享有吸收或限制加重刑罰之恤刑利益，以防刑罰過苛，致罪責失衡，而侵害人權。又裁判確定前犯數罪符合併合處罰之案件，有二以上之裁判，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定應執行之刑者，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乃檢察官為受刑人之利益而為聲請，法院於定應執行之刑時自不得諭知較重於原裁判合併刑期之總和，否則即有違數罪併罰禁止不利於受刑人之恤刑立法目的。另罰金無力完納者，其刑罰之執行方式，依刑法第42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採以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之標準易服勞役。罰金易服勞役，乃變更執行原罰金刑之處分為具拘束人身自由內容之易服勞役，屬不利於受刑人之易刑處分。如數罪併罰，宣告多數罰金，定其應執行之金額，雖符合刑法第51條第7款「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之規定，惟其諭知易服勞役之日數，卻逾原數罪諭知易服勞役之總和，自屬惡化受刑人之地位，與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應防止罪責失衡及不使受刑人更為不利之恤刑目的不符，且違反受刑人對於先前確定裁判宣告罰金如易服勞役折算期限之信賴利益保護，並使無資力完納罰金者，必須服較長期間之勞役刑，無異懲罰經濟上弱勢之受刑人，使其處於更不利之地位，自有違公平正義及罪刑相當之原則。查抗告人犯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2罪，分別經法院判決併科罰金10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千元折算1日（易服勞役之期限為：10萬元÷1千元＝100日），及併科罰金27萬元，如易服勞役以3千元折算1日（易服勞役之期限為：27萬元÷3千元＝90日）。原裁定酌定應執行罰金3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千元折算1日（易服勞役之期限為：32萬元÷1千元＝320日），所諭知易服勞役之320日，遠逾附表編號1、2原確定判決所示諭知易服勞役之總和190日（100日＋90日）。依前說明，難謂適法。（二）刑法第42條第4項項固規定：「依第51條第7款所定之金額，其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不同者，從勞役期限較長者定之。」，惟依該規定之立法理由所載：「93年2月4日公布施行之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信託業法、信用合作社法、保險法及93年4月28日公布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等，特別增訂提高罰金折抵勞役之期間，因上開七法之罰金刑有高達新臺幣數百萬元、千萬元，甚或上億元之金額，就易服勞役之規定，現行規定6個月或本條所定1年之折算期間，已無法反應無力或拒絕繳納高額罰金刑情形，而迭遭質疑高額罰金刑之處罰效果，故上開金融七法中增列「犯本法之罪，所科罰金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而無力完納者，易服勞役期間為二年以下，其折算標準以罰金總額與二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所科罰金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而無力完納者，易服勞役期間為三年以下，其折算標準以罰金總額與三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之規定，以解決高額罰金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惟行為人犯上開金融七法之罪與他罪有數罪併罰之情形，於定應執行刑之罰金部分，因本法與上開金融七法規定不一，而有數個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杜法律適用之爭議，爰增訂第4項以從期限較長者定折算標準。」等旨，則上開規定似僅在處理數罪併罰罰金定執行刑中含有前述金融七法案件之易刑標準，如非金融七法之案件，是否仍有該規定之適用，即有研酌之餘地。原審未審究釐清，逕依刑法第42條第4項之規定為本件罰金如易勞役折算標準之依據，論述尚有未盡，自難昭折服。參考法條：刑法第42條、第51條第7款 | 刑法第42條、第51條第7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597號 | 十八 | [] | （一）按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實現國家之刑罰權，民事訴訟之目的則在於確定當事人之私權。附帶民事訴訟，係於刑事訴訟中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在犯罪行為中，私法上權利被侵害之人，得利用刑事訴訟程序，請求回復其損害。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關於刑事訴訟之規定；但經移送或發回、發交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關於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之規定，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提出訴狀於法院為之。前項訴狀，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490條、第491條第10款、第49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於刑事訴訟程序，主張因犯罪行為中私法上權利被侵害之人，聲請關於民事訴訟有關之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行，應依上開規定「合法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法院始得據上開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為裁定。（二）經核，原審迄今僅受理朱○○之刑事案件，有原審查詢紀錄可稽；另抗告意旨陳稱其等另向高雄高分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既未向原審法院提起，則原審即無關於抗告人等對於被告等人提出附帶民事訴訟之繫屬，自無從依刑事訴法第491條第10款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就假扣押、假處分或假執行予以審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490條、第491條、第492條 | 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490條、第491條、第49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619號 | 十九 | [] |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刑事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得由權利人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向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而聲請人對檢察官關於發還、給付之執行不服者，亦準用同法第484條之規定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是以，得以檢察官上開發還或給付之執行指揮為不當，而聲明異議者，自係指該執行指揮處分效力所及之人。（二）卷查乙處分已載明係答復抗告人等聲請給付沒收款一事，且其正本均發送予抗告人等之意旨，原裁定卻認陳○○非乙處分之對象，即與卷證資料不符；而甲處分固係以高雄地院為受文者，惟其說明欄已載稱係：「覆貴院（即高雄地院）108年9月10日雄院和108司執讓字第82661號函」，顯係對高雄地院108年度司執讓字第82661號民事執行事件所為回覆，而該事件乃抗告人等持上開債權憑證為聲請之民事執行事件，亦有各該債權憑證影本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可憑，則甲處分顯然已影響抗告人等對前開違反銀行法案件扣案沒收物之民事執行聲請，原裁定猶認抗告人等均非甲處分效力所及之人，亦嫌未恰。抗告人等抗告意旨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484條 | 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484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678號 | 二十 | [] | （一）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是受刑人就得易科罰金之罪，自得選擇是否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定應執行刑，以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倘受刑人就其所犯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並未請求檢察官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者，法院自不能違法予以准許。（二）抗告人係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勾選「就上列案件我『不要』聲請定刑」一欄，並簽名捺指印。原審未察，逕依檢察官之聲請，即就如附表所示5罪全部予以裁定定應執行刑，於法尚有未合。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557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09年05月20日裁判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8年度台上 | 刑法第50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557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09年05月20日裁判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8年度台上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812號 | 二十六 | [] | （一）再審係為匡正已確定判決所發生之事實誤認瑕疵而設計，屬非常救濟手段，為於保障人權以實現正義，與確保法的安定性以維繫人民對裁判之信賴二者間，求其兩全，聲請再審之新事證，自須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故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明定得據以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非但內容係未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尚且須執以與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之舊證據綜合判斷，從形式上觀察，即具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性，二者兼備，始足當之。又是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必須於尊重原確定判決對原卷存舊事證所為評價之前提下，併就因新事實、新證據加入，對舊證據所造成之影響、修正，綜合考量，依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判斷。此與判決確定前，一般救濟手段之通常上訴程序，為發揮審級制度之功能，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判決進行審查時，不受原判決證據評價拘束之情形，迥不相侔；亦與同屬非常救濟手段之非常上訴制度，旨在針對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法律上瑕疵予以糾正，大異其趣。（二）本院前發回意旨，指摘發回前原審裁定就抗告人據以聲請再審之事實或證據，關於「新穎性」再審要件之審查，與刑事訴訟法修正後係著重法院「未判斷資料性」之審查要件不符；關於「明確性」之審查，對於原確定判決如何審酌並定取捨上開證據乙情，無所明指，理由欠備等語。旨在促請原審法院依該規定，落實審查本件再審之聲請，是否確已提出其所稱之「事實」「證據」，且是否符合其「未及調查審酌」（即所謂「新穎性」）及「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即所謂「明確性」）之要求，而具備再審程序之要件。至於本件聲請，是否具備該等要件，自有待原審本於職權進行審查。抗告意旨主張自本院上開發回理由觀之，已足徵本件確有上開規定之再審事由，並指摘原裁定未依本院發回意旨調查、說明云云，殊屬誤會。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5.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872號 | 二十七 | [] | 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所稱「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其中所稱「裁判確定」之「裁判」，係指所犯數罪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之裁判而言，該裁判之確定日期並為數罪併合處罰之基準日，必須其他數罪之犯罪日期均在該基準日之前，始得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又數罪併罰曾定應執行刑，若發現尚有其他罪刑與原定應執行刑之罪刑合於併合處罰要件，或其中部分罪刑應與其他罪刑併合處罰，則仍得由（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另定其應執行之刑，否則無異於將法定得併合處罰之數罪，繫於人為之刻意選擇或隨意之偶然組合，尚無所謂侵越先前定應執行刑裁判依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基準時點而劃設之定應執行刑範圍可言。至先前原定之應執行刑，因其構成併罰基礎之宣告刑增加或更易，應執行刑於相應範圍內即隨之變動，甚或失其部分效力（劃定刑罰裁量法律性內部界限之效力仍存在），則係事物本質之所當然。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 | 刑法第50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6.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91號 | 十二 | [] | 按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者，固僅限於有罪確定判決，始得為之。惟如因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而不罰，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並依刑法第87條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者，因該監護處分，乃出於防衛社會與預防再犯之目的，對受處分人施加治療之措施，以期回歸社會，具有替代刑罰之作用，並有拘束身體、自由等處置，屬於對被告不利之處分。是以，此類保安處分與其前提之無罪諭知，具有不可分離關係，必須整體觀察。倘被告因欠缺責任能力之行為不罰而受無罪諭知，同時附加施以保安處分之判決，形式上雖為無罪確定判決，實質上仍具備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該當與違法性，此部分與受有罪確定判決無異，受判決人為除去監護處分，主張此無罪確定判決肯認之犯罪事實有錯誤，並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421條規定之再審事由，為其利益而聲請再審，自非法所不許。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第1項、第87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421條 | 刑法第19條第1項、第87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42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95號 | 十三 | [] | 原審裁定後，刑事訴訟法就再審程序已修正部分條文，於109年1月8日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10日生效，依「程序從新原則」，本件提起抗告後自應適用修正後之法律。其中同法增訂第429條之2規定：「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抗告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依其立法理由謂：「再審制度之目的係發現真實，避免冤抑，對於確定判決以有再審事由而重新開始審理，攸關當事人及被害人權益甚鉅。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抗告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惟經通知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已陳明不願到場者，法院自得不予通知到場，爰增訂本條。」亦即依新法規定，聲請再審原則上應踐行訊問程序，徵詢當事人之意見以供裁斷，惟基於司法資源之有限性，避免程序濫用（即「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或欠缺實益（即「顯有理由」），於顯無必要時，得例外不予開啟徵詢程序。則此法文所指「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應係指聲請之不合法或無理由具有「顯然性」，亦即自形式觀察即得認其再審聲請係「不合法」或「無理由」，而屬重大明白者而言。再者，再審理由應依「新規性」及「確實性」，而為二階段之審查，其中「新規性」，本得依事證之外觀而為形式審查，且應優先進行，已如前述，是以在「新規性」審查階段，如於形式上即得認所提出之再審事證，顯然業經確定判決調查斟酌，欠缺「未判斷資料性」時，自得認再審聲請「顯無理由」，而顯無開啟徵詢程序之必要。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所提事證，均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斟酌，欠缺「新規性」，已如上述，自可認顯無必要，則原審未及適用新法規定開啟徵詢程序，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 | 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970號 | 二十二 | [] | （一）按就受刑人所犯數罪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為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之職權。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雖依同條第2項規定，得請求前項管轄檢察官（下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之，然此項請求之性質，僅係在促使檢察官注意斟酌應否向法院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並無拘束檢察官行使其職權之法律上效力；故檢察官是否依其請求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仍有其裁量權；而檢察官對於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固須符合法律之規定及法律授權之目的，並須注意對受刑人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得濫用或恣意為之，以期適法並符合比例及公平原則。然茍其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並未違反相關法律之規定，亦無濫用或牴觸法律授權目的，且無明顯不利於受刑人之情形，復已將其裁量准否之理由明確告知請求人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而執為聲明異議之正當理由。（二）檢察官先前以抗告人所犯如Ａ裁定附表所示之6罪，向管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嗣後另依抗告人之請求，而就其所犯如Ｂ裁定附表所示之12罪向管轄之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經核與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相符，尚無違背法律之規定，亦無濫用裁量權或明顯不利於抗告人之情形。茲上述Ａ、Ｂ二裁定既已經法院裁定確定，則檢察官依據上述確定裁定指揮執行，於法亦無不合。而抗告人所犯前揭業經法院依法裁定其應執行刑確定之數罪，事後並無因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經撤銷改判，亦無因赦免、減刑及更定其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基礎變動而有另定其應執行刑必要之情形，基於確定裁定之安定性及刑罰執行之妥當性，自不得任由抗告人事後依其主觀意願，將上述已確定之Ａ、Ｂ二裁定附表所示之數罪任意加以拆解割裂或重新搭配組合，而向檢察官請求將其中已定刑確定之一部分罪刑抽出，另與其他已定刑確定之罪刑重複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至抗告人雖謂如檢察官依其請求再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對其在監行刑之累進處遇分數及報請改服外役監均較為有利云云。然抗告人在監行刑之累進處遇分數，以及能否報請改服外役監，與抗告人在監執行之時間長短與行刑表現之優劣密切相關，其中變動因素甚多，似難僅以法院所裁定之應執行刑本身加以判斷。且檢察官縱依抗告人之請求再向法院聲請裁定其應執行之刑，法院將來裁定結果如何，亦難預見。故抗告人執此作為其請求檢察官再次向管轄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理由，殊乏實據。從而，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該署前揭函文告知抗告人其請求與法律所規定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要件不合而礙難准許之理由，依上述說明，尚難遽謂有違法、濫用裁量權或違背抗告人利益等顯然不當之情形。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 刑法第50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1.json |
109年度台抗字第971號 | 二十三 | [] | (一)按刑事訴訟之目的，係法院基於檢察官之起訴或自訴人之自訴，經由正當程序之進行，確定國家對於被告的具體刑罰權。是法院及兩造當事人（被告、檢察官或自訴人），均為刑事訴訟之主體。被告既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造，欲在訴訟上為合法當事人，並為有效之訴訟行為，以保障其訴訟上權益，自應具備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所謂當事人能力，係指具備人格，有接受刑罰之可能性，得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之法律上能力；所謂訴訟能力，則係指具有意思能力，並自由決定防禦訴訟上利益，得為有效刑事訴訟行為之能力。為自然人之被告死亡者，同時喪失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其為訴訟主體之地位，已然不復存在，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例如刑事訴訟法第427條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自無再為實體裁判之必要。而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判，係由法院以被告分別受宣告之罪刑為基礎，依法定標準為之，所為裁判與科刑判決有同等效力，屬實體裁判，理當以被告在訴訟上為合法當事人為前提。從而，法院受理檢察官聲請受刑人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聲請後，受刑人死亡，因其在訴訟上已非合法當事人，不得更為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二)本件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於民國109年6月5日依法提起第三審抗告後，已於同年0月0日死亡，有抗告人○○○○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原審未及審酌，所為裁定，揆之上開說明，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參考法條：刑法第53條。刑事訴訟法第3條 | 刑法第53條。刑事訴訟法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2.json |
109年度台簡抗字第253號 | 九 | [] | 按法律適用之思考過程，可分為法律解釋、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其中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得以類推適用為其填補方法。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而是否得以類推適用，應先探求法律規定之規範目的，再判斷得否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法律規定類推及於該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又姓氏屬姓名權而為人格權之一部分，並具有社會人格之可辨識性，與身分安定及交易安全有關，復因姓氏具有家族制度之表徵，故亦涉及國情考量及父母之選擇權，我國立法者綜合上開因素，以民法第1059條第1項規定子女出生姓氏登記之決定方式，惟為因應情事變更，於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未成年父母及已成年子女之意定變更，但因顧及身分安定及交易安全，各以一次為限；同條第5項則規定裁判變更，於未成年子女有：父母離婚，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之一者，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查兩造於未成年子女出生時，約定子女從父姓，兩願離婚時，約定該子女變更為從母姓，現兩造已再行結婚，為原法院確定之事實，而上開裁判變更之列舉事由，皆屬未能預測之事件，則兩造間之兩願離婚與再行結婚，似均為未成年子女父母婚姻關係之變動且同屬不能預測之事由。果爾，就子女姓氏裁判變更之事項，兩者是否具有類似性？父母再行結婚後，倘有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變更姓氏之必要時，依民法第1059條規定之內在目的及規範計劃，可否謂係應有規定而未設規定之法律漏洞？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是否不能類推適用民法第1059條第5項第1款規定？非無進一步研求之必要。相關法條：民法第1059條 | 民法第105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 | 十 | [] | 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之。至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為清償繼承債務而變賣遺產者，係屬遺產管理人之法定職務之一（參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4款），由此所生之費用及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均屬遺產管理之費用，應由遺產中支付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相關法條：民法第545條、第1150條、第1179條 | 民法第545條、第1150條、第117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聲字第84號 | 二十八 | [] | （一）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物，因防其喪失或毀損，應為適當之處置。不便搬運或保管之扣押物，得命人看守，或命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管；沒收物，由檢察官處分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0條、第4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實施扣押後，扣押物之保管，乃是遂行扣押強制處分之持續狀態，固係檢察官之權職，惟案件既經起訴繫屬法院，於法院尚未審結前，或一部已確定、一部尚未確定，扣押物應否續為扣押、其範圍、如何遂行持續扣押處分，以及部分確定應否移付執行由檢察官處分之等，因事涉當事人權益及案件終結後，如何執行之問題，自應由繫屬之事實審法院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依其職權決定之。（二）附表七所示之物，為應沒收之物，既已部分確定、部分發回原審，揆之說明，聲請人前揭聲請，自應由原審為事實之調查，資以審酌應否解除其保管責任，或以其他方式為之，其向本院聲請不能准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40條、第472條 |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40條、第472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7.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139號 | 二十 | [] | （一）大法官秉憲法所賦予維護規範位階及憲政秩序之重大職責，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就憲法所為之解釋，不問其係闡明憲法之真義、解決適用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律是否違憲，均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立法院行使立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形成空間，但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司法院釋字第185、405號解釋意旨參照）。故大法官宣告法規範違憲之解釋，具有一般之拘束力，及於未參與訴訟程序者（即對世效力），甚至具有高度民主正當性之立法院，於行使立法權時，仍須參照大法官解釋意旨以增修符合憲法意旨之新法規。此與一般法院所為裁判或議決，僅於該具體事件有拘束力者有別。故大法官宣告法規範違憲之解釋，在客觀上除解釋文以外，理由書中關於形成解釋文具有必要性或不可或缺之法律上意見，並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但與解釋文之作成，不具有必要性或無關之理由，則屬旁論，自無法律上拘束力。（二）司法院釋字（下稱釋字）第775號解釋之客觀拘束力範圍：⒈釋字第775號解釋文第1項宣示：「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等詞。查本解釋文僅限縮在「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情形」、「不分情節」之條件下，宣告刑法第47條第1項一律加重最低本刑之規定違憲。則不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情形之個案，依其犯罪情節是否應加重最低本刑，固授權法官裁量決定。然法官在何種情節之下，一定得進行裁量（裁量收縮至零），不能逕依規定加重最低本刑，解釋文並無任何宣示。⒉就此而言，本號解釋理由書（下稱理由書）則敘明：「惟系爭規定一（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刑法第4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參照），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法院仍須宣告7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因此，系爭規定一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等詞（下稱理由甲）。是依其犯罪情節「應量處最低法定刑」之個案，若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致行為人被量處超過其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本刑，將使行為人所承受之刑罰超逾其所應負擔之罪責，而違背憲法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即應進行裁量。相對地，若法院依該個案犯罪情節，認為並無應量處法定最低刑度之情形，且即使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亦不致使行為人所承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者，則法院縱未作上述裁量，而逕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即尚無違背上述解釋意旨之問題。理由甲對於解釋文之形成具有劃定法官裁量範圍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即具有其法律上之拘束力，法院自應受其拘束。⒊至於，非常上訴書所引理由書另段理由：「又有關刑罰法律，基於無責任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本院釋字第687號解釋參照）。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無罪責即無刑罰，刑罰須與罪責相對應（本院釋字第551號及第669號解釋參照）。亦即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刑罰不得超過罪責。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本院釋字第602號、第630號、第662號、第669號及第679號解釋參照），立法機關衡量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等詞（下稱理由乙），核係罪刑相當原則在定義上之一般性說明，雖有助於理由書行文之起承轉合，但縱無本段定義上之說明，大法官仍須就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乙節，進行實體審查。換言之，本段理由並非形成解釋文所不可或缺之法律上意見，自不具有法律拘束力。⒋又非常上訴書所引理由書別段理由，謂：「對累犯者加重本刑涉及科刑。目前刑事訴訟法，僅規定科刑資料之調查時期應於罪責資料調查後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參照），及賦予當事人對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3項參照），對於科刑資料應如何進行調查及就科刑部分獨立進行辯論均付闕如。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59條至第62條參照）及其他科刑資料（刑法第57條及第58條參照），指出證明方法，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修法，以符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併此指明」等詞（下稱理由丙）。查本段理由書之記載，並非本號解釋聲請人聲請解釋之爭點，且與解釋文無關，僅係大法官呼籲立法者儘速修改刑事訴訟法有關科刑資料之調查與辯論程序等規定，性質上僅屬旁論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⒌綜上，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文及理由甲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理由乙、丙則均屬旁論，並無法律上拘束力。非常上訴意旨謂原確定判決未及依理由乙、丙之說明意旨，程序上未進行本件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科刑資料之調查與辯論；實體上復未依「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再犯）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要件進行裁量，違反本號解釋意旨，遽對被告所犯本件10罪均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認為違背法令云云，依上述說明，要屬誤會。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23條。司法院釋字第185號、第405號、第551號、第602號、第630號、第662號、第669號、第679號、第687號、第775號。刑法第47條、第57條、第58條、第59條、第62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289條 | 憲法第8條、第23條。司法院釋字第185號、第405號、第551號、第602號、第630號、第662號、第669號、第679號、第687號、第775號。刑法第47條、第57條、第58條、第59條、第62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28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164號 | 九 | [] | 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顯然違背法律明文所定者及其審判程序或其判決所援用之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或具有法令效力而得以拘束各級法院之相關解釋有所違背者而言。若法文上有發生解釋上之疑問，而僅依法律上見解之不同者，尚不得謂為違法，而據為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查：本院95年度第7次及97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為統一法律見解，認依92年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之規定，將施用毒品者之刑事處遇程序，區分為「初犯」及「5年後再犯」、「5年內再犯」，其中「初犯」及「5年後再犯」者，均得先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5年內再犯」者，始依法追訴。倘於5年內已再犯，經依法追訴處罰，縱其第3次（或第3次以上）再度施用毒品之時間，在初犯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5年以後，已不合於「5年後再犯」之規定，應依第10條規定追訴處罰。基此當時之實務一致見解，高院判決就檢察官之起訴，依法裁判，系爭判決予以維持，即無違法或不當。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雖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惟此修正僅係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並未敘明所謂「3年後再犯」究何所指?本院大法庭因而於109年11月18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採「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之見解，固異於本院先前所採之法律上見解。然此僅屬法律見解之不同，且係在系爭判決後始發生之變更見解。非常上訴意旨另執此指摘系爭判決有誤合法上訴為不合法之違背法令情事，亦屬無據。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6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6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22號 | 九 | [] | （一）數罪併罰之數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其折算標準不同，於定應執行刑時，應如何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查刑法第51條就有期徒刑之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不採併科原則或吸收原則，乃為避免採併科原則，可能導致刑罰偏重而過苛，不符現代刑法之社會功能；採吸收原則，可能導致評價不足，而有鼓勵犯罪之嫌。此項限制加重原則，不僅於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時，有其適用，在數罪併罰之數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於定折算標準時，亦同應遵循。從而數罪併罰之數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其折算標準不同時，因原確定之本案判決所諭知不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亦有確定力，應受其拘束。故應按比例就所定之刑，分別諭知各該部分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始屬適法而合乎公平正義。（二）被告所犯上開2罪，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在刑法第51條第5款之範圍內，係屬合法。然在未定應執行刑前，傷害罪如易科罰金，金額為24萬元；過失傷害罪，如易科罰金，金額為12萬元。2罪併合處罰後，如以1千元折算1日，其總金額僅為21萬元，反較併合處罰前之傷害罪易科罰金之24萬元為低，顯有評價不足而鼓勵犯罪之嫌。然如以2千元折算1日，其總金額將達42萬元，反較未併合處罰前，2罪合併之總金額36萬元為高，則致刑罰偏重而過苛，不符現代刑法之社會功能。故依上開說明，應按比例就所定之刑，分別諭知各該部分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始屬適法，而合乎公平正義。（三）原裁定諭知（全部）以1千5百元折算1日，係屬違法，案經確定，對於被告並無不利，但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且有原則重要性，應就該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張○○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柒月，其中參月又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貳仟元折算壹日；另參月又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參考法條：刑法第41條、第51條 | 刑法第41條、第51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25號 | 八 | [] | （一）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審判程序或其判決（裁定）之援用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有所違背而言；故原確定裁判所援用之法令，如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並無違背，即難以其後法令變更或法院所持之法令上見解變更為由，提起非常上訴，而使前之確定裁判受影響。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3條定有明文，而如何定其應執行刑，則應由法院視個案具體情節之不同，以其各罪所宣告之刑為基礎，本其自由裁量之職權，依刑法第51條規定之方法為之。而在本件裁定確定前，關於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如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應以何者為基礎，本院當時有效之法律見解為「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其各罪宣告之刑為基礎，定其執行刑，不得以前之執行刑為基礎，以與後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本院前59年台抗字第367號判例）雖本院於民國103年9月2日第14次刑事庭會議作成決議，以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上開判例不合時宜，不再援用。惟同時說明此為本院所持法令上之見解變更，故對於該則判例公告不再援用前所為之確定裁判，不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而使前之裁判受影響，並於同年10月3日公告不再援用上開判例。（二）本件被告柯○星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17罪，分別經法院判處所示之宣告刑，總計有期徒刑153年2月又15日確定。因上開各罪合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規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審法院於97年6月6日以97年度聲字第829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0年，同年6月17日確定，有各該刑事判決、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雖原裁定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0年，較重於附表編號1至7等罪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8月，於加計同附表編號8至17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5年後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27年8月），但依本件裁定當時本院所持之法律上見解，前定之執行刑既因重定執行刑而當然失效，原審法院本於裁量權之行使，所後定之執行刑並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範圍，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並無違背。自難因原裁定確定後，本院所持之法令上見解有變更，執為非常上訴之理由，而使前之裁判受影響。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裁定關於定應執行之刑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與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應有誤解，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第441條。刑法第5條第5款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第441條。刑法第5條第5款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36號 | 十 | [] | （一）檢察官就數個犯罪行為以一罪起訴，法院如認一部成立犯罪，他部分被訴犯罪不能證明時，則數行為間不生一罪關係。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本質上包括同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及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並以毀損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作為竊盜罪之加重條件，而僅成立一個加重竊盜罪，不再論以毀損罪。惟倘此加重竊盜犯行，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不成立竊盜罪者，仍應就已合法起訴之毀損部分為審理裁判，始為適法。（二）被告所為原確定判決附表編號2犯行，既因屬加重竊盜之預備階段，無從論以加重竊盜罪行，自應另為審究被告是否成立毀損罪。且此毀損部分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之(二)記載：「…以其所有之鑰匙（未扣案），插入並破壞該住家紗門及玻璃門之門鎖，而欲進入該屋內行竊…」而提起公訴，並據告訴人陳○○就本案向承辦警員提出告訴。原審法院未就毀損部分予以審判，尚非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20條、第321條、第354條。刑事訴訟法第379條 | 刑法第320條、第321條、第354條。刑事訴訟法第379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76號 | 二十四 | [] | （一）被告既完成「附命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之處遇，如於該條例第23條第2項所定「五年」內，再犯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罪，顯現其再犯率甚高，原規劃之「附命緩起訴」完成戒癮治療制度功能無法發揮成效，已無再次接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之必要。倘被告經「附命緩起訴」，且完成戒癮治療後，因其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之處遇，「五年」內再犯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罪，顯見其再犯率甚高，自應依該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之相同法理，逕行追訴（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而無再依該條例第20條第1項重行聲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必要。再者，被告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罪，經裁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者，係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起算上開「五年」內再犯之期間，則被告係經「附命緩起訴」，依同一法理，應以經「附命緩起訴」並完成戒癮治療後，而非以「附命緩起訴」確定之日，起算該「五年」內再犯之期間。（二）第一審法院引用本院106年度台非字第149、181號及107年度台非字第121號刑事判決意旨，因認被告係於「107年6月28日」，再有本件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已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即「101年7月4日」，「五年」後再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2項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規定之適用，自應先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惟本院前揭判決，主要係針對經檢察官「附命緩起訴」前之其他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犯行，應否聲請觀察、勒戒一節，而為立論，並未兼及所謂「五年」內或「五年」後之起算時點，與本件案例事實有所不同，尚不宜比附援引作為論據。第一審法院認檢察官逕行起訴，其起訴程序違背規定，因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即有應為實體上審判，而誤為不受理判決，亦即不受理訴訟係不當之違背法令。經檢察官提起上訴，詎原確定判決未加糾正，予以維持，並駁回檢察官之上訴，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案經確定，雖非不利於被告，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而與統一法令之適用有關。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洵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及第一審判決關於違背法令部分予以撤銷，以資糾正。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3.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86號 | 二十二 | [] | 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或與實體判決具同等效力之裁定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既定明以「發見」而非「認為」上開確定判決或裁定違背法令，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則非常上訴自應以上開確定判決或裁定客觀上顯然違背法令為要件；如以主觀上之認知，對尚有爭議之法律見解、法律事後審對上訴或抗告理由是否為適法理由之審認、或事實審所為證據之取捨、判斷，徒持相異之評價，據以提起非常上訴，要非適法之非常上訴理由，亦與非常上訴採便宜主義之本旨有違。又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是否予以宣告緩刑，但事後執行檢察官發現當時所為緩刑之判斷有誤時，得向法院聲請是否撤銷緩刑，法院即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並不受當時法院判決或檢察官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刑罰之目的，此與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1項或第3項規定表示願受科刑範圍（指被告）或為求刑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指檢察官）者，法院如於被告所表示範圍內科刑，或依檢察官之請求（求刑或請求宣告緩刑）為判決者，依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各該當事人不得上訴，採「禁反言」之方式立論，並不相同。參考法條：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378條、第379條、第380條、第441條、第451條之1 | 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378條、第379條、第380條、第441條、第451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1.json |
109年度台非字第90號 | 二十五 | [] |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已於民國103年6月4日公布，並於同年11月20日施行。依該施行法第2條規定，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故兒童權利公約有規定者，應屬刑事法律、少年事件處理法關涉保障及促進兒少權利相關事項之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再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明定，適用兒童權利公約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即包含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之一般性意見在內。而該委員會第10號一般性意見第66點已揭示「為了避免實行歧視和/或未經審訊作出判決，少年犯檔案不應在處理其後涉及同一罪犯的案件的成人訴訟中得到使用（見《北京規則》，規則第21條第1項和第2項），該檔案也不得用來加重此種今後的宣判。」（Withaviewtoavoidingstigmatizationand/orprejudgements,recordsofchildoffendersshouldnotbeusedinadultproceedingsinsubsequentcasesinvolvingthesameoffender(seetheBeijingRules,rules21.1and21.2),ortoenhancesuchfuturesentencing.）之旨；從而，同一少年成年後之訴訟程序，包括依刑法第47條規定判斷是否為累犯時，依上揭意旨，自不得以其少年時期之少年非行或刑事前科等觸法紀錄或檔案，作為不利之量刑基礎或刑之加重條件。是被告於少年時期所犯之上述少年刑事前科紀錄，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之1第1項視為未曾受刑之宣告、第2項紀錄塗銷，暨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第66點後段關於成人訴訟中不應使用該紀錄及用以加重其刑之規定，既不得被使用於其成年後之訴訟程序，從避免污名化或預斷之觀點，少年之觸法紀錄不應被使用於同一少年成年後之訴訟程序或被使用於加重成年後訴訟之量刑，自不生累犯問題，併此敘明。參考法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8條之1。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 |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8條之1。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 | true | Aaronfong |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 | 九 | [] | (一)按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揭示之基本國策之一。環境基本法則係政府為貫徹環境保護之基本國策所制定之基本法，該法第1條揭櫫其立法目的在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並明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1條參看）。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環境保護，由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共負其義務與責任；第2項規定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是為污染者負擔費用原則；第3項明示污染者、破壞者不存在或無法確知時，則由政府負最終責任。至土污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制定，係為預防及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改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土污法第1條參照），本於憲法增修條文、環境基本法前揭意旨而予具體化之法律規範。以故，關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之環境保護事項，以環境基本法為指導原理，而於土污法之解釋適用生有疑義，或其文義涵攝範圍不明，需為文義之擴張或限縮時，仍應符合環境基本法規範目的與旨趣。10(二)次按行政機關依法命義務人繳納費用之行政處分，因義務人逾期不履行該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而依行政執行法第4條規定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再經移送法院民事執行處參與分配者，此項行政機關請求對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屬於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執行名義之執行，與私法上債權人依同條項其他各款取得之執行名義之執行，同屬有執行名義債權人之聲請執行。惟基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名義取得，於執行名義取得前係本於權力服從之不對等關係，於國家與義務人間具強烈公法色彩，當以之作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後，公法關係即須褪去，進入私權利義務領域，並應本於權利對等關係，除法規範已明確賦予此類型之執行名義享有優先地位外，在規範文義外，不得任意擴張其適用範圍，且於與平等原則相互牴觸時，亦非不得為文義之限縮，以符平等原則。依此，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同時存有多數執行債權人時，依公法關係取得之執行名義，除法律已特別賦予其優先權外，基於債權平等原則，各執行名義之執行，悉應平等受私法之審查，並由民事執行處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規定，依公平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執行之。(三)土污法第43條規定，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有土壤污染之虞之場址公告為控制場址，因污染行為人不明或不擬訂污染控制計畫時，而依同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採適當措施改善支出之費用」，得限期命污染行為人繳納。此項應繳納之費用，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為同法第49條所明定。上開「採適當措施改善支出之費用」，係污染者負擔費用原則，立法規範固明確賦予政府機關因此支出之費用有優先權，符合明確性原則，惟如前述，環境基本法第4條第3項明示國家就環境保護負最終責任，而縣（市）主管機關因採適當措施改善，11依行政執行法第29條第2項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為履行，估計其數額而命義務人繳納之費用，固係污染行為人應負擔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且主管機關將來實際支出該費用而向污染行為人請求時，有因污染行為人屆時已無財產致執行無效果之虞；然如對於污染行為人之該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移送法院民事執行處參與分配時，該預估費用政府即得主張土污法第49條之優先權而優先受償，無異將政府應負環境保護之最終責任，轉嫁於污染行為人相對立之私法上債權人及抵押權人，有違環境基本法第4條第3項明示政府應負環境保護之最終責任之意旨。準此，關於縣（市）主管機關依土污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採適當措施改善支出之費用」，而有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者，所稱之「支出」費用，係指「已實際支出」之費用，不包括「預估支出」之費用，該「預估支出」部分之執行名義，應列入一般債權參與分配，始符平等原則。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環境基本法第1條、第4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條、第13條、第43條、第49條，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29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4條 |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環境基本法第1條、第4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條、第13條、第43條、第49條，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29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 | 一 | [] | 按退休金為雇主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之約定，對於達一定工作年資及年齡之勞工，於離職時所給與之給付。為使勞工與雇主間權利義務關係早日確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宜久懸，勞基法（勞動基準法）第58條第1項乃明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勞基法係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本得約定於該法之勞動條件。是勞雇雙方就達一定工作年資及年齡，但不符合勞基法所定退休條件之勞工，約定於其離職時仿照勞基法有關退休金給與之規定，由雇主一次性付與一定金額者，除非依其約定給付之目的及性質，與勞基法所定之退休金有別，否則無異係屬優於勞基法規定之退休金給與之約定，關於其請求權時效，自有勞基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之用，不因其就該給付使用之名稱為何而有不同。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58條 | 勞動基準法第5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548號 | 四 | [] |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因所在不明傳喚不到者，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性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性侵防治法第17條第1款亦明定：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其警詢中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性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又司法院釋字第789號解釋，就性侵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做出合憲性限縮解釋，解釋文略以：上開規定旨在兼顧性侵害案件發現真實與有效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正當目的，為訴訟上採為證據之例外與最後手段，其解釋、適用應從嚴為之。法院於訴訟上以之作為證據者，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基於憲法公平審判原則，應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包括在調查證據程序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與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意旨均尚無違背；解釋理由並謂：上開規定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之特別規定，具有例外規定之性質，其解釋、適用，應依循相關憲法意旨，從嚴為之各等語。換言之，被告以外之人，如為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且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而無法陳述時，其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法院於性侵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除應從嚴解釋、適用外，並於調查證據程序上採取有效之訴訟上補償措施；於證據評價上尤應注意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作為論罪之唯一或主要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得例外容許為證據者，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定有規定外，性侵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同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例外規定。亦即，當被告以外之人係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而有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而無法陳述情形時，其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之有無，因性侵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屬特殊性規定，自應依該規定及前述解釋意旨，從嚴解釋、適用；若該被害人並無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而無法陳述情形，而係因所在不明傳喚不到者，法院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規定，判斷其警詢陳述得否為證據。非謂被害人之傳喚未到，無關性侵害之身心創傷，即應排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之第3款之適用。否則，被害人警詢陳述後死亡、罹患重疾、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等情形，將因與性侵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不合而應一律排除，顯不切實際，亦有礙國家刑罰權之實現及真實之發現，於法規範意旨亦屬有違。參考法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司法院釋字789號解釋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司法院釋字789號解釋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563號 | 三 | [] | 按仲裁法87年6月24日修正公布前之商務仲裁條例第30條第1項原規定：「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仲裁法第47條第1項修正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法律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其立法理由為：鑑於當時實務上對於在我國領域內非依我國商務仲裁條例做成之仲裁判斷，認為非內國仲裁判斷，亦非外國仲裁判斷，因而無法獲得承認及執行，為使此類仲裁判斷有所定位，並使我國仲裁制度邁向國際化，爰兼採「領域說」及「準據法說」，增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法律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之規定，俾資明確。參酌立法院86年12月17日聯席會議紀錄，行政院所提修草案文字原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下列各款之一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一、外國仲裁法規二、外國仲裁機構仲裁規則三、國際組織仲裁規則。」嗣於立法院審議時，為求文字精簡，乃修正以現行文字增訂之，另參諸仲裁法第48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當事人持外國仲裁判斷聲請承認時，應附具之文件為仲裁判斷所適用之外國仲裁法規、外國仲裁機構仲裁規則或國際組織仲裁規則，足認仲裁法第47條第1項所謂「外國法律」應包括外國仲裁法規、外國仲裁機構仲裁規則及國際組織仲裁規則。次按現行仲裁法之體例前四章為「仲裁協議」、「仲裁庭之組織」、「仲裁程序」、「仲裁判斷之執行」，而第五章「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則承接前四章而為規定，外國仲裁判斷立有第七章專章，與同法之前六章規定加以區別。且第四章「仲裁判斷之執行」於第37條第1項規定：「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七章「外國仲裁判斷」於第47條第1項規定外國仲裁判斷之定義，於同條第2項規定：「外國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後，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並得為執行名義。」對外國仲裁判斷，不直接賦予相當於內國仲裁判斷之效力，外國仲裁判斷必須經過我國法院審查，認為符合要件而裁定承認後，始能向管轄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且於第49條、第50條設有拒絕承認外國仲裁判斷之規定，顯有異於同法第四章「仲裁判斷之執行」之規定。是故第五章「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於第40條所規定者，應以「本國仲裁判斷」為對象，而不包括外國仲裁判斷至明。相關法條：民國87年6月24日修正公布前之商務仲裁條例第30條、仲裁法第37條、第40條、第47條、第48條、第49條、第50條 | 民國87年6月24日修正公布前之商務仲裁條例第30條、仲裁法第37條、第40條、第47條、第48條、第49條、第5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 | 五 | [] |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又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所稱審判中自白，既未明文指歷次審判程序，實務上基於該條文係為鼓勵被告自白認罪，採行寬厚減刑之刑事政策，咸認係指案件起訴繫屬後，在事實審法院任何一審級之一次自白而言。嗣立法者為免是類毒品案件之被告反覆，致有礙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立法原意，乃將「審判中」修正為「歷次審判中」，並於立法理由中明列：「所謂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故爰修正第2項，明定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減輕其刑。又被告於偵查中及於一審審理中自白，僅被告上訴且於二審審理中否認犯罪，因不符合第2項所定『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減刑要件，法院自應撤銷原判決另行改判，併此敘明。」足見修法後已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依前揭說明，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自應有上開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二）本件被告於偵查中曾自白，復於新法施行前（109年7月1日）在原審自白，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就各次犯行均減輕其刑等語，其法律適用，洵無違誤，無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 刑法第2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 | 二 | [] | 按民事訴訟制度，係為保護私權而設，故在給付之訴，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必須對於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權利，依實體法規定有處分之權能者，始為適格之原告，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行為，並受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未讓與第三人，而基於委任契約委任該第三人起訴或應訴者，該第三人應以委任人名義為訴訟行為，不得以自己名義為之，俾委任人得以權利主體之地位參與訴訟，以保障其權利，並貫徹既判力之主觀範圍，防止非權利人藉委任關係濫行起訴、謀取不法利益，及符信託法第5條第3款所定以進行訴訟為主要目的之信託為無效之法意。上訴人既主張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即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權利為劉敦榮所有，則上訴人以自己名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向自己為給付，於法自有未合。相關法條：信託法第5條 | 信託法第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707號 | 一 | [] | 按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舉行地法者，亦為有效，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定有明文。是婚姻成立之實質要件符合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且其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即為有效。至駐外館處面談作業要點之訂定，係為防範人口販運或外國人來臺從事與申請簽證目的不符之活動，及兼顧國民與外籍配偶之共同生活權，供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來臺簽證及文件證明之處理準據，非得作為當事人間身分關係之判斷結果。民事法院仍應自行審酌婚姻成立及生效要件以為認定之依據。相關法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 |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 | 四 | [] | 西元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並在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且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均可加入。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經立法院於民國96年1月5日議決，2月9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明定CEDAW具國內法效力，並經立法院於100年5月20日三讀通過，於同年6月8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EDAW於國內生效是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里程碑，促使我國性別人權狀況與國際接軌，兩性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別歧視逐步消除。落實在性侵害事件，主要為打破以往對於性別刻板印象及普遍存在性侵害犯罪迷思。以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meansNo」「onlyYesmeans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參考法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2條。刑法第221條第1項。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2條。刑法第221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 | 二 | [] | 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車手提領得手，自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於車手提領時經警當場查獲而未得手，應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⒈修正後法院組織法，為確保法律適用一致及促進法律續造之作用，避免就相同事實之法律見解歧異，影響裁判之安定性及可預測性，於該法第51條之1明定於本院建置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並刪除原第57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以「判決違背判例」（下稱系爭規定）為特殊上訴理由之規定，並未因應修正，以致於原審法院就相同事實所為法律見解，違背「依徵詢或大法庭裁定見解所為之判決先例」時，產生能否適用系爭規定而得例外上訴第三審之爭議，形成「嗣後法律漏洞」。⒉為達成本院作為終審法院一致或統一之法律見解功能的有效實踐，既以大法庭制度接續判例制度關於形成一致法律見解之「功能」（並非取代判例地位），基於合憲性解釋之要求，在合乎系爭規定之上開規範目的範圍內，依目的性擴張之實質解釋方法，應認「依徵詢或大法庭裁定見解所為之判決先例」，因已對特定法規範之本質、內涵進行具體分析，依法定程序而作成本院一致或統一之法律見解，而適用於具體個案之救濟，對於下級審法院已形成事實上之拘束力，並有利於保障法之安定性、可預測性以及裁判之一致性。抑有進者，一般人對已生效之上開判決先例亦已產生法之信賴，而具有維持法秩序之效果，如不遵循，會對相關人民造成損害。是倘無充分理由與證據足以認為適用某一判決先例會對法規範及法秩序帶來不利之影響，即應予遵循，俾兼予保障人民之信賴利益。⒊綜上，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違背「依徵詢或大法庭裁定見解所為之判決先例」，自屬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判決違背判例。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 | 洗錢防制法第14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82號 | 一 | [] | 權利物權非如一般物權，其客體並無確定之所在地，修正前涉民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2項規定：「關於以權利為標的之物權，依權利之成立地法。」以為明確之標準。乃因權利物權之設定，與為標的物之權利之性質或效力相關，且屬該權利之處分問題，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宜以該權利本身之準據法為該權利物權之準據法。是權利成立地與該物權之關係最為密切，該權利可否為物權之標的，應依該地之法律關係以為決定（同條項立法理由參照）。原審認定系爭質權係以系爭股權為標的之物權，應以系爭股權之成立地法為準據法，核無違誤。相關法條：民國99年5月26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 | 民國99年5月26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9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87號 | 一 | [] | 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最大的差異在於危險性質的不同，抽象危險犯之危險，係行為屬性之危險，具體危險犯之危險，乃結果屬性之危險，故兩者形式上的區分基準，在於危險犯之構成要件若有「致生…危險」明文規定者，為具體危險犯，若無，則為抽象危險犯。而抽象危險犯之過度前置處罰，恐造成無實質法益侵害之行為亦在處罰範圍之列，具體危險犯則亦有危險狀態或其因果關係難以證明而免予受罰之情形，故為節制處罰過寬或避免處罰過嚴之不合理，即有必要透過適性犯（或稱適格犯）之犯罪類型予以緩和。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至於行為是否通常會導致實害結果之危險狀態，即非所問。是其評價重點在於近似抽象危險犯之行為屬性，而非具體危險犯之結果屬性。故凡構成要件明白表示「足以」之要件者，如刑法偽造文書罪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為形式適性犯之例示規定。倘構成要件未予明白揭示，但個案犯罪成立在解釋上亦應合致「足以」之要件者，如刑法第168條偽證罪規定「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而言」；同法第169條誣告罪之成立，必須行為人所虛構之事實「足使被誣告人有受刑事處罰或懲戒處分之危險者」，則均屬實質適性犯。而所以將適性犯適用於刑法規定之上，乃因在處罰行為人之行為時，不僅因行為造成法益之危險，更要求達到一定危險規模時，始加以處罰，把法益侵害極其輕微者，作為在構成要件階段之除罪因素，有助於實務上對成罪判斷之實質裁量。是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及適性犯，在構成要件定性上乃不同之犯罪類型，各有其判斷標準，識別度甚高，不容混淆。參考法條：刑法第168條、第169條、第190條之1。空氣汙染防制法第53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 刑法第168條、第169條、第190條之1。空氣汙染防制法第53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 | 五 | [] | 被告、犯罪嫌疑人乃刑事案件偵查、審理之對象，其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為匯總其日常生活起居作息與各種個人隱私資訊之重要場域，關涉被告、犯罪嫌疑人案件之證據或應（得）沒收物等扣押標的存在其中之蓋然性甚高；然被告、犯罪嫌疑人以外之第三人，因非涉案之人或偵查、審理之對象，彼等所屬之上開處所、物件等存有關涉被告、犯罪嫌疑人案件扣押標的，則非常態。故刑事訴訟法第122條規定對被告、犯罪嫌疑人上開處所之搜索，於必要時即得為之；對其他第三人上開處所之搜索，則須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始得為之。是二者實施搜索應具備之前提要件，寬嚴不一。故以被告、犯罪嫌疑人為受搜索人之搜索票，其所載搜索處所苟非受搜索人之住所或其他處所，而係其他第三人之住所或其他處所，則於該址實施之搜索，性質上應屬對第三人之搜索，縱形式上未逾越搜索票所載搜索之範圍，然除非法官簽發搜索票時，併審核認已具備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於該處之相當理由，否則，既未達於得啟動搜索之門檻，即非合法搜索。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128條 | 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1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01號 | 三 | [] | （一）按類推適用，係本諸「相同事物應作相同處理」之憲法上平等原則，於法律漏洞發生時，比附援用相類法規，以資填補，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並不限制對行為人有利之類推適用。惟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並非禁止任何差別待遇，立法與相關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682號、第750號、第768號及第788號等解釋參照）。倘立法者基於立法政策或有意省略所形成之法規範差別待遇，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公益，且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並未違反平等原則，即不能認為有法律漏洞存在，自無逾越立法意旨，任予類推適用之餘地。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緩刑宣告，係以「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為要件，其立法規範目的，是在被告前雖曾受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刑宣告，惟因已接受國家刑罰權之制裁完畢，或經總統行政權介入而捨棄刑事追訴處罰時，經事實審法院斟酌其個案一切犯罪情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而暫緩其宣告刑（即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執行，以促自新，並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而刑法第84條所定之行刑權時效，是指有罪之科刑判決確定後，由於法定期間之經過，未執行其刑罰者，對其刑罰執行權歸於消滅之制度，以對於永續存在之一定狀態加以尊重，藉以維持社會秩序。故行刑權時效完成，並無消滅刑罰宣告之效力，更不能視為已經執行刑罰，僅對之不得再執行刑罰而已。此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所稱宣告刑執行完畢或赦免者，並不相同。觀諸上開法文明定為「執行完畢」、「赦免」，而不採舊刑法第90條第2款所使用之「免除」及部分外國立法例所規定之「其（有期徒刑）執行之免除」（如日本刑法第2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等用語，是現行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顯係排除行刑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之情形，難認係立法之疏漏。尤以行刑權時效之完成，倘因受刑人逃匿而通緝或執行期間脫逃未能繼續執行達一定期間者（刑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3項規定參照），顯有可受歸責之事由，與被告已接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經赦免之情形，迥然有別，立法者因而不特別將行刑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者，納入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要件之列，其差別待遇尚無顯不合理之處，並不違反平等原則，自不得擅將行刑權時效消滅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類推適用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緩刑規定。（二）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原審法院於民國93年7月13日以00年度○○字第00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經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00年度○字第0000號案件執行後，因拒不到案，經檢察官認已逃匿而發布通緝，於102年4月13日因行刑權時效完成而消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依上揭說明，自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緩刑宣告要件。乃原審未察，逕以行刑權時效之完成，乃國家已不得對被告執行該案刑罰，即不再有何執行之效力，而刑法第74條第1項（原判決漏載第1項）第2款規定，並未將行刑權時效消滅包括在內，乃立法疏漏，應予類推適用等理由，就本件被告受宣告之刑，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而諭知緩刑。其法律之適用，尚嫌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84條 |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8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 | 三 | [] | 依藥事法第22條第1款規定，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明令公告禁止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毒害藥品，為該法所稱之禁藥。甲基安非他命屬安非他命類藥品，業經行政院衛生署（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民國75年7月11日以衛署藥字第597627號公告禁止使用，係屬禁藥。又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以行為人明知為禁藥，而為轉讓為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而言。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人，倘非明知轉讓之物為甲基安非他命，僅有預見其發生之間接故意，自不能以該罪相繩。行為人倘認轉讓之物非為甲基安非他命，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故意，亦不成立該罪。倘行為人明知轉讓之物為甲基安非他命，但不知甲基安非他命屬禁藥，學理上稱為空白刑法之錯誤。基於公民有知悉及遵循一般規範（法令）之義務，對於補充規範之不知，本質上為禁止錯誤。再者，空白刑法的立法模式，純屬技術性的形式選擇，不應產生實質影響。且補充規範既屬空白刑法內容之一部，適用空白刑法時，應透過以補充規範的具體內容（甲基安非他命）取代空白刑法的要素（禁藥）的方式，使空白刑法與補充規範結合成為一完整的構成要件（明知為甲基安非他命，而為轉讓），行為人只要認識該構成要件的相關事實而決意行之，不須認識補充規範的內容及效力，即具空白刑法的構成要件故意。因此，行為人不知甲基安非他命屬禁藥，不能依構成要件錯誤，阻卻犯罪故意，而應比照刑法第16條禁止錯誤之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任，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參考法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刑法第13條第1項、第16條 |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刑法第13條第1項、第1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 | 四 | [] | 精神專科醫師經綜合觀察病患陳述之情節、與病患接觸之相關證人陳述或紀錄、客觀犯罪過程或相關病歷、檢查、測驗結果等資訊，倘足以證成病因診斷或責任能力判定，並說明排除病患捏造症狀或詐病之可能性判斷，以兼顧最終診斷結果之效度考量，方法上即不能認為有違反醫療常規或鑑定準則，所出具之鑑定意見亦具有證據能力。至於鑑定意見之信度（可信性）檢驗，法院固得依嚴格證據法則逐一調查鑑定結果所憑之各項證據（資訊）結果予以判斷。然精神專科醫師關於蒐集資訊、發現症狀、診斷病因及責任能力判定之過程，既係秉其醫學專業所為，並以鑑定人身分參與並協助法院發見事實，其鑑定意見對於不具有精神醫學專業之法官而言，復具有釐清事實之重要功能。法院就精神專科醫師對於病患面談或主述如何具有精神病診斷上重要意義之判斷，允宜傳喚到庭說明其所憑之精神醫學診斷準則，及判斷本件符合或不符合診斷準則之過程，兼及於其對不同意見或資訊解讀之看法。法院與司法精神專科醫師應基於相互合作（cooperation），而不相互污染（contamination）之原則，瞭解並尊重彼此角色之不同、處理證據或資訊方法之差異，相互合作以確保彼此有效並適切之運作關係，而共同完成發見真實之任務。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082號 | 五 | [] | 刑事訴訟法關於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詢問或訊問（下稱遠距訊問）境外證人之規定，雖付之闕如，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於107年5月2日公布施行，依同法第2條規定：有關國際間之刑事司法互助事項，依條約；無條約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第31條第1項復規定：向受請求方提出詢問或訊問我國請求案件之被告、證人、鑑定人或其他相關人員之請求時，得依受請求方之法律規定請求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將詢問或訊問之狀況即時傳送至我國。至此，我國法院或檢察官得依法律規定以遠距訊問境外之證人，除取得具有證據能力之證言以發見真實以外，並兼顧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查我國與加拿大並未訂有司法互助條約或協定，關於我國法院以遠距訊問在加拿大境內之證人，自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公布施行以後，應依該法所定程序為之，始為適法。參考法條：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2條、第31條第1項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2條、第31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096號 | 二 | [] | 關於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所定之「附命緩起訴」經撤銷後，仍應回復原緩起訴處分不存在之狀態，由檢察官就該次施用毒品行為依法為相關處分，並不能等同曾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處遇而逕行起訴，業經本院110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循刑事大法庭之徵詢程序，獲本院各刑事庭同意而達成一致之見解，變更本院依100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採結論，則上開本院104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持論據，已失所依附，無從再予採憑。況且被告因未完成戒癮治療而經撤銷「附命緩起訴」時，其再犯施用毒品罪既能獲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機會，倘謂已依「附命緩起訴」而完成戒癮治療之被告，且該「附命緩起訴」未經撤銷，其再犯施用毒品罪反而應予起訴、判刑，亦難得其平。參考法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 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104號 | 六 | [] |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11條、第22條、第23條定有明文。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亦謂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為合理之限制。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1項、第2項前段固明揭：「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但同條第3項亦定有：「本條第2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㈠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㈡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是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基本權利，並非毫無限制，於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4種情形，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刑法之所以對毀損他人所有或事實上管領支配之物行為設有處罰規定，乃因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是刑法毀損罪所欲保護之財產法益，亦屬憲法明文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如人民言論表達之自由，造成他人財產權受損害之結果，因而產生憲法上所保障言論自由、財產權等基本權衝突之問題，此時必然有一方之權利主張必須退讓，方能維持憲法價值秩序之內部和諧，而憲法所揭示之各種基本權，並沒有特定權利必然優先於另一權利之抽象位階關係存在，在發生基本權衝突時，即須透過進一步之價值衡量，以探求超越憲法對個別基本權保護要求的整體價值秩序。至於限制基本權之刑法規定，亦須在憲法基本權之脈絡下進行解釋，以便將各自基本權所包含之價值意義考慮在內，並進行價值衡量，若行為人所保護之利益具有優越性，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因而被阻卻違法；反之，若行為人所欲保護之利益，不具有優越性，具有實質違法性，自不得主張該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具有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而不成立犯罪。原審本於相同法律意見，敘明：上訴人等之行為，固可認係透過該行為宣示應移除設置在陽明山國家公園本案銅像之政治主張，而屬憲法學理上所稱之「象徵性言論」。惟本案銅像為日本落合國際獅子會、臺北市信義國際獅子會等國內外民間團體共同捐贈，而非以政府公款建造，且69年2月23日揭幕當日亦為當年之陽明山花季開幕日，屬臺北市政府與上開國內外民間團體交流往來之歷史文物，且設置已有30餘年（以本件行為時計之），亦構成陽明山國家公園景觀之一部分，是本案銅像是否應移除或如何處置，應由相關單位討論規劃後決定。然上訴人等不循合法之方式表達上開訴求，而以暴力方式為本案行為，非屬訴求上開言論之適當方法，已逾越其等上開言論主張之目的甚明，所為並減損該銅像之效用與價值，經權衡結果，認上訴人等所為本案行為之損害性，顯大於其等所主張之言論自由必要範圍，且其等行為逸脫社會生活中為歷史所形成的社會倫理秩序的相當性，非法律整體秩序所容許，而不具優越性，自不得藉此主張本案犯行屬「象徵性言論」而阻卻行為之違法性。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刑法第354條 |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刑法第35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159號 | 二 | [] | 按所謂外部共同保險，係指一要保人同時與數保險人訂立一保險契約，約定該數保險人承保同一保險標的，所承保之範圍總合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且被保險人得由該保險契約清楚掌握所有共同承保保險人（下稱共保人）之名稱與其承擔責任比例之保險類型。此類保險契約訂立之方法，可由單一保險人簽發保單，而其餘共保人於保單上列出之共保比例簽署負責或以批註共保條款之方式列出所有參與之共保人與其承擔之比例，所有共保人並聲明僅就自己承擔之比例負保險責任；亦可由每一共保人分別簽發保單，每一共保保單均包含共保條款，清楚列出所有共保人與其應負責之保險金額。二者就個別保險人均僅對本身承擔之比例負責而言，並無不同，於上揭情形，被保險人求償損失時，仍須分別向各保險人行使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其保險契約有約定主辦保險人（通常係簽發保單或承保比例最高之保險人）時，固由主辦保險人為共保人全體之利益，辦理核保、收取保費與理賠事宜，惟仍由各保險人依其承擔之比例分別對被保險人負責，除有特別約定外，各保險人間尚不因此產生連帶給付責任。相關法條：保險法第144條之1 | 保險法第144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17號 | 二 | [] | 按所謂強制締約，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相對人之請求，與其訂立契約之義務，對相對人之要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承諾。其類型有二，一為直接強制締約，即法律對之設有明文規定者，如郵政法第19條、電信法第22條、電業法第47條第3項、自來水法第61條、醫師法第21條、獸醫師法第11條等規定。二為間接強制締約，即法律雖未設明文規定，如居於事實上獨占地位而供應重要民生必需品者，應類推適用上開現行法郵、電、自來水等規定情形而認其負有與用戶締約之義務；或拒絕締結契約構成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侵權行為者，均屬之。強制締約制度之主要目的在合理限制契約自由，避免契約自由之濫用或誤用，以維護經濟利益及當事人間地位之實質自由與公平，是其為契約自由之補充原理，倘無上開情形，仍應回歸契約自由原則。查被上訴人前已依重建申請書，與上訴人成立系爭契約，並依重建申請書、重建說明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重建完成，通知上訴人繳納自備款、抽籤特定配售系爭房地，配合辦理交屋手續等，履行系爭契約之給付義務，因上訴人遲延給付自備款差額及完成交屋手續，被上訴人合法解除系爭契約，業經另案判決確定。系爭撤銷輔助購宅權益、註銷眷宅核配資格行政處分嗣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上訴人所回復者乃其與被上訴人成立系爭契約之公法上原眷戶資格，惟系爭契約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經被上訴人合法解除，法律無明文規定被上訴人須與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系爭契約同一條件重新訂立私法上買賣契約，亦無類於上開間接強制締約情形，原審因認無強制締約之適用，兩造間亦未成立新買賣契約，於法亦無違誤。相關法條：郵政法第19條，電信法第22條，電業法第47條，自來水法第61條，醫師法第21條，獸醫師法第11條 | 郵政法第19條，電信法第22條，電業法第47條，自來水法第61條，醫師法第21條，獸醫師法第1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231號 | 六 | []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2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為擴大利得沒收規定。依其立法理由之說明：因毒品犯罪常具有暴利，且多具有集團性及常習性，考量司法實務上，對於查獲時無法證明與本次犯罪有關，但可能與其他違法行為有關聯且無合理來源之財產證明，如不能沒收，將使毒品防制成效難盡其功，且縱耗盡司法資源仍未能調查得悉可能來源，而無法沒收，產生犯罪誘因，而難以杜絕毒品犯罪行為。為彰顯我國對於毒品防制之重視，而有引進擴大沒收之必要。所謂擴大沒收，指就查獲被告本案違法行為時，亦發現被告有其他來源不明，而可能來自其他不明違法行為之不法所得，雖無法確定來自特定之違法行為，仍可沒收。因此，為杜絕毒品犯罪，如查獲製造、運輸、販賣等毒品犯罪行為時，又查獲其他來源不明之不法財產時，爰參考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2項規定、2017年7月1日施行之德國刑事財產剝奪改革法案針對刑法第73a條第4項及刑事訴訟法第437條引入擴大沒收之立法意旨，增訂第3項規定。另關於有事實足以證明被告財產違法來源，參考歐盟沒收指令（按全稱為「歐盟保全及沒收犯罪工具與犯罪所得之指令」）第5條及其立法理由第21點意旨，法院在具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證據或情況證據，依蓋然性權衡判斷，系爭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違法行為時，即可沒收。而法院在認定財產係源於其他不明之違法行為時，所得參考之相關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產價值與其合法之收入不成比例，亦可作為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之認定基礎等旨。換言之，就來源不明犯行部分，不需為明確、特定的刑事不法犯行，只要有一定事證足認系爭不明財產是為了或產自某尚未具體、特定的不法犯行即可，是何具體犯罪則非所問，此與本案犯行的認定，必須達於確信之心證始可，尚有不同，且若仍採與本案犯行同樣的心證門檻，擴大利得沒收規定將成為具文。至於立法理由所稱之「蓋然性權衡判斷」，並非可一目瞭然的法律用語，法院就系爭不明財產是否源自犯罪行為，於認定時自應參酌立法理由之說明與舉例，就個案顯露的客觀具體情況、被告在本案的犯罪行為及方式、不明財產被查獲時的外在客觀情狀，及與被告財產及資力有關之事項，即被查獲的不明財產與被告合法收入是否成比例、被告是否尚有其他合法收入、被告的經濟狀況如何、被告對不明財產是否有合理解釋，暨所辯合法收入來源是否屬實等予以綜合判斷。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 | 二 | [] |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第3項之「公務員」，既無明文排除第2項第2款之「委託公務員」，則委託公務員因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所製作之文書，亦屬公文書。又第2項所稱「公共事務」，除所從事者為公權力行政（高權行政）外，雖有包括部分之給付行政在內，惟應以攸關國計民生等民眾依賴者為限。而稅捐之徵收（含稅款之收納），係屬公權力行政。稽徵機關收納稅款，依公庫法第4條第1項、第10條及各級公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稅款解繳作業辦法第4條等規定，係委託各該公庫代理銀行或其轉委託之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下稱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辦理稅款之收納，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收納以現金或金融機構即期票據繳納之稅款，應掃瞄繳款書條碼或登打繳款書相關資料，並在繳款書各聯加蓋出納章或櫃員章及經收人員私章後，將收據聯交由納稅義務人收執。故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經收人員係受稽徵機關之委託從事收納稅款，並在繳款書收據聯加蓋出納章或櫃員章及經收人員私章，作為納稅憑證，其所為涉及收納稅款公權力之行使，並非私經濟行為，不能因其係被動受理或未被賦予收納稅款以外之公權力，即謂其僅係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處理行政事務，所從事者為單純勞力性、機械性的事務，並未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公權力，屬行政助手（或行政輔助人），而非委託公務員。則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經收人員交予納稅義務人收執，作為納稅憑證之繳款書收據聯，應認係委託公務員因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所製作之文書，屬公文書。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公庫法第4條第1項、第10條 | 刑法第10條。公庫法第4條第1項、第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32號 | 六 | [] | 裁判雖有法院組織不合法之情形，惟該裁判倘無其他如欠缺審判權（如對治外法權人為裁判）、當事人不適格、以無當事人能力為裁判對象、訴外裁判或裁判內容所宣示或規制之法律效果不為現行法所承認（如違反民法第72條）等重大違背法令之瑕疵，當事人除依法定救濟程序請求廢棄外，該裁判尚不因此當然無效。相關法條：民法第72條 | 民法第7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 七 | [] | 依立法體例，各種法律多於首編章置總則，適用於其他各編章，至各編章相互間則各自獨立，除有準用之規定外，尚難比附援引。而協商程序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一，屬有別於通常程序之特別程序。有關依協商程序所為科刑判決之救濟，該編第455條之11第1項規定：「協商判決之上訴，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之規定。」而刑事訴訟法於第三編上訴置第一章通則、第二章第二審、第三章第三審，乃屬通常程序，茲協商程序之上訴既無準用第三審上訴之規定，依上開說明，自應認協商程序僅例外許可為第二審上訴，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另雖刑事訴訟法第375條第1項規定，不服高等法院之判決而上訴者，應向最高法院為之，惟此條乃規定在通常上訴編章內，當係指通常程序之高等法院判決，至特別程序之協商判決上訴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判決，既獨立規定於協商程序編，自無該法第37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可言。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2項規定，第二審法院對於例外得上訴之協商判決案件，其調查之範圍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並無得依職權調查事項之規定，較諸同法第393條第三審之調查範圍更狹。由訴訟構造以觀，自無准予上訴第三審，卻使第二審調查範圍反較第三審為窄之理。本法就請求進行協商程序之要件及協商程序之審理，設有須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被告表示所願受科之刑逾有期徒刑6月，且未受緩刑宣告，應有辯護人協助進行協商；法院於判決前，應訊問被告並告以所認罪名、法定刑及因適用協商程序所喪失之權利；法院協商訊問終結前，被告得隨時撤銷協商之合意，檢察官於被告違反與其協議之內容時，亦得撤回協商之聲請等規定。而上訴與否又屬當事人訴訟上之處分權，是法律就協商判決，既設有上開諸多適用上之限制，及強化被告辯護倚賴權保障，以及當事人得撤銷或撤回協商之機制，則檢察官及被告就法院在其等雙方合意範圍內而為之協商判決，理論上即已等同放棄救濟機會，除有特別情形外，自不許其上訴。故而刑事訴訟法就協商判決，採原則上不得上訴，僅於例外之情形，賦予當事人上訴救濟之機會，且上訴審為事後審之性質，並僅準用上訴編通則及第二審之規定，顯然本法對於該例外得上訴之第二審判決，是採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甚明。況刑事訴訟法增訂協商程序，提供檢察官與被告藉協商方式溝通，達成協商之合意，法院即得以迅速、簡易方式終結訴訟，對無爭執之非重罪案件明案速判，以達疏減訟源，合理、有效運用有限司法資源之目的。而此一程序之溝通性、迅速性、終局性，復為簡易程序或通常程序之簡式審判程序所無，亦不容違反立法意旨，將協商程序與一般程序同視，就其例外得提起上訴之第二審判決，再許提起第三審上訴，以延滯訴訟之理。綜上，無論從協商程序之立法體例、立法目的以及訴訟構造等各個面向以觀，均應認本案徵詢「第一審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判決後，得否上訴於第三審？」之法律問題，應採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法律見解。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455條之11。〈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八、110年度台非字第98號（裁判書全文）（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規定的解釋1.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依第1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後（修正後已改為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例前2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修正前）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明定：「本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3條第2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第253條之2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亦即檢察官對施用毒品之被告得為「附命緩起訴」處分，排除觀察、勒戒及起訴（含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規定之適用，而檢察官得為緩起訴處分之對象，包括初犯及5年後（〈修正後〉3年後）再犯、5年內（〈修正後〉3年內）再犯之施用毒品者。若上開「附命緩起訴」處分經撤銷時，自應回復為原緩起訴處分不存在之狀態，由檢察官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或（修正前）第23條第2項規定，視其為初犯及5年後（〈修正後〉3年後）再犯、5年內（〈修正後〉3年內）再犯施用毒品者，而決定應適用之程序。2.（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即『附命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法條用語既非「依法起訴」，在字義上有不同解釋空間，自不限於依刑事訴訟法所為之追訴程序。未完成戒癮治療是否等同曾受觀察、勒戒之處遇所謂「等同」係指將不同事物視為相同，或當做相同事物看待之意1.（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所稱之緩起訴處分經撤銷，其撤銷原因非一，若非與戒癮治療實質有關之事項，例如有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下稱「戒癮治療完成認定標準」）第12條第3款之「對治療機構人員有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而被撤銷時，被告根本沒有機會接受檢驗其戒癮治療的實效，此時如直接對被告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顯然違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故應回復未為緩起訴處分之狀態，由檢察官續行偵查，視個案證據，為適當之處分，不得強解為應「依法起訴」。而施用毒品之被告於治療期程屆滿前未完成戒癮治療，遭撤銷緩起訴處分時，其原因若係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有「戒癮治療完成認定標準」第12條第1、2款所列情形（即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藥物治療逾7日、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心理治療或社會復健治療逾3次。）之一，視為未完成戒癮治療之情形，若符合初犯或前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後（〈修正後〉3年後）再犯施用毒品罪者，其戒癮治療既提前中斷而未完成，更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規定，接受完整療程之觀察、勒戒處分。此在被告係初犯，從未執行任何毒品觀察、勒戒之情形，更有其必要。何況戒癮治療之執行，係以社區醫療處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施用毒品者得繼續正常家庭及社會生活，並非集中於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者所可比擬，不得率認未完成戒癮治療者，即無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實效。況檢察官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為「附命緩起訴」時，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併命被告於一定期間遵守或履行其他事項（如支付公益金、為義務勞務、完成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等），若施用毒品之被告係因未履行該項其他負擔而遭撤銷緩起訴處分，更不得認其戒癮治療難達預期治療效果，而應回歸刑事處罰程序。2.97年4月30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已改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與「附命緩起訴」處分並行之雙軌模式，「附命緩起訴」處分並擴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之情形，可見立法者有意在「附命緩起訴」處分程序，對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採更寬容之態度。上述二程序之執行方式有別，其間仍有差異。前者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視其執行成效，由觀察、勒戒，進而強制戒治，循序為之。後者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得為「附命緩起訴」處分。而依「戒癮治療完成認定標準」第3條、第7條、第11條規定，「戒癮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心理治療、社會復健治療」、「戒癮治療之期程以連續1年為限」、檢察官為「附命緩起訴」處分，得指定被告應遵行事項。被告同意參加「附命緩起訴」處分，即應完成「戒癮治療」、檢察官指定之應遵行事項至緩起訴期間屆滿止。前者與後者對照以觀，「附命緩起訴」處分雖得佐以採尿、對相關規定遵守等約制方式，使被告確實完成「戒癮治療」，但被告在「戒癮治療」完成前，難認得與觀察、勒戒「已執行完畢」之情形等同視之。故被告因「戒癮治療」未完成，其「附命緩起訴」處分被撤銷，自與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之情形有別，不能等同曾受觀察、勒戒之處遇。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引起的相關效應關於（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3年後再犯」，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已對現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及「附命緩起訴」處分之雙軌治療模式引起下列相關效應：1.本院最近所持見解認：（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雖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惟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本次修正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重新評價前揭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所謂「3年後（內）再犯」，自應跳脫以往窠臼，以「3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該規定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換言之，被告是否因再犯施用毒品罪而經起訴、判刑或執行，均不影響法院再令觀察、勒戒之認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縱曾經檢察官為「附命緩起訴」處分，若未完成戒癮治療，依理亦不影響法院再令觀察、勒戒之認定。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97年4月30日修法時新增第24條「附命緩起訴」處分制度，希望藉由機構外之完整醫療體系，提供毒癮戒治者合法妥適之治療，再以事後密集之監控措施防止施用毒品者再犯，而確立「附命緩起訴」處分及「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雙軌治療模式。如前述，立法者有意在「附命緩起訴」處分程序，對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採更寬容之態度。此制度建立以來，就雙軌各自衍生之相關問題，本院所採的法律見解寬嚴約略一致。惟本院最近就其中一軌，即與「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有關之「3年後再犯」所持見解，既已跳脫既往窠臼，重新評價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而採對被告寬厚之解釋方法。與此同時，對於另一軌，即「附命緩起訴」處分，亦宜採相同態度，方不致對於適用「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被告採寬厚之見解，然對於適用另一軌，即「附命緩起訴」處分之被告，採嚴苛之解釋，認被告即使未完成戒癮治療，事實上仍等同已接受「觀察、勒戒」之處遇，致本院對雙軌各自衍生之相關問題，解釋嚴苛不一，厚此薄彼，使適用不同程序之被告，遭受不同的對待，當非所宜，且如此解釋亦與立法原意背道而馳。綜上，本院依先前統一見解作成之肯定說相關裁判，在當時的時空背景，雖有其立論基礎。惟上開見解，已因（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3年後再犯」，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引起相關效應，致原先所採的肯定說見解，在目前的時空環境，不但在法理上有待斟酌，並造成本院對於雙軌所衍生的相關問題，解釋嚴苛不一，已不合時宜。因此，原先認「附命緩起訴」處分之被告未能履行所定條件，經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處遇，竟未能履行該條件，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依法起訴之見解，確有改採否定說的必要。參考法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九、110年度台非字第142號（裁判書全文）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意義在於被告不會因害怕被第二審改判較重之刑而畏懼上訴，保障其上訴權的行使。此原則雖為保障被告上訴權而設，但發現真實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另刑事上訴制度除使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外，亦有糾正違法失當判決的功能，是刑事上訴制度雖在維護被告之審級救濟權利，藉以保護人權，但所謂人權非僅專指被告之人權，尚包含被害人之人權，及整體國家社會法益在內，是上級審如發現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即不受原審判決量刑之限制。換言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一方面為了保障被告之上訴權，設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另一方面又為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設有例外規定以確保法律的正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本文及但書之規定，本質上既為保障被告之上訴權，又為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因此於適用時，自不得偏廢任一方。非常上訴理由稱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將無法有效保障被告上訴權之行使，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意旨云云，僅著重於被告利益之維護，而忽略上開規定之另一立法目的，即「發見真實」，亦非妥適。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 | 七 | [] | 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而是否妨害人行使權利，必須檢驗是否有手段目的之可非難性，倘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或為依法令之行為，即已阻卻違法，自係法之所許，難認係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即便行為人之行為不符合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仍應藉由對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整體衡量，以判斷是否具有社會可非難性。倘依行為當時之社會倫理觀念，乃屬相當而得受容許，或所侵害之法益極其微小，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而與社會生活相當者，即欠缺違法性，尚難以該罪相繩。參考法條：刑法第304條 | 刑法第30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 | 三 | [] | 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揆其旨趣乃因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意在使人類互盡保護之義務，倘違反之，致損害他人權利，與親自加害無異，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準此，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查水域遊憩辦法（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應投保責任保險並為遊客投保傷害保險；其提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利性質者，亦同。」課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提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利性質之業者，為遊客投保傷害保險之義務，目的係透過保險機制之功能，分攤因從事水域活動所可能致生之危險及相關風險，使遊客在參與業者所經營業務即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意外時，即可獲得一定之保障。藉由行政措施之管制及強制，保障於從事具危險性之水域活動時，縱業者無可歸責之事由，遊客仍可受該保險保護之權益，此項規定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 | 民法第184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399號 | 三 | [] |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人格自由發展在使個人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被繼承人之遺體非僅係繼承人公同共有之物，對繼承人子女而言，尚具有遺族對先人悼念不捨、虔敬追思情感之意義。基於一般社會風俗民情及倫理觀念，子女對其已故父母之孝思、敬仰愛慕及追念感情，係屬個人克盡孝道之自我實現，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自屬應受保護之人格法益。倘繼承人子女因他人無正當理由未予通知即擅自處分其父母遺體火化下葬，致其虔敬追念感情不能獲得滿足，破壞其緬懷盡孝之追求，難謂其人格法益未受不法侵害。相關法條：民法第195條 | 民法第19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568號 | 四 | [] | 按民法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此係法人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須以法人之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合於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要件時，乃責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倘代表人之行為尚不構成侵權行為，即難認有本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次按各級主管機關為查證工作時，發現土壤、底泥或地下水因受污染而有影響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所採取土污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7款及第8款之應變必要措施，得命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場所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以下與使用人、管理人合稱場所所有人等）為之。場所所有人等因此支出之應變必要措施費用，得向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連帶求償，土污法第7條第5項、第43條第7項定有明文。而場所所有人等支出應變必要措施費用之求償既已有明文規定，自不屬同法第52條第1項所定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因土壤污染致他人受損害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且場所所有人等依前開規定向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求償時，並不以合於侵權行為之要件為必要，則縱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為法人，亦難認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當然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之責任。按土污法所謂污染行為人，指因有洩漏或棄置污染物、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仲介或容許洩漏、棄置、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未依法令規定清理污染物等行為之一，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而潛在污染責任人，則指因排放、灌注、滲透污染物，或核准或同意於灌排系統及灌區集水區域內排放廢污水等行為，致污染物累積於土壤或地下水，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土污法第2條第15款、第16款亦有明定。良以土污法對於土壤污染之整治，係採無過失責任，倘行為人之排放行為造成土壤污染，即無待確定其排放行為是否符合環保法令，均需負整治責任，此即潛在污染責任人所由設，尚非謂其排放行為必然為違法。又無論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行為人，就場所所有人等支出之應變必要措施費用，均應依土污法第43條第7項規定，負連帶償還之義務；且場所所有人等求償費用，既與主管機關依同條第1項規定，以行政處分命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繳納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等措施費用之情形有別，則潛在污染責任人自不得主張僅須償還其費用2分之1。相關法條：民法第28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第7條、第15條、第43條、第52條 | 民法第28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第7條、第15條、第43條、第52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603號 | 八 | [] | 所謂「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Delivery、或稱「監視下運送」），主要係針對跨國境、集團性如毒品、武器、偽造貨幣等交易、走私，所謂「無被害人犯罪」所實施的一種新興特殊偵查手段。由於涉案雙方具有相當之利害關係，相互掩護並包庇，使犯罪更為隱蔽而難以發覺及蒐證。其中如毒品犯罪，毒犯為逃避追緝，往往採用人貨分離方式犯案，即便查扣毒品，也未必能查獲涉案人及幕後主使者。聯合國於西元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暨精神藥物公約」、2000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已具國內法性質之2003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均制定有關「控制下交付」之成文條款。我國雖非公約之締約國，惟鑑於毒品犯罪係國際公罪，身為地球村之一員，自不能自絕於國際社會。故於民國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32條之1即增訂有關「控制下交付」條文，俾供查緝毒品犯罪機關遵循。簡言之，毒品條例之「控制下交付」係指在偵查機關知情並監控下，允許已證實或可疑為毒品及相關人員出入或通過一國或多國領域，藉由跟蹤、監聽、眼線、探測或其他特殊技術來偵查跨國性毒品犯罪。因「控制下交付」係為打擊毒品犯罪所為跨國性國際合作，其間涉及之國際義務者端賴於國際間之雙方合作協定，事關國家司法主權，故對被告、犯罪嫌疑人及毒品入出國境所實施之偵查作為，無論係檢察官或刑事訴訟法第229條之司法警察官，認有實施「控制下交付」之必要，均須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並核發偵查指揮書後始得據以實施（參見毒品條例第32條之1第1項），以昭慎重。與偵查機關對於一般案件實施之埋伏、跟蹤、監聽或監視等偵查作為，顯有差異。前者之目的可稱係為「放長線釣大魚」或「一網打盡」，後者則比較趨近「守株待兔」。惟不論是「控制下交付」或一般偵查之監視等手段，犯罪行為雖均處於偵查機關監控之下，但本質上仍係犯罪行為人基於自己意思支配下實行犯罪，其犯罪事實及形態並無改變，故不影響行為人原有之犯意，原則上並不生犯罪既、未遂問題。此與行為人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之意思，具有司法警察權之偵查人員於獲悉後為取得證據，提供機會，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佯與之為對合行為，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待其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時，予以逮捕、偵辦，所謂之「誘捕偵查」（即俗稱「釣魚偵查」），因為對合行為者無與行為人真正犯罪之意，則須考慮犯罪行為人既、未遂罪，截然不同。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2條之1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2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76號 | 一 | [] | 對於「成年人故意對因親屬關係而受其監督、照護之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利用權勢而為猥褻之行為，究應論以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罪或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罪?」（本案部分），甚至「行為人之行為同時該當於刑法第227條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之構成要件時，應如何論處?」，實務上有認刑法第227條係以被害人之年齡為其特殊要件，應論以刑法第227條之罪（甲說）。另有認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則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有關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又依兒少福權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之罪，亦屬以被害人之年齡為特殊要件。成年人若故意對未滿14歲或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犯刑法第228條之罪，除應依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外，因其同時符合刑法第227條之構成要件，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較重之罪論處（乙說）。(1)本庭對此法律問題，擬採乙說，並認為：採甲說者，應係以51年台上字第1214號判例為其憑據，惟該判例雖闡釋當時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祗以被害人之年齡為特殊要件，苟被姦女子在14歲以上尚未滿16歲，縱使被告係利用權勢，對於服從自己監督之人而為之，亦應認為被吸收於刑法第227條第1項犯罪之內，不發生與刑法第228條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之問題等旨。然上揭判例意旨，主要在揭櫫刑法第227條第1項與第228條為法條競合關係，不構成想像競合犯。惟依88年4月21日修正前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所定，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猥褻之行為罪，法定刑分別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同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係於92年5月28日制定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並於100年11月30日更名為兒少福權法，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第228條之罪，自92年5月30日起始須依各該相關規定加重其刑），故上揭判例作成當時，刑法第227條與第228條於法條競合下，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刑法第228條之罪被第227條之罪吸收，尚無爭議。然刑法第227條、第228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後，若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人，因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法定刑較重，仍應論以該重罪，但被害人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者，於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依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更名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條第1項）加重其刑後，其法定刑已較刑法第227條第3項、第4項為重，自應適用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論處，方合乎法條競合理論。若仍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第4項論處，法定刑反而比成年人故意對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犯刑法第228條之罪時，依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之結果為輕，用法亦難謂合。何況，51年台上字第1214號判例業據本院於105年7月26日105年度第1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以法律已修正，本則判例不合時宜而不再援用，基於同一理由，亦不宜採取甲說。(2)由於本庭所擬採之乙說，就本案部分與本院先前裁判見解歧異，其他情形則因實務上法律見解多有分歧，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經本庭評議後，認為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對於刑法第227條第1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競合者，論以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刑法第227條第2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競合者，論以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罪；刑法第227條第3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競合者，論以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罪；刑法第227條第4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罪競合者，論以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罪（即本案情形）。乃就上開法律問題所持之乙說見解，於110年3月16日以110年度台上徵字第276號徵詢書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業已完成，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同意本庭之見解。是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論處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第228條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第22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2943號 | 一 | [] | 關於本案警方進行監聽所取得之內容（下稱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部分，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涉及下列二項法律爭議：1.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5條第4項規定，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15日至少作成1次以上之報告書，或依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之命提出報告。若執行機關於15日內或法官指定之期日前製作期中報告書，惟陳報至該管法院時已逾15日或法官指定之期日，是否違反該規定？（下稱法律爭議一）2.執行機關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4項之期中報告義務，其監聽所得資料，有無證據能力？（下稱法律爭議二）1.法律爭議一部分（1）通保法第5條第4項係規範執行機關二種不同之報告義務通保法在96年6月15日修正時，增訂第5條第4項規定：「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使執行機關於執行監聽期間負有提出期中報告書之義務；嗣立法者為強化監聽執行期間之外部監督機制，乃於103年1月14日修正為「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15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除將原條文「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修正為「每15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下稱定期報告）外，並於該條項中段增訂「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考其上述修正意旨，及新增中段之用語為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復佐以通保法於96年增訂第5條第4項，其立法理由所揭「增訂本條第4項，使執行機關應負於通訊監察期間提出報告之義務」之旨，可徵該項所稱之「作成」實指「作成後提出」，而非單指作成；以及法官依其為核發權人之地位，本即有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之權限，以審酌是否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而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使外部監督更為強化，維護法律保留原則與落實比例原則。堪認該條項新增之中段規定，並非指法官命執行機關提出已作成之定期報告，而係賦予法官於認有必要時，得於定期報告外，隨時命執行機關製作且提出報告書（下稱指定報告），以供審核。準此，上開定期報告和指定報告，係兩個不同之獨立規範，倘法官另有指定，則執行機關於執行監聽期間，負有兩種不同類型之報告義務。（2）通保法第5條第4項之期限係指陳報至該管法院之時間通保法第5條第4項雖僅規定「作成」或「提出」報告書，而無應於15日內作成或法官指定期日提出「並陳報至法院」之明文，惟上開期日均應解釋為陳報至該管法院之期限，理由如下：①該條項前段固僅規定「作成」報告書，惟由96年增訂該條項之立法理由，可徵執行機關除作成報告書外，尚需提出，亦即條文所稱之「作成」是指「作成及提出」。而該條項中段雖僅規定「提出」報告，然提出前應先作成報告書，乃當然之理，是條文所稱之「提出」同指「作成及提出」。基此，尚難僅以條文文義，逕認執行機關只需在該期日作成報告書，即符合該條項之期中報告義務。②通訊監察無論在發動前或執行中，監察對象均無從得知，故而無行使防禦權或聲明不服、尋求救濟之機會。且因通訊之雙向本質，必將同時侵害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復因通訊監察具有在特定期間內持續實施之特性，屬對人民通訊自由持續干預之強制處分，於執行監聽期間，倘核准之要件不復存在，或保全目的已經達成，即失去續行監聽之正當性，自應停止監聽，乃法理上之當然。鑑於通訊監察對人民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之侵害既深且廣，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除揭示通訊監察之發動，應由獨立、客觀行使職權之法官事前審查外，亦於其理由書作出法官應「隨時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情形」之指示。而執行機關之期中報告義務，即係通保法回應上開憲法之誡命，為強化監聽進行中之外部監督機制，使法院得適時判斷是否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情狀，以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而設，此觀通保法第5條第4項後段「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之規定自明。則該條項所稱之15日，及法官指定提出報告書之期日，自應解釋為報告書陳報至該管法院之期限，否則執行機關僅於期限內製作期中報告書，卻遲未交付法院，或者陳報至法院時，監聽期間行將屆滿，將無從落實該規範目的。從而，執行機關雖於執行監聽期間15日內，或法官指定之期日前製作期中報告書，惟陳報至該管法院時已逾該期限，自屬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期中報告義務。2.法律爭議二部分（1）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前（下稱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部分①通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此為國家限制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法律依據。因此，法官僅有在符合該條項所定之要件，始得核發通訊監察書。而通訊監察書之核發是否合法，應以法官核發當時之偵查狀況為審查基點，尚非以事後監聽進行之情形為斷。是以，期中報告義務並非針對「通訊監察書核發」合法性所設之中間審查制度，自不得以執行機關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致法院無從審查先前所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合法性為由，否定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②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違反第5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基此，如無違反第5條規定進行監聽之情事，自無該條項證據絕對排除規定之適用。而執行機關僅於應為定期報告或指定報告之期限屆至時，仍未盡其作為義務，始有違反第5條第4項期中報告義務規定之可言。則所謂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規定監聽所得資料，自僅止於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後之監聽所得資料，不應回溯推翻違反該義務前，依法院核發之令狀合法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③綜上，執行機關雖違反期中報告義務，但其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仍有證據能力。（2）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後至監察期間屆滿前（下稱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部分①「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與「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同為通保法之立法目的。於二者發生衝突時，通保法規定就第5條第1項所列之重罪，於符合具有相當理由之關聯性，及最後手段性等實質要件時，准予核發通訊監察書，實施通訊監察。就此業經立法者權衡，明確決定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應為退讓之利益衡量結果，自應予尊重。則執行機關依法院核發之令狀監聽所得資料，原則上應得作為證據使用，倘因執行機關於執行監聽期間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即不問違反情節如何，均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予以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將天平之一端全然傾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保障，無異全盤否定立法者所為之權衡。②期中報告義務之規範目的，除屬外部監督機制，使法院得藉此審查有無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以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外，並有促使執行機關儘速聽取監聽所得資料，以確定該電信設備是否確為監察對象使用、是否已監聽到足夠之證據資料等，如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應即停止監聽以履行其自我監督義務。是僅於執行機關在通訊監察期間完全未製作期中報告書，始實質違反期中報告義務之規範意旨，其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方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所規範「違反第5條規定」，不得採為證據之範疇；反之，於執行機關業已製作期中報告書，僅陳報至該管法院有所遲延，因執行機關仍有履行其自我監督義務，且法官亦非無據以審查之可能，尚難謂期中報告義務之立法目的全然未獲落實，此時若認仍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所規範「違反第5條規定」之射程範圍，而予絕對禁止使用，不僅有悖立法者所為之利益權衡，且違反比例原則。於此情形，監聽所得資料並非依通保法上開條項規定排除證據能力，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斟酌逾期情形，對法院審查判斷有無應撤銷原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影響程度、執行機關違背法定程序之主觀意圖、侵害監察對象或第三人權益之種類及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認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③從而，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所稱「違反第5條規定」，就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而言，應為限縮解釋，僅指執行機關在通訊監察期間完全未製作期中報告書之情形，至其他違反情狀，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證據能力之有無，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認定之。3.綜上，執行機關於執行通訊監察期間所作之期中報告書，陳報至該管法院時，如已逾15日之法定期限，或法官指定之期日，均屬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4項期中報告義務之規定。又執行機關違反期中報告義務，於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具有證據能力；於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部分，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則視執行機關是否已於通訊監察期間製作報告書而定。如完全未製作，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無證據能力；倘已製作，僅逾期陳報至該管法院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定之。本院刑事大法庭已就本件法律見解歧異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簡言之，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具有證據能力，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部分，則視執行機關於通訊監察書核准之該次通訊監察期間，有無製作期中報告書為斷，若完全未製作，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無證據能力；若已製作，僅逾期提出，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認定之。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4項、第18條之1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4項、第18條之1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013號 | 一 | [] | 上訴人依系爭推定租賃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回溯5年期間之租金，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即「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一併請求房屋所有人給付核定之租金者，其所得請求給付租金之期間，是否僅限於其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之意思表示即起訴狀繕本送達房屋所有人之日起算?」本院先前具相同事實之裁判，有「僅得請求自請求定租額之意思表示到達房屋所有人之日起算之租金」，及「得請求自租賃關係成立時起算之租金」等見解之積極歧異，本庭認應採後說之見解，乃於111年11月3日向本院其他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受徵詢之各民事庭，均採取與本庭相同法律見解，即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所定租金數額，得請求自「租賃關係成立時」起算之租金，非僅限於其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之意思表示到達房屋所有人之日以後之租金。有本院110年度台上徵字第3013號徵詢書(含補充更正)及各民事庭回復書在卷足稽。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既經徵詢程序業經統一，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相關法條：民法第425條之1 | 民法第425條之1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 | 六 | [] | 按收養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蓋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又收養之有效或無效，收養關係當事人或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爭議，於家事事件法101年6月1日施行前，應以確認收養關係無效之訴主張之，該法施行後，於第3條明定以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之，此訴自含民法第1079條之4所指之收養無效情形，即有確認過去法律關係之有效、無效及成立、不成立之訴訟類型。而收養關係之存在與否，不以收養成立時，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之收養意思是否合致為唯一判斷基準，苟於收養時欠缺該收養之實質要件，其後因一定之養親子身分關係生活事實之持續，足以使收養關係人及一般人信其等間之收養關係成立者，亦非不得成立收養關係。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3條，民法第1079條之4 | 家事事件法第3條，民法第1079條之4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063號 | 三 | [] | 按刑法第14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以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且其違反與結果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為擔負過失罪責之要件。而依當代刑法理論「客觀歸責論」之架構，過失犯之成立，若行為人藉由侵害行為（一）對行為客體製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二）此不法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了，且（三）此結果存在於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之內，則由此行為所引起的結果，始得算作行為人的成果而歸責予行為人。亦即行為人必須具備製造風險、風險實現及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之3項要件。審諸客觀歸責理論，本件堆高機因不具安全性，依法不得駕駛於道路，上訴人貿然於夜間駕駛依法禁止行駛於道路之堆高機上路，已然製造了法律所不容許的風險，而上訴人自身既未遵守交通規則，自不能主張信賴原則或可容許之風險；再者，堆高機車速緩慢、後方照明不足，車寬佔據大半車道，被害人陳○濱未能預測前方之車道上有堆高機，導致碰撞進而死亡之結果，上訴人上開製造之風險與本件所生事故之死亡結果，具有常備關連性、結果之可避免性且於注意規範保護目的範圍之內，風險已然實現，且本件亦不屬他人（第三人）或自我（被害人）專屬負責領域，上訴人既製造風險、風險實現，且在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依客觀歸責理論3階段之判斷，上訴人仍應負過失責任。參考法條：刑法第14條第1項、第276條 | 刑法第14條第1項、第27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 | 三 | [] | 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須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須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作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參考法條：刑法第309條 | 刑法第30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11號 | 五 | [] | 按農地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係列於第3順位之優先購買權人，此觀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規定自明，揆其立法目的在藉由溫和手段以達擴大農場經營面積，適合機耕之需要。又農發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中段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其規範意旨在保護農地所有人與農舍所有人之權益，使農舍所有權與農地利用權結為一體，維持農舍所有權之安定，物盡其用，避免農舍與農地分離，法律關係複雜，以達該條例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及促進農地合理利用之立法目的。另農舍係指以農作為目的或便利農地種植所建房舍，藉供堆置農具、肥料或臨時休息之用，協助農地生產、經營與管理，有不可分離性。農業用之農業設施，自其具有農作生產目的或便利農作之性質以觀，與農舍同義。準此，農地重劃區內有耕地及坐落其上之農舍、供農業用農業設施出售時，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文義，雖未將坐落耕地之農舍、農業用農業設施之類型涵蓋在優先購買權內，惟綜觀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及農發條例第18條第4項中段之規範意旨，係屬漏洞，應以目的性擴張之漏洞填補方式，將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優先購買權範圍，擴及於農地重劃區內耕地上坐落之農舍、農業用農業設施，以貫徹上開2條規定之旨趣。相關法規：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7六、110年度台上字第319號（裁判書全文）法人，以其據以設立之法律為其本國法；外國社團法人社員之權利義務、外國法人之機關及其組織、代表人及代表權之限制暨其他內部事項，依其本國法，此觀涉民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第14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第9款規定自明。而我國籍被繼承人所遺財產為外國公司之股份或股權者，依涉民法第58條規定，其繼承固應依我國法。惟於繼承人因遺產分割而取得該股份或股權之前，該外國法院依該國法律，為因應該外國公司經營、管理之需要，就該股份或股權之行使，選任限制性遺產管理人者，係就屬遺產之外國公司股份或股權，定其暫時有權行使股權之人，與被繼承人之遺產辦理繼承分割並不衝突，可併行不悖。嗣因遺產分割而取得該股份或股權之繼承人，得依該外國法律，向該外國法院主張其已繼受原股東之股份或股權，而請求排除該限制性遺產管理人之管理權。相關法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第14條、第58條 |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第14條、第5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166號 | 一 | [] | （一）按侵權行為損害的發生，如符合共同侵權行為或共同危險行為之要件，基於保護被害人之目的，各行為人除應就自己行為部分外，尚應就他人行為之結果，負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參照）。惟考慮各行為人對損害發生之相對責任程度，如於具體個案，認行為人仍須對全部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顯屬過苛，要與行為人僅就自己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務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不無牴觸。又因欠缺注意而過失為不實財報編製查核之董監事，與發行人之責任有別，法院在決定因過失違反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董監事所應負責任時，為避免過苛之賠償責任降低優秀人才出任之意願，而有礙企業之用才、公司治理及國家經濟發展，非不得基於責任衡平考量，斟酌各賠償義務人之行為特性、其違法行為與損害之關連程度等情狀，進而依其責任比例，定各自賠償責任。（二）復按91年證交法第20條規定，係為保護投資人之權益，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使投資人判斷風險之能力不受干擾，而就資訊公開義務之違反所設之規定，屬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於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增訂前，有價證券之發行人如有財報不實情事，就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規定之責任主體，非不得依其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認責任主體包括發行人之負責人，並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參與編製財報）涵攝在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又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且與刑事罰不同，不以故意為必要。倘若欠缺注意而過失為不實財報編製或查核，違反前開保護他人之法律，如與曾故意在不實財報上簽名或蓋章者之行為相結合而發生損害之結果，自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如欲免責，即應就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匿情事，負舉證責任。相關法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20條 | 民法第185條、第184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2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193號 | 四 | [] | 營業秘密法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保障營業秘密，以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並調和社會公共利益。營業秘密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營業秘密法第2條定有明文。意即，所謂之營業秘密，必須具有秘密性、經濟價值性及持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始足當之。其中所謂秘密性，係指除一般公眾所不知者外，相關專業領域中之人亦不知悉，倘為普遍共知或可輕易得知者，則不具秘密性要件。而所謂透過「還原工程」（ReverseEngineering）方式獲知營業秘密內容，即非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不發生侵害營業秘密問題者，係指第三人透過合法手段取得他人營業秘密所附著之產品後，進行逆向分析及研究，以演繹並得出該產品之處理流程、組織結構、功能效能及規格等設計要素，藉以瞭解該產品之製造或研發方法等資訊。而以還原工程探知他人之營業秘密，乃為第三人自行研發取得之成果，並非不公平競爭之手段，故營業秘密法第10條第2項所列不正當方法之「其他類似方法」一詞，依其立法理由所載，並不包括還原工程在內。是第三人（如競爭廠商）固得以還原工程獲得產品相關技術等資訊，然未可逕認該資訊即非屬該產品研發者之營業秘密。倘若該還原工程之實施須付出相當之成本（如金錢、時間、專業儀器、專業知識等），足見該產品中之資訊並非輕易可得，第三人欲知其中之資訊，仍須付出相當心力方可獲得，堪認該資訊依然具有機密性，當受營業秘密之保護。至第三人透過不正當方法取得產品（如竊取未上市之原型機），並進行還原工程獲得營業秘密，縱使於還原工程中付出努力及成本，因其取得產品之方法本身不具正當性，自不應許其從違法行為取得任何利益。從而，第三人如主張所取得之資訊（營業秘密），可以透過還原工程而輕易得知，即應究明其是否以合法方式為之，倘若是透過不正當方法取得資訊，縱該資訊確可透過還原工程而輕易得知，仍屬營業秘密保護之標的，以符營業秘密法之立法意旨。參考法條：營業秘密法第10條、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 營業秘密法第10條、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266號 | 三 | [] | 刑事訴訟法第387條雖規定「第三審之審判，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但所謂適用與準用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本院進行言詞辯論，性質屬於法律對話，有別於事實審包含證據調查之審判程序，自不許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告參與，審判期日當然無庸通知、傳喚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告。惟本件原審宣告死刑，基於對生命權之尊重，依刑事訴訟法第387條準用第289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應行所謂「科刑辯論」，俾妥慎適用死刑。本院為法律審，所行言詞辯論係基於法律辯論之目的，就死刑案件所為之科刑辯論，仍應由法律專家之檢察官、辯護人參與，被告應定位為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之「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本院應賦予其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此一科刑範圍意見之陳述權，被告並無到庭之義務，有別於事實審應保障之聽審權、陳述權，應無被告須到庭審判原則之適用。至對於收容在監所之被告，是否提解到庭或得以其他適當之方式（例如遠距視訊）為之，本院自得視被告之意願、案情需求、保障訴訟防禦權之必要性，及提解被告到庭陳述是否有助於釐清爭點等情形，綜合審酌決定之。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87條、第289條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387條、第289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333號 | 五 | [] | 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之制定，旨在保障人民受公正、合法及迅速之審判，該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第8條情形外，檢察官（自訴人）對於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必須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例（即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者為限。此係因被告被訴之事實經第一、二審實質審理後既均為諭知無罪，表示檢察官（自訴人）於第一、二審提出之證據，均未能說服第一、二審法院，若容許檢察官（自訴人）一再上訴，被告可能承受更多次之事實審之審理，有礙其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權利，為符無罪推定原則，乃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其次，上開規定雖僅限前述諭知無罪之判決；於有第三人參與之沒收程序（下稱第三人沒收程序），若第一審諭知不予沒收，第二審維持第一審不予沒收之判決，檢察官不服此部分之第二審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時，是否亦受速審法第9條第1項之限制，法雖無明文。然速審法施行後，我國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已經修正，並自民國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沒收新制認為沒收係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不具刑罰本質；除不再認沒收係「從刑」，並擴張沒收之範圍外，沒收之對象且可及於第三人；刑事訴訟法為免因刑事訴訟程序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權益受損，並相應增訂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除賦與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外，有關刑事被告之訴訟上權利，亦多可準用。亦即，沒收程序與被告犯罪事實之調查、審理，雖非絕無關連，然已具獨立於刑罰以外效果；法院於第三人沒收程序之審理，除應就財產是否係犯罪所得、是否屬於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定因犯罪而由第三人取得之財產，乃至是否為第三人之財產等，依前述刑法規定實質審查外，其審判程序亦應踐行增訂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之規定，為實質之調查、審認；此與法院就被告被訴事實之調查、審理及認定，除有關證人之詰問等少數規定外，並無不同。換言之，第一、二審依第三人沒收程序之規定實質審理所得，與其就被告被訴事實之調查、認定結果，並無本質上之差異。則攸關被告犯罪成立或刑罰有無之認定，檢察官就第二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之上訴，既應受前述之限制，舉重明輕並本於同一法理，與第三人財產是否應予剝奪之沒收事項，第二審若維持第一審不予沒收之判決，應同受限制。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511號 | 六 | [] | 按刑法第26條規定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故所謂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又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關於未遂犯之規定，雖載明採客觀未遂理論，惟若僅著眼客觀層面之實踐，不無過度擴張不能未遂之不罰範圍，而有悖人民法律感情，自非不得兼以行為人是否出於「重大無知」之誤認作為判斷依據。從而，有否侵害法益之危險，應綜合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行為人主觀上特別認識之事實為基礎，再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而為判斷，非單純以客觀上真正存在之事實情狀為憑。行為人倘非出於「重大無知」之誤認，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已有侵害法益之危險，仍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參考法條：刑法第25條、第26條 | 刑法第25條、第2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556號 | 四 | [] | 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185條之3第1項之不能安全駕駛罪，雖均以公共交通安全為保護法益，惟二者不論構成要件或其法律效果，均不相同。前者，以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為要件，屬具體危險犯，以發生往來風險之結果為必要。其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5,000元以下罰金」；後者，乃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或有前述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抑或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等情形之一者為要件，性質上屬抽象危險犯，只須出現上述危險駕駛行為即為已足。其法定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而所以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外，另增訂不能安全駕駛罪，乃係鑑於酒醉或服用毒品等藥物而駕車者肇事案件占交通事故之比例甚高，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設有行政罰之規定，然仍不足以遏止，為維護交通安全，乃於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刑法時特予增訂，再參酌刑法公共危險罪章有關交通犯罪原即有第185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規範，以及該2罪法定刑輕重有別等情以觀，足徵第185條之3規定之增訂，乃立法者對於法益作「前置性之保護」，在法益尚未遭受現實侵害之前，即予介入，以求更周延之保護法益。因而就前開所列之危險駕駛行為予以刑罰制裁，以彌補修法增訂前無處罰依據之缺漏。從而，行為人如無以交通工具作為妨害交通手段之意圖，而僅單純為第185條之3第1項各款所列之不能安全駕駛行為，自不該當同法第185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尚難以該罪相繩。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足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於空泛，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濃煙，製造視覺障礙，汽、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以該汽、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參考法條：刑法第185條、第185條之3 | 刑法第185條、第185條之3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 | 五 | [] | 民國104年12月30日增修、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40條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第1項）、「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第2項）、「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第3項）其增修之立法意旨，乃因沒收已同時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故其宣告，不必然附隨於裁判為之。且為排除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之追訴障礙，對於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例如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欠缺責任能力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罹患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受有罪判決之免刑判決者，均可單獨宣告沒收之。而對於犯罪行為人逃避刑事訴追而遭通緝時，依逃犯失權法則，不論犯罪行為人在國內或國外，法院亦得不待其到庭逕為沒收與否之裁判。是增修後之刑法沒收制度，係將沒收去從刑化，並引進上開單獨宣告沒收之規定，除對特定行為人所犯特定之罪之一般刑事程序（即主體程序）外，另設專門對物沒收之客體程序。而得適用單獨宣告沒收之程序者，不論是犯罪物或利得沒收，亦不分是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皆包括在內，抑且對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亦可單獨宣告沒收。惟對物沒收之客體程序，亦可能附隨於已開啟之主體程序，如上所述，於起訴後始因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而無法為有罪之判決，或雖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但檢察官聲請沒收者為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時，亦非不得為單獨宣告沒收。從而，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此與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規定：「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地、沒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裁定之。」係真正客體程序（對物訴訟）之單獨宣告沒收，尚屬有別。至於同法第309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主文內載明所犯之罪，並分別情形，記載諭知之主刑、從刑、刑之免除或沒收。」乃有罪判決書就個案情形應記載事項之規定，與前述判決不受理、免訴、無罪而於判決中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並不互斥。參考法條：刑法第40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 刑法第40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690號 | 七 | [] | （一）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對於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下統稱為住宅）或隱匿其內犯強制性交罪，予以加重處罰。係鑑於人民有免於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保障其性自主權。蓋住宅為個人之私人生活及活動處所，居住其內可以感受平穩及安全，可合理期待不會受他人干擾及破壞，屬憲法第22條保障之居住權。倘經他人無故侵入或滯留其內，甚而剝奪居住者之性自主權，當屬嚴重破壞居住和平及性決定之行為。故所保護對象，自不以該住宅之所有權人為限，即對該住宅因支配管理監督而對該場所具有使用權者，亦同受保障；相對言之，縱行為人為該住宅之所有權人或設籍其內，只要有無故侵入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亦成立本罪。至所稱「無故」，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居住權人同意，而違反居住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並應以客觀標準就個案為觀察，凡為法律、道義、習慣或一般社會通念所應認可，而無悖於公序良俗者，始可認為「非無故」。（二）上訴人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8年6月30日搬離住所，而與告訴人分居，已可認告訴人暫時不願與上訴人共同生活，雖民法第1001條規定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但若雙方協議分居，即係賦與夫妻雙方在此冷靜期內思考是否仍應協力維護家庭和諧及共同生活之可能性，自應予以尊重。縱於分居期間，法律上並未限制上訴人不得返回其住所，但基於兩性人格尊嚴平等保護之立場，自必須具有正當理由或得到告訴人同意，於不干擾告訴人居住安全之情況下始得進入住宅，惟本案上訴人未具任何理由欲強行進入住宅，已遭告訴人拒絕而離去，竟於凌晨夜深人靜時，擅以石塊砸毀窗戶玻璃方式強行侵入屋內，進而對告訴人強制性交，無論從法律、道義、習慣或一般社會通念，由客觀上觀察，難認屬有權合法進入住宅，原審認上訴人應成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 |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732號 | 八 | [] | 110年度台上字第3872號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旨在確保被告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人，不致因其正當行使上訴權利以循求救濟，反而經上訴審法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俾落實憲法所揭櫫訴訟權保障之實質內涵及二重危險禁止之理念。惟在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場合，倘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者，即無上開原則之適用，此為同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例外規定。關於「適用法條不當」而得諭知較重之刑（含等同於刑罰之法律效果，例如強制工作）的判斷標準，以完足保障被告上訴權利之觀點而言，尚不能單純以論罪法條不同為唯一考量因素，而應具體總合衡酌實體及程序上之事項，加以判斷。申言之，除形式上比較應變更或增減之法條其法定刑度或法律效果之差異外，亦應綜合考量原審法院有無實質審酌、論斷該法條所涵攝之事實而予以充分評價。又該法條涵攝之事實，上級審法院應於踐行法定告知程序，並允宜兼及適用法條不當之法律效果後，實質進行辯論等正當程序，以避免造成突襲性裁判。經審酌上開各項標準，在兼顧被告上訴權利之保障下，具體地總合判斷是否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 | 九 | [] | 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即辨識力或控制力欠缺）、「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即辨識力或控制力顯著減低）之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故揭櫫該條項所定原因自由行為不適用不罰及減輕其刑規定之旨，亦即，原因自由行為處罰之原理，著重在精神或心智狀態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之行為人，於原因階段製造風險之行為。認為行為人在原因階段為某行為（例如酒精或藥物濫用等行為）時，已認識或可能預見其後會有侵害法益之危險發生，而仍繼續從事其原因行為，或逕行放棄對後續可能發生侵害法益危險之控制，因而導致法益侵害之失控，自應對其所實現之風險負刑事責任。惟行為人有無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而陷於辨識力或控制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狀，仍須基於行為人自陷於上開情狀之普遍客觀表徵（例如行為人是否有長期酒精或藥物濫用史），予以審認行為人對於自陷於上開情狀下侵害他人法益之行止，有無認識或預見可能性，或行為人是否基於侵害他人法益之目的而自陷於上開情狀等情形，予以具體判斷。至於倘行為人陷於上開情狀係因罹患精神疾病所導致，雖未依醫囑服用藥物或定期回診就醫，仍與行為人於精神狀態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時，故意或過失自陷於辨識力或控制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狀有間，自難遽謂係屬原因自由行為。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 | 刑法第1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 | 六 | [] |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專指利益於被告之事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倘法院已盡曉諭聲請調查證據之義務，檢察官仍不為聲請，或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法院未為調查，即無違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規定。反之，若法院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致事實未明仍待釐清者，逕以證據不足諭知無罪，即非適法。本件證人高○偉、周○國於警、偵訊及第一審均指證被告於案發時以布包著扣案槍、彈交給其等攜帶上車，並經被告迭於偵查中為自白認罪之意思表示。則倘認扣案槍、彈、鑑定書及前揭查獲扣案槍、彈經過之情況證據等，均不足採為佐證被告自白及高○偉、周○國供述真實性之補強證據，仍尚須釐清扣案槍、彈是否確以布包著，原審自非不得曉諭檢察官聲請傳喚實施臨檢之員警到庭作證釐清上開疑點，苟在原審認為重要之此待證事實尚欠明確之下，逕為判決，即難謂已善盡法院之客觀性義務。本件原判決既認由扣案物品清單所載，未見有布巾類之物品扣案，尚無法佐證高○偉、周○國所稱被告以布包裹槍枝說詞及補強被告自白之真實性，而實施臨檢之員警客觀上又非不能或難以傳喚調查，乃原審卻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以為必要之論斷及說明，竟遽認在欠缺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尚難逕因被告供稱「我承認」等語，據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因而為無罪之諭知，致相關事實依然未明仍待釐清，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非完全適法。而此訴訟程序之瑕疵，與被告被訴共同未經許可持有扣案槍、彈罪嫌成立與否之認定具有重要關係，尚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第273條第1項第5款、第301條第1項 |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第273條第1項第5款、第301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904號 | 七 | [] |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證人有此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或稱拒絕證言權，旨在保障證人不自證己罪之權利，避免證人在偽證處罰之負擔下，必須據實陳述而為不利於己之證言，致陷於窘境。因之，證人之陳述倘無使自己有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危險，即無適用上開規定之餘地。此所稱得拒絕證言之陳述，係指因證言之內容本身，而有使證人自己因此遭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虞而言，包括攸關證人自己構成刑事責任之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及可得推認其犯罪事實基礎之密接關聯事實，惟不包含使其受刑事責任以外之其他不利益之情形。且所稱使證人自己有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危險，乃指具有客觀上合理推論之可能性而言，倘單純證人主觀上之危懼、不安，則不與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 | 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955號 | 十 | [] | 關於「外國裁判之效力」，因犯罪之審判，乃國家主權行使之表現，因此刑法之適用與審判權之行使，並無國家與國家間相互之替代性。故同一犯罪行為，除非兩國或地區間另有條約明定，否則即便曾經外國政府或地區加以起訴、審判及處罰，我國司法機關仍應依法予以追訴處罰（但刑法第5條至第8條之例外規定除外），不受外國裁判效力之影響。故刑法第9條規定：「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即在維護本國司法權之完整性，不受外國政府干涉，為國家對外主權獨立之重要表徵（另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4條亦有類似規定）。究其原因，乃係每個國家各有其維持刑罰之目的及保護之法益，尤其是嚴重侵害本國國家及社會法益之犯罪，若外國裁判未能達成本國原設刑罰之目的或其保護法益之任務，自應由本國自己行使及維護，以確保國家之存立與安全。惟若被告因同一犯罪行為已經外國裁判確定並受刑罰之執行，則對國家於犯罪處罰之利害關係與被告之人身自由間就必須有所調和，此即刑法第9條但書規定法院得視個案情形酌量是否免被告宣告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之意旨。換言之，刑法第9條對於「外國裁判之效力」，只是排斥在外國已執行之刑於本國重複執行，不涉及裁判上之國際性「一事不再理」或「重複處罰」問題。但法院於裁量本案刑期、是否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或其多寡時，非不得參考外國司法制度及裁判之公正、良窳，暨監獄執行及效果之完善、缺漏與否，在裁判時予以適度調整。參考法條：刑法第9條 | 刑法第9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 | 一 | [] | 有關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製造，其既、未遂之判斷標準，本院先前裁判存在歧異，或以為：行為人於產製過程中，經異構化階段，若已產生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物，縱富含雜質、純度不佳，因已處於隨時可供萃取使用之狀態，不論該物為液體或固體，均應認製造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已達既遂；至於最後之純化階段，僅係去其雜質並使之固化為結晶體，以提高純度、品相及方便施用；如謂須俟純化成結晶體始為既遂，不但與甲基安非他命製造結果所呈現之化學反應狀態不合，且不足以遏阻毒品之擴散，達到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扣押物經鑑驗結果，已檢出甲基安非他命成分，表示已完成化學反應，而處於隨時可供萃取使用之狀態，應認已達既遂階段，而與可否達成其實際上之目的（例如：供施用或販賣）無涉（甲說）。或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規範麻醉藥品及影響精神物質，以防止其流用、濫用，因之於第2條第1項明定該條例所稱毒品，係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含有該等藥品、物質成分者，倘非可供施用，因無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可言，即非該條例所列管之毒品；從而所製造之毒品，若因製造程序未完成，尚未可供施用，仍非屬毒品條例所指之毒品，其製造之行為應僅該當於製造未遂罪。扣押物經鑑定結果所含甲基安非他命或數量微小、純度不高，或甲基安非他命與毒品先驅原料甲基麻黃等混合驗出，此與一般毒梟被查獲製造完成之甲基安非他命結晶成品動輒數千至數萬公克顯然有別，是否已製成可供施用而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合乎毒品條例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而達製造既遂之階段，殊有可疑（乙說）。本合議庭經評議結果，認以甲說為當，並補充以下理由，於民國110年5月27日以110年度台上徵字第395號徵詢書徵詢本院其他刑事庭是否支持：①毒品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係該條例所稱「毒品」之定義性規定，並非製造毒品既、未遂之判斷依據。②甲基安非他命之製造方法不一，實務上常見有紅磷法（或稱紅磷碘化法）、氫氣法（或稱艾蒙德三階段法）。某種製造方法應達如何階段始能謂製造程序完成，並無定則，法院實務上無從亦不宜定其標準。③甲基安非他命應製造至何階段、呈如何之狀態（固態抑液態），或至少應含若干比例之毒品成分，始可供施用，並無可供判斷之一致準則；且成癮與否，與施用之頻率、數量、持續時間及個人體質等諸多因素有關，毒品成分低是否即無「市場需求」或不具成癮性，恐非必然。換言之，若謂成分微量即純度不及1%，尚非可供施用，且不具成癮性，而認未遂；則須含若干比例始可供施用或具成癮性？不僅不具明確性，法院實務上亦無從認定。何況，以艾蒙德三階段法製成之鹵水，或以紅磷法製成之黑色液狀物，雖尚未使結晶，若已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亦無證據證明其絕無施用可能或毫無販賣價值。④依上說明，援引毒品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作為判斷製造毒品既、未遂之依據，應有誤會；且所持製造程序未完成、不具成癮性、濫用性，或非可供施用等因素，不僅有欠明確，於法院實務上亦難以認定。因此，若卷內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製造之物品已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不問其製造方法、呈現之狀態或比例若干，即應認屬製造既遂。此不僅合於毒品條例之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亦因要件明確，而使人民得以遵循。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3997號 | 一 | [] | 數人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共同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已逾5萬元，然個人實際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係在5萬元以下，是否該當系爭規定所稱「5萬元以下」之要件？此一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依徵詢程序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因而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11年7月27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997號裁定，宣示主文：「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並於裁定理由說明：共同正犯係以完成特定之犯罪為其共同目的，彼此間就該犯罪之實行有共同犯意聯絡，而各自本於共同之犯意，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正犯之行為，以完成犯罪。故共同正犯間，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其各自分擔實行之行為應視為一整體合一觀察，予以同一非難評價，對於因此所發生之全部結果，自應同負其責，乃有所謂「一人著手、全部著手」、「一人既遂、全部既遂」之定論，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或稱責任共同原則）之法理。共同正犯藉由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其危險及惡性均甚於單獨正犯，故刑法中不乏對共同正犯加重處罰之規定（如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第321條第1項第4款、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等）。而公務員利用公務行政體系上下指揮監督或彼此平行連結之模式集體貪污，擴大犯罪規模，使犯罪易於遂行，且難以查獲，相較單獨正犯尤無從等同視之，倘因涉案者為複數行為人，朋分賄款稀釋犯罪所得，即可邀減刑寬典，不但有違共犯責任理論，且無異變相鼓勵公務員糾眾集體貪污，殊悖貪污治罪條例嚴懲貪污、澄清吏治之立法目的。系爭規定乃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鑑於客觀上所得或所圖得之財物或不正利益為5萬元以下之貪污行為，其刑罰需求性較低，為避免處罰過於嚴苛，期能以較輕刑罰相繩，俾免輕罪重罰之弊。是有無立法者所認刑罰需求性降低之情形，就共同正犯而言，需就所有犯罪行為人之行為及其結果予以整體評價，此與個人減輕或免除刑罰事由僅取決於個人情狀之性質迥異，自無從排除責任共同原則之適用。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9條原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財物在（銀元）三千元以下者，適用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嗣於62年8月17日移列第12條，並修正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各款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適用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其立法說明載稱：「原第九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適用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則犯本條例第四條第六款及第五條第三款之要求或期約賄賂罪，或第四條至第六條其他各款之未遂犯，既無『所得』財物，是否有其適用，解釋上頗滋困擾，為杜絕爭議，故將原條文『所得』下增加『或所圖得』財物，俾將前述並無實際所得之各種犯罪，亦可賅括在內。」迨至81年7月17日為免輕重失衡，固將法律效果修正為「減輕其刑」，並參酌社會經濟情況，將適用標準提高至「新臺幣五萬元」，然其餘適用要件並無不同。據其修法歷程，系爭規定與行為人之實際所得無必然關連。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固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惟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此與責任共同原則，旨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關係中責任之認定，係屬二事。至於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免其刑之規定，係鼓勵公務員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如認尚需代繳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不免嚇阻欲自新者，當非立法本意，與系爭規定之立法旨趣截然不同，殊無從比附援引。自不得以本院就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已不採共犯連帶，或同條例第8條「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係採只需繳交個人實際所得即有適用，逕謂系爭規定亦應為相同解釋。又上開2規定固均屬刑罰減輕事由，然規範意旨相異，為不同之處理，非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難認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有違。另個人所分得財物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如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個人實際犯罪所得，或有刑法第59條所示情輕法重之情形，仍得適用各該規定減免其刑，自屬當然。綜上所述，系爭規定「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等旨，已就本件前揭法律見解予以統一。據此法律見解，本件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其理由之說明，上訴人關於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與吳○貴為共同正犯，雖上訴人個人犯罪所得為3萬4,750元，但與吳○貴共同犯罪所得合計為6萬9,500元，已逾上開減刑規定之所得財物5萬元，原判決未適用系爭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於法無違。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 | 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086號 | 三 | [] | 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3款規定，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縱或性侵害被害人針對被害經過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情形所為書面陳述，而具累積性質，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對於該被害人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其重複指證被告犯行是否屬實。不得僅以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原判決針對乙女非預期供訴訟使用於104年間書寫抒發心情之備忘紀錄（記事紙條），與前述案內其他證據資料及戊男證述上訴人試圖阻止該事證提出各情，經綜合為整體判斷，如何足認乙女指證上訴人前述犯行屬實，並非虛構，業敘論其取捨判斷之理由，並無違法。縱除去丙女等其他證人轉述該備忘紀錄內容之傳聞證據，於結果並無影響。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 |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099號 | 一 | [] | 搜索，依照搜索之目的為基準，可區分為調查搜索以及拘捕搜索，倘搜索之目的在於發現犯罪證據（含違禁物）或可得沒收之物，是為調查搜索，搜索程序之後往往緊隨著對物之扣押程序；惟若搜索之目的在於發現被告者，稱為拘捕搜索，搜索之後通常緊隨著對人的拘捕，此際搜索係屬拘捕之執行方法。而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於下列情形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⒈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⒉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⒊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此條容許之無令狀搜索，乃學理上所稱之「逕行搜索」，係針對發現被告（人）而發動，必為拘捕搜索，除在逮捕被告後結合刑事訴訟法第130條得對被告為附帶搜索外，不得再為其他搜索；縱使為確定有無其他共犯足以威脅警察安全或湮滅證據的目的，允許執行搜索員警得採取所謂「保護性掃瞄搜索」，亦僅限於在目光所及處為之，自不能再進而翻箱倒櫃實施調查搜索，二者有別，不可不辨。否則，以逕行搜索（拘捕搜索）之名，實施調查搜索，客觀上已然違背法定程序，於主觀上亦涉執法者是否有故意違法搜索之意圖（明知故犯），係屬權衡違法搜索所得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之重要判斷事由，事實審法院自應究明，以妥當適用法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1條 | 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1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09號 | 七 | [] | 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825條定有明文。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時，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力。共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且因共有人間互負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地上物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相關法條：民法第425條之1、第825條 | 民法第425條之1、第825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120、4411號 | 八 | [] | 依刑法第13條規定，犯罪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構成犯罪之客觀事實，而決心予以實現或容認其實現，是犯罪故意須對於與犯罪構成要件合致之具體事實有所認識。對犯罪客觀事實認識錯誤，即所謂「事實錯誤」，將阻卻故意責任。惟若行為人對於具體事實之認識並無錯誤，但對於該具體事實在法律上評價亦即行為違法性之認識有誤，即所謂「禁止錯誤」，於行為人之故意責任則不生影響，僅得依刑法第16條規定，視其是否有無法避免之正當理由而免除其刑事責任，或按情節減輕其刑。又刑罰法律變更，係指法律本身文字上之變動，已致使法規範之評價範圍、成罪條件及法律效果發生實質上之改變。法律規定本身不能或不自為完整之規定，而藉助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補充以完足其構成要件，即所謂「空白刑法」，其用以使空白刑法完足之補充規範，不僅屬空白刑法之部分內容，且亦常由於其補充，使空白刑法之評價範圍、成罪條件及法律效果因此完足，而得以有效發揮完整之規範效果，自應視之為空白刑法之一部分，故對屬空白刑法之補充規範不論係法律或行政命令認識錯誤，概屬違法性認識錯誤之範疇。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處罰轉讓禁藥罪規定所指之禁藥，係藉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加以補充。甲基安非他命於民國75年7月11日經公告禁止使用而成為禁藥，其同時亦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者，仍應依上開藥事法轉讓禁藥罪論處，行為人苟已知所轉讓之客體為甲基安非他命，即應認其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故意，縱不知甲基安非他命業經公告為禁藥，亦僅屬違法性認識錯誤，對其故意之行為責任尚不生影響。依刑法第16條規定，違法性認識錯誤，依其是否因正當理由無法避免而免除或減輕刑責。行為人為恪守合法之要求，自應與時俱進，於行為前審查己身既有關於法秩序之信念，適時修正使之與法秩序客觀標準相契合，否則自應因其疏於審查行為違法性負責。故對行為人關於違法性認識錯誤有正當理由而無可避免之抗辯，自應依一般正常理性之人所具備之知識能力，判斷其是否已依符合客觀上合理期待之時機、方式等，善盡其探查違法與否之義務，舉如：考量空白刑法補充法規之倫理性與專業性、其公告後已施行期間之久暫，及違法性錯誤可能造成之危險大小等，其倫理性高而專業性低致容易或普遍為人所知、施行已久或造成之危險大者，較高之探查義務，應屬客觀上合理之期待。參考法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刑法第13條、第16條 |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刑法第13條、第16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186號 | 二 | [] | 按政府採購法第88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違法審查圖利罪（以下或稱本罪），係以「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設備或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為構成要件。至所稱「違反法令之審查」為何？首應先究明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為建立政府公平、公開之採購制度，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政府採購法就辦理採購之招標、決標、履約管理及驗收等事項，訂有明確之規範，俾辦理採購之機關及廠商以資遵循，是乃依法律課予之義務（誡命）。其中，關於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勞務採購履約管理之有關監造、審查事項，該法第70條明定：「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等事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之組織準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其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財物或勞務採購需經一定履約過程，而非以現成財物或勞務供應者，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同法對於驗收事宜亦規定於第72條第1項：「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核屬就公共工程勞務採購之審查（檢驗、檢查、分段查驗、驗收等）事項明定之規範。規範之對象不惟辦理採購之機構，同亦包括受機關委託辦理採購監造、審查之人員。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落實政府採購法第70條公共工程採購品質管理，並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要求，定有「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辦理本案採購之嘉義縣政府亦定有「嘉義縣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及「嘉義縣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品質管制規定」，資為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規定。以上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72條之規定併同其授權訂定之相關規定，其內容核屬公共工程之監造人（廠商），就辦理公共工程之監造、審查所應遵守之誡命規範或禁止規範。申言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之勞務採購，並將公共工程之監造、審查另行委託第三人（廠商），進而與之訂立監造契約，契約內容因個案需求而將上開法令對於監造人辦理審查之檢查程序、檢驗標準及分段查驗之規定予以具體化，則該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監造、審查之人員，倘違背監造契約所約定之監造及審查應循事項，不惟單純違背民事契約，益屬違背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具有刑事違法性，已然該當於本罪所稱「為違反法令之審查」之構成要件。倘於本罪之釋義未予明辨，致適用法規不當，自屬判決違背法令。參考法條：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72條、第88條 | 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72條、第88條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257號 | 五 | [] | 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指法律上有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者（即居於保證人地位），其類型有因對特定法益之保護義務者，包括依法令規定負有保護義務之人、自願承擔保護義務之人、生活共同體或危險共同體之組成員、公務員或法人機關之成員，及因對特定危險源之責任，包括為危險前行為之人、對於危險源負有監督或看管義務之人、商品製造者等。然此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保證人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歸責原則。從而，法院對於是否成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除審查有否「應防止」之保證人義務外，尚應對於行為人是否「能防止」及其結果是否具「可避免性」等項，詳予調查，並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本於職權審慎認定，並於理由中妥為記載，方為適法。上訴人除始終否認有保證人地位外，另辯以：民○公司內部對於告訴人有做完善之教育訓練，即便告訴人具有學徒性質，也應熟悉系爭起重機之相關設備用途，而不得踩踏於支撐腳上，況且當天其專注於發動機之維修，不可能兼顧告訴人是否從事危險舉動等語。而稽之卷內筆錄所載，告訴人於偵訊及第一審證稱：在民○公司任職時，公司有教育訓練，主要是安全講習，有告訴伊要從固定樓梯下吊車，不可以從支撐腳上下車，伊沒有告訴上訴人及范○騰2人伊要從支撐腳下車，上訴人說要去試車後，范○騰才去發動車子的引擎，伊有聽到車輛發動的聲音，支撐腳垂直收起時，伊還站在甲板上，可以感覺到車子在動，伊是倒退下車，從雙腳踏上支撐腳到被夾傷大約是1、2秒的時間等語。倘若非虛，似與上訴人上揭所辯尚無齟齬，非不得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原判決未予採納，未說明其理由，已嫌理由欠備。參考法條：刑法第15條第1項、第284條 | 刑法第15條第1項、第28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269號 | 九 | [] | 我國於民國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同年11月20日施行）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簡稱：CRC）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此公約第3條第1項明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即係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貫穿本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換言之，在攸關兒童任何問題解決時，必須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最優先考量或採取最符合兒童利益之選擇。本公約第9條第1項前段、第2項固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乃係鑑於父母有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及義務，應由父母共同承擔家長責任（見民法第1084條、第1089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條前段），即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健康、安全、教育、社會參與、表意與福利等權益，由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母為之，普遍被認為最符合兒童最佳利益。是倘夫妻離婚或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原則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亦應由夫妻協議一方或共同擔任，如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則由法院考量子女最佳利益為裁判（參見民法第1055條、第1089條、第1089條之1）；另民法第1055條之1關於裁判離婚未成年子女監護之「友善父母」條款，亦係為維護子女最佳利益，應讓孩子與未同住父母維持密切聯繫並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均基於父母雙方若因自己因素無法相互或與兒童共同生活時，仍應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為最妥適之安排，以保障兒童之健全發展。是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要係為防止家庭分離並維護家庭圓滿和諧。惟當父母無法妥適照顧甚或傷害兒童時，本公約第19條第1項亦明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同時，該公約第9條第1項但書亦規定：「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等語，即說明本公約第9條其目的不在於完全禁止兒童與父母分離，而於：㈠、具備正當理由；㈡、以前揭正當理由做出之公平決策；㈢、兒童於分離後，仍保有與其父母聯繫之權利時。仍得違背兒童父母之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特別是父母對於兒童為傷害、虐待時，此時兒童與父母分離即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一切對受虐兒童之責任通報、保護安置機制及家庭處遇計畫（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第56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及交由其他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庇護，或改定監護人、核發保護令等「替代性照顧」及相關利於兒童措施（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5項、第60條、第71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43至47條）之建立與介入，即能適時彌補兒童與父母分離造成之缺憾。做為父母者，應謹記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其違法行為之保護傘。參考法條：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第9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 |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第9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370號 | 一 | [] | 被告有詰問證人及與之對質之權利，其中所謂對質，係指被告與證人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陳述有不同或矛盾時，使彼等同時在場面對面，針對疑點互為質問、解答，彼此同時有質問之權利與回答之義務，法院藉由觀察彼等問答之內容與互動，親身感受而判斷何者之證言或供述較有證據證明力，以求發見真實。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對質權之規定見於第97條及第184條，而關於詰問權則另規定於第166條以下之交互詰問程序，二者規範不同，內涵亦有所差異。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固宣示「對質」與「詰問」係憲法第8、16條明文保障之基本權事項，然繼以釋字第582、592號相續解釋內容，僅就「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並未再次肯認「對質」亦須踐行之法定程序，似有意將「對質」之位階，予以和緩。且從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更進一步闡示：「刑事訴訟法雖規定被告有數人時，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惟此種對質，係由數共同被告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陳述有不同或矛盾時，使其等同時在場，分別輪流對疑點加以訊問或互相質問解答釋疑，既毋庸具結擔保所述確實，實效自不如詰問，無從取代詰問權之功能。如僅因共同被告已與其他共同被告互為對質，即將其陳述採為其他共同被告之不利證據，非但混淆詰問權與對質權之本質差異，更將有害於被告訴訟上之充分防禦權及法院發見真實之實現」，已指出「對質權」與「詰問權」二者之本質差異。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證據調查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法院僅於例外情形依職權作補充性之調查證據，且依同法第97條第1項但書規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及第184條第2項明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足見行對質之主體在審判程序為審判長，而對質之客體為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被告與證人、證人與證人，命對質與否係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藉以作為補充詰問之不足。法院遇得否命對質之疑義，固應受裁量權一般原則之拘束，非可任意為之或不為，但凡事證已臻明確，縱經被告聲請對質而法院不命為對質者，亦不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 | 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393號 | 二 | [] | 刑罰有關投票行賄、受賄罪之規定，旨在防止賄賂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而採取預防性質之規範措施，故選罷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均規定只要向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犯罪即已成立，至於有投票權人日後是否為其投票權之不行使或一定行使，或因故喪失投票權而不能行使，皆非所問。依其立法本旨，行為人依據選舉結果已知其當選為議員或代表，而認知其具有正、副議長或正、副主席選舉之投票與候選資格，並預期於宣誓程序後即得為投票權之不行使或一定行使，則其本此因果歷程必然實現之認知與預期著手對其他當選人實行賄選行為，則於期約、收受賄賂之其他當選人因宣誓就職成為現實之有投票權人而完成犯罪時，基於對向犯之犯罪性質，行為人自亦成立期約、交付賄賂罪，不因事後行為人因知悉檢調偵辦故不予宣誓就職，或因受羈押致不及宣誓就職而有所影響。本件原判決說明林○山於當選區民代表後，已預期其經宣誓程序後即得參與代表會正、副主席之選舉，進而本於此認知與預期，與具有犯意聯絡之呂○雄對朱○益為期約賄賂，則於朱○益宣誓就職而為現實之有投票權人時，林○山已該當選罷法第100條第1項之期約賄賂罪，嗣後縱因其遭逮捕、羈押而無法如期宣誓就職，亦無從解免其犯意等旨，因而認原審辯護人所辯林○山並未宣誓就職即不該當期約賄賂罪云云為不可採，即無林○山上訴理由所指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是林○山之上訴理由，並未依據卷內整體資料而為具體指摘，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 | true | Aaronfong | 110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
110年度台上字第446號 | 一 | [] | 關於法院對於犯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下或稱系爭規定）之罪，而情節輕微之被告，於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下或稱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限期修法期間內，得否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之法律爭議，經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經徵詢其他各刑事庭之意見後，有不同之見解，乃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3規定，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446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於111年6月22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446號裁定，宣示主文：「法院對於犯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之罪，而情節輕微之被告，於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限期修法期間內，不得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司法院大法官職司解釋憲法及對法規範進行合憲性控制，其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各級法院」作為國家機關，應受大法官解釋之拘束，並應依解釋之意旨為裁判。2.釋字第790號解釋文並未宣告系爭規定之罪之構成要件違憲，只是認為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不符，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且解釋文並無「自本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之諭知。關於「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部分，應係為尊重立法形成自由（立法院或可能於1年內即修法，內容或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基於法安定性及法實效性之衡平考量，所採違憲「定期失效」的宣告。至解釋文有關「逾期未修正，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依本解釋意旨減輕其法定刑至二分之一」部分，則係為即時保障人身自由權，提出過渡規範，具體指示法院於修法期限過後至立法完成前，得於裁判中對情節輕微之被告，減輕其法定刑至二分之一，以實現解釋的內容。上開「定期失效」的宣告及其配套的過渡規範暨相關執行措施之諭知，皆有拘束各級法院之效力。3.釋字第790號解釋文僅諭知限期修法期限過後至立法完成前之期間內，法院就尚未確定之類似案件（指情節輕微之非原因案件）得適用過渡規範，並未諭知於修法期限屆至前，亦有過渡規範之適用。再者，法院將類似案件之審判程序延至新法修正公布後或釋字第790號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後，始予終結，較符合已於111年1月4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54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價值取向。況系爭規定於修法後，有可能較適用過渡規範，對被告更為有利。4.從而，法院對於犯系爭規定之罪，而情節輕微之被告，於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限期修法期間內，不得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本院刑事大法庭已就上開法律爭議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原審未待1年修法期間屆至，逕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被告3人之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 | 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 | true | Aaronfong | 111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